2011年对于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董事长关建中而言是硕果累累的一年，继2010年7月大公一次性发布50个典型国家的主权信用评级，引发全球热议之后，这家异军突起的中国评级机构在2011年再度做出了精准的判断：2011年8月3日，大公宣布将美国的本、外币国家信用等级从A+下调至A，展望为负面，此举比标准普尔公司调低美国信用评级还要早两天。

　　自2010年7月大公发布初评结果至今，西方三家评级机构已经在对多个国家的级别或展望调整中出现了向大公所给级别跟进的现象(表1)。“大公的独立性和影响力已经得到世界的高度认可，现在很多国外评级机构也在研究我们的技术方法。”2011年12月20日，刚刚成为央视“经济年度人物”候选人的关建中接受了《环球财经》杂志的专访，“虽然目前国际评级体系依然是西方占主导，但我们可以看到，因为大公的出现，西方评级机构也在进行一些调整。”

　　然而，在关建中看来，仅仅对西方主导的评级体系进行微调还远远不够，要使世界经济走出危机的阴霾，必须以构建新型全球信用体系为根本，以重构国际评级体系为前提。“作为全球最大债权国之一的中国拥有国际评级话语权，对整个世界经济是有好处的。”关建中表示，在这个全球信用体系面临重构的关键时刻，发出来自中国的声音，正是大公所承载的历史使命。

　　金融危机本质上是

　　对信用关系的调整

　　“在当前的国际债权债务体系中，净债务国为77个，净债权国为22个。2007年全球外债总量是62.5万亿，排在前15位的债务国所欠外债占了90%以上，它们都是发达国家，其中12个是被西方评级机构评为3A级的国家，其中有7个国家已经深陷债务危机。”关建中对《环球财经》表示，本次金融危机，实际上就是国际信用关系的调整过程。而信用关系之所以需要调整，是因为西方债务国长期控制国际评级的话语权，颠倒了债权债务关系的基本原理。“当债务人拥有评级话语权，他们所考虑的当然是如何借到更多的钱，而非实际的偿债能力。”尤其是三大评级机构，其背后的实际控制人与华尔街大型金融机构的实际控制人源出一脉，这不仅导致了对评级机构本身的公正性与真实性的质疑，更深化了“下调评级-投机资本做空”这一利益链条，从而放大了国家信用风险。

　　关建中认为，当前全球信用体系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第一为世界统一货币阶段，即从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到1973年这一体系崩溃共29年时间，美元与黄金直接挂钩，限制了信用脱离实体经济发展需要的过度扩张，因此信用关系最为稳定，不可能发生大规模的违约事件；第二为国家创造信用需求阶段，此时布雷顿森林体系虽不复存，但国家创造信用仍以现实财富为基础，信用体系也是稳定的，不会发生系统性的债务危机；第三为市场创造信用需求阶段，由市场依据经济体未来可能创造的价值，设计一系列融资工具来创造信用，这意味着现代国际信用体系正式形成；第四为虚拟信用需求阶段，此时的信用创造不但没有现实财富作为基础，甚至没有未来创造财富的能力为支持，西方发达国家开始鼓励缺乏实际偿付能力的低收入群体借债和对已形成的借贷关系进行反复开发，创新信用衍生产品，人为设计信用需求。

　　“这些做法发展到现在，发达国家政府可用的信用资源已经非常少了，但仍可以有恃无恐地通过继续创造信用来解决危机，其背后的支持力量，一是全球储备货币的发行权，二是国际评级话语权。”关建中告诉《环球财经》，“人们常说担心世界经济二次探底，我却认为世界经济还没有到底，长期不真实的评级信息导致目前的国际债权债务关系是泡沫化的、不真实的，只有发达债务经济体的经济进入衰退期，其信用评级向真实的经济发展状况回归，世界经济才算真的到底。”

　　走出金融危机的关键

　　在于评级体系的变革

　　对金融危机与信用评级内在关系的认识，使得改革国际信用评级体系的呼吁不再只是一句响亮的口号。在大公国际的网站上，清晰记录了包括前欧盟主席普罗迪、法国金融监管委员会主席朱叶、菲律宾央行副行长迪瓦·贡古多等来自欧洲、南美、亚太各国的政要、机构和企业领袖对大公的造访。“我对一些外国大使和许多政商人士谈起大公改革国际信用评级体系的构想，他们都很认可。”关建中笑言，“在这个意义上，大公在国外被接受的程度远比在国内高得多。”2011年2月，他在吉隆坡提出构建新型国际评级机构的倡议，目前已经得到以“金砖国家”评级机构为代表的十几个机构的积极响应。

　　“我认为当前正是改革国际信用评级体系的最好时机。因为金融危机和挽救危机的失败唤起了国际社会的改革意识，而国际评级体系改革的理论准备也已经完成。”关建中向《环球财经》介绍道，他认为新型国际信用评级体系模式应由三大部分构成：国际信用评级监管组织、国际信用评级机构和国际信用评级标准。其中前两者应是由各国评级监管机构和信用评级机构组成的非主权组织，这样才能改变现有的严重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的国际信用评级标准，重新建立客观的评级体系。

　　在其他国家，改革国际信用评级体系的呼声同样日渐高涨。2011年6月，欧洲议会公布了名为《加强评级机构管理》的全体会议非法律决议，认为目前三大评级机构在欧洲有太大主导权，号召欧委会设立完全独立的信用评级基金，并制定详细评价办法。然而，关建中认为，单纯靠欧洲国家的力量，很难建立起真正可与美国评级机构抗衡的新兴评级体系。

