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在耶鲁大学获得金融经济学博士学位之后，陈志武先后任教于威斯康辛-麦迪逊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和耶鲁大学，近年并兼任清华经管学院、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长江商学院特聘教授或讲座教授，如此的职业经历,令他有机缘对中西商学院的制度机制、运作模式和发展历程进行了多年深入的观察。

　　在陈志武看来，优秀职业经理人的极度稀缺，决定了中国商学院在未来若干年内仍将保持快速增长势头，但商学院发展所面临的大环境远未达到理想状态。体制上的缺陷若不能得到妥善解决，中国商学院在世界商学院丛林中的上升空间殊为有限。

　　南风窗(以下简称《南》)：MBA教育传到中国以来，国内商学院在教育模式上基本上处于引进、吸收的阶段。你在耶鲁教MBA和博士生，跟光华、长江也有很好的合作，对中西两边的情况都非常了解，你觉得在引进过程中，学得最像的、或者说最成功的是什么？

　　陈志武(以下简称陈)： EMBA是学得最成功的。现在的北大、清华、长江商学院、中欧商学院等等，在EMBA 教育上与美国的EMBA基本上没有什么差别。从教学方式，包括案例教育及一般性的原理教育，到教学内容上基本上都一样。我个人甚至觉得，在中国整个教育体系中，EMBA是跟国外接轨最近的。

　　按照信息经济学，这点其实很好理解。一般来说，学员和老师之间在知识上、信息上总是处于非常强的不对称状态。托儿所和幼儿园的小孩子，连说话都不太会，他们怎么有能力知道老师给他们提供的教育质量是否到位、内容够不够多、教得好不好？到了小学，小孩长大一些了，学生作为教育服务的购买者跟老师作为服务的提供方之间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会好一点。到中学时，学生判断老师好不好的能力又上升一点。到大学、再到研究生阶段，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会继续下降。而到了EMBA这个层面，相对来说，学员和老师之间信息不对称的程度是最低的，尽管还是存在。

　　EMBA学员能够理解、判断哪些老师教的知识对他们有用，哪些老师教得不好，离他们的兴趣相差太远等等。也正是因为这样, EMBA教育的市场化程度最高。一般说,服务的购买者和提供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越低,这种服务就越能由市场交易来做,就越是不需要政府管制,或说政府就越不该管。从信息对称不对称、学员有没有能力判断老师的水平这个角度来理解的话，很好理解为什么EMBA在高度市场化竞争的安排之下，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很快就赶上美国和其他西方发达国家的同类教育水平。这是很大的成功。

　　从根本上来说，之所以这些年EMBA给中国的管理理念的教育带来这么大的贡献，加深了人们对商业模式的理解运用, 是因为直到两三年以前，EMBA教育总的来讲是一个没有受到管制的全新项目。EMBA在早期这些年，基本上处于一个自由市场、不受中国教育部管制的时候，活力是最强的，创新的空间是最大的。所以这也在某种程度上，使得EMBA教育在短短几年里一下子就赶上了美国，无论是内容还是方法上都没有多大的差别。

　　《南》：管得越少，发展得越好，也就是说，管理体制问题是目前MBA发展的最大障碍？你觉得西方和中国的体制在MBA发展方面有什么区别？

　　陈：中西方MBA管理最大的差别是，西方的教育体系基本上是按照自由市场的规则来运作，而中国完全是由教育部来管制的。这是什么概念？中国的MBA，哪个学校有资格办、可以招多少名学生，哪个学校有资格授予学位，考试采取什么方式，考哪些内容，学员要写什么论文，用什么格式，都由教育部来规定，没有办学活力。

　　在美国，没有教育部，也没有任何联邦政府的教育管制机构，各个大学自己决定要不要办商学院、怎么办，不需要任何人给它授权授予MBA或者管理方面的博士的资格。具体的课程内容是什么，要求做什么样的考试，要求分数多少，什么情况下才可以授予学位，多少学分才可以授予学位，完全由各个学校自己选择。如果有商学院只要学5个小时的课程，就可以授予MBA学位，也都行,那是他们自己的事,但其学位有无价值则由用人单位自己去判断。

　　被教育部严格管制之后，从某种意义上，各个学校之间竞争很少。在学费标准、内容方面，各大学没有足够多的空间去把他们自己的特色建立起来。换句话说，如果MBA教育从招生标准、考试内容到教学的方方面面，都由教育部规定了统一的样板，都被统一要求以后，各个学校之间——不管是北大、清华，还是第二流、第三流的大学——他们还有什么本质上的差别呢？这样他们就很难有动力、甚至是即使有动力也没有办法为了建立自己MBA的品牌去创新、去追求与众不同了。管制和创新从来就是对立的两面。

　　《南》：如果现在下定决心要有所改变的话，应该怎么改？

　　陈：首先要把教育部的权力缩小。缩小教育部权力的方式之一就是让全国人大常委会定期对教育部的各种权力、各种管制内容举行公开的听证，正反两方面的意见都可在听证会上表述出来：一项管制措施为什么要存在或推出？会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坏处又是什么？如果不能缩小教育部的权力，同时又没有有效的监督机制的话，很难想象，教育部自身会有动力去缩小其权力空间。

　　很多人也许会说，如果没有教育部来规定谁可以授予MBA的话，那不就乱套了——可是,美国不是也做得蛮好的嘛？关键是要让各个用人单位自己来判断，谁的水平怎么样，知识积累到底如何，经验怎么样，他的学位值不值。另一方面, 办学单位也应有更多自主决定的空间,这样可做到真正的百花齐放。这种方式更便于形成一种良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