　　“美国之所以能够获得国际评级话语权，具有特定的历史原因。美国的资本市场发展较早，而且在1985年以前，它一直是一个净债权国，因此才能建立起国际信用评级的话语权。但是1985年之后，美国成为净债务国，美国人的心理就发生了变化，开始倾向于建立一个扭曲的信用评价体系。”关建中分析道，“而欧洲并不具备这些条件，首先欧洲长期依赖于美国的信用评级，欧债危机爆发之前，欧洲人从没有认为美国的评级有问题。现在他们提出要建立自己的评级机构，欧洲国家领导人将之视为政治问题，所有的欧盟成员国要投票达成一致，这将使问题变得异常复杂。其次，欧洲现在已经是一个债务经济体，债务方若想建立起一个让别人认可的评级体系，将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

　　争取评级话语权不仅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型债权国的义务，更是国家经济金融安全的需要

　　如果欧洲不具备争夺国际评级话语权的实力，还有哪个国家更适合呢？“当然是中国！”关建中坚定表示，“中国要在世界经济复苏的过程中起到火车头的作用，对世界经济增长做出更大的贡献，就应该去争取国际评级话语权。在这件事上我们不能羞羞答答，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之一，债权国拥有国际评级话语权，对整个世界是有好处的，因为它要考虑把钱借给谁能创造更多的价值。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债务人拥有评级话语权，立足点只在如何借到更多的钱。”

　　“我认为中国应该旗帜鲜明地提出，中国拥有国际评级话语权，不仅是为了中国，也是改变世界经济失衡、挽救全球信用危机的一个很重要的措施。”关建中认为中国有三方面的优势：第一，中华民族历史悠久的文化赋予我们独立的思想和意识形态；第二，中国人具备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方法；第三，中国具备经济上的债权国地位。这三条都是中国争取国际评级话语权时最强大的后盾。

　　长期以来，占据主导权的三大评级机构对美国和其他国家一直采取双重标准。欧债危机爆发后，三大评级机构不断调降多个欧洲国家的债务评级，使许多国家的融资成本急剧上升，加剧了危机的蔓延，而对美国国债信用却“格外开恩”。关建中认为，美国经济的很多问题比欧洲还要严重，之所以产生这种信用评级上的差异，“一是美国拥有国际储备货币的发行权，二是评级机构对欧洲和美国采取了双重标准”。

　　“对新兴债权国采取双重标准，也是主流评级机构的一贯做法。例如中国是世界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之一，获得的主权信用评级还是只有AA-。这三家机构对俄罗斯等新兴市场的评级，也都是有问题的。这种评级话语权对世界宏观经济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要超过国际储备货币发行权的影响。”关建中表示。

　　如果西方利用评级主导地位影响国际宏观经济的情况继续下去，中国的经济发展将长期面临这种国际环境，这将给中国国民经济带来长期负面影响。因此，争取评级话语权不但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型债权国的义务，更是国家经济金融安全的需要。关建中提出，争取国际评级话语权正是我国经济安全从“被动防守”转向“主动出击”的关键一环。“目前我国制定了许多政策措施，来应对国际宏观经济和信用环境对我们的影响。我认为这些措施是正确的，而且在短期内就能看到成效。但这些毕竟只是应对方案，是被动的，我们应当主动创造一种有利于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外部环境。”

　　民族品牌国际化是大公的使命

　　然而，中国评级机构的实际情况却并不乐观。目前我国规模较大的全国性评级机构有大公国际、中诚信、联合资信、上海新世纪4家。自2006年起，美国评级机构就开始了对中国信用评级机构的全面渗控。那一年穆迪收购中诚信49%的股权并接管经营权，并约定7年后实现绝对控股；2007年，惠誉收购了联合资信49%的股权并接管经营权；2008年标普也与上海新世纪建立起战略合作关系。外资几乎控制了中国三分之二的信用评级市场。目前，完全由中国人掌控的有影响力的信用评级机构，仅存大公一家。

　　事实上，大公同样曾受到丰厚国外资本的诱惑。1999年，大公与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穆迪签署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技术合作协议，打开了中国资信评估开放的大门。此后几年，两家公司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穆迪也在2002年顺势提出了以3000万美元收购大公股份的要求，却遭到大公的拒绝。当被问到当年拒绝穆迪收购的原因时，关建中答道：“大概只是单纯地出于对国家和民族的责任感吧。”

　　“在中国现有评级机构的格局中，谁最有条件履行替债权国争取国际信用评级话语权的历史责任？我认为大公至少有三方面的优势，可以证明我们已经在除三大评级公司之外的那部分国际评级市场居于引领地位。”关建中表示。

　　“首先，我们成功预警了欧美债务危机，引领了一场评级技术革命；第二，我们在评级思想理论上的创新，率先提出危机就是信用关系的调整过程，为人们提供了一种认识危机的思想武器；第三，大公凝聚了各国的新兴评级力量，正在推动国际评级体系改革。”

　　关建中告诉《环球财经》，大公的发展战略正是要实现民族品牌的国际化，站在中国是世界最大债权国之一的角度，捍卫中国的债权资产安全。“希望外界不要认为大公是一家民营企业，所做的一切就都是企业行为。事实上，大公的发展目标和我国的国家战略是高度一致的。同时，大公对债权国利益的捍卫，与世界各国早日走出信用危机的共同目标也是高度一致的。”

　　“因此我们也希望，作为最大的债权国之一，我们中国的机构和企业能够率先认可和使用大公的评级结果。”关建中诚恳地说，“这将有利于大公走向世界，履行我们所承载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