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财经2012年第1期封面

　　韩永文谈宏观调控

　　韩永文，辽宁普兰店人。1982年毕业于东北财经大学计划统计系，毕业后分配到国家计委（发改委）工作，历任国家计委（发改委）国民经济综合局主任科员，长期规划司副处长，长期规划和产业政策司处长，价格调控司、经济政策协调司副司长，纪检组副组长、监察局局长、国民经济综合司司长，秘书长。1994年考入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生院攻读农业经济管理研究生，获农学博士学位。2009年任湖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党组成员

　　■ 本刊记者 林鹰

　　2011年12月12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前来北京参加会议的韩永文说，这是近10年来会议日期最晚的一次，从中也可以看出全球经济危机背景下，2012年我国经济面临的形势复杂与严峻。

　　韩永文，2009年至今任湖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党组成员。在此前近27年的时间里，他一直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简称“发改委”，2003年前为国家计委）工作，先后担任长期规划和产业政策司处长，价格调控司、经济政策协调司副司长，国民经济综合司司长、秘书长等职务。发表各类经济研究文章140余篇、130多万字。长期参与我国宏观经济形势的分析和政策建议的拟定工作。

　　从中央到地方，地方实践对此前27年致力于研究宏观决策研究的韩永文来说受益匪浅，也加深了他对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的理解。他将这些经历与研究成果汇总起来，集结成书。这次进京，他带在身边的，就是新近于2011年11月出版的《中国经济问题研究》（上下册）。

　　而在此2个月前，韩永文所著的《中国宏观经济问题研究》也刚刚出版。12月12日，国研中心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陈剑所长、环球财经杂志社彭晓光副社长就上述两本著作，与前来北京参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韩永文进行了长谈。

　　12月16日，韩永文副省长在湖南大厦，与彭晓光副社长再度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为我们详细解读201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会议精神。在交流和采访中，我们注意到，韩永文在讨论中国经济问题时，始终将关乎民生问题的解读和讨论放在前面，比如呼吁在价格调控中保护农民利益、坚决赞同中央坚持房地产调控不放松、小城镇发展须有产业支撑等。

　　·在2011年全球经济比较困难、不景气的环境下，中国坚持了自主增长，总体发展形势很不错

　　·9%的经济增长率符合中国现状

　　·应该让市场价格信号发挥更大作用

　　·抑制房地产价格过快上涨得民心

　　彭晓光：请您重点解读一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主要精神，并分析国外产业结构调整对我国宏观调控的影响。在2011年里，欧美先后爆发了较大规模的社会问题，我们认为，这与他们的产业空心化问题有密切关联。比如，美国虽然在大型企业上保持了较好的发展势头，但是这无助于解决其本国产业空心化以及社会中低层的就业问题。欧洲也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注意到，欧美的很多言论、动向对我国的产业升级、自主创新攻击、冲击很大，比如美国新近主导的跨太平洋(601099,股吧)伙伴关系协议（Trans -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TPP）就是一例。我想，这也许是中国未来几年在国际上所面临的重要难题之一。

　　韩永文：调整经济结构是一个长期的任务，需要渐进式地不断地推进。在2011年全球经济比较困难、不景气的环境下，中国坚持按照自己的方式、模式来发展，经济总体发展得很不错，坚持了自主增长。但是2008年以来，经济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投资过热、债务过多、结构不大合理、扩大消费需求的要求更加突出出来。在这种情形下，中央主动进行调控，促使经济增长速度逐步回落，使其回到中央所期望的区间，结构调整也有了新的进展。

　　彭晓光：对于9%略高一些的经济增幅，有人解读为中国经济奇迹还在持续，有人则悲叹中国经济下滑了，您怎么看？

　　韩永文：和其他国家相比，9%的经济增长幅度是非常高的。从过去较长时间来看，9%的经济增长率对中国来说是比较好的，是比较符合中国当前实际的。不过需要重视的是，我国经济还存在着增长结构和增长质量不合理的问题，与国外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2011年，中央通过宏观调控主要解决了两个问题，一是物价上涨，2011年消费价格指数（CPI）最高超过6%。这次价格上涨过快主要体现在食品价格上。中央扶持生猪、粮食和蔬菜的生产，使稳定价格的努力收到一定成效。但还是要注意多发挥市场价格信号的作用。在市场价格较高的情况下，政府应该对社会低收入群体的生活必需提供相应补贴，采取价格抑制的政策可能会对农民的利益造成损伤。需要认真研究如何让宏观调控适应市场经济规律，达到顺调的目的——这与大的经济危机时期不同，经济危机出现时需要逆调节。

　　第二个问题是银行体系流动性太大。这同时也是个全球性问题。美国和中国的情况是世界的两个极端，一个是高度的消费，一个是高度的生产出口，我们用廉价劳动力和廉价产品支援了最富裕的国家，形成了这样一个扭曲的和不平衡的世界贸易链。我国政府也意识到这个问题。2011年中央政府在收紧流动性上颇见成效，货币供应量，特别是M2的增幅已经压下来了，银行新增贷款的总量也基本控制在年初的预期目标。货币供应量和银行新增贷款规模的增长率与9%的经济增长速度相匹配。

　　另一个问题是要抑制房地产价格过快上涨，这是得民心的举措。我们应从中国经济的发展实际与老百姓的收入水平，来确定调控政策。我们的一线城市，甚至一些二线城市的房地产价格是极为不合理的，既背离了市场价值规律，也背离了市场供求规律。和国际市场比较就更不合理了。这样高昂的价格需要有一定的收入和需求支撑才行，不然房地产市场就会出现泡沫。很多一线城市的房地产成为了投资品和投机品，而不是生活必需品。房地产价格扭曲上涨，导致一大批中低收入群体买不起房，特别是一群新生的中低收入群体、年轻人、大学毕业生，他们的基本需求如果得不到满足，可能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房地产价格疯涨已经成为另一重大结构不合理的问题，所以中央坚持调控是非常正确的。应该予以积极的评价。

　　彭晓光：现在房地产市场的成交量在迅速下降，价格也在下降。

　　韩永文：房地产调控政策取得了一定成效。我很赞成前不久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强调的：房地产价格调控不能放松。因为这轮价格上涨是从2003年一直涨到现在的，累计价值上涨很大，仅仅一年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我们需要时间。很多房地产商利用银行贷款而不是自有资金来进行投资。因此房地产市场价格如果降幅过大，也可能出现银行资金断裂，加大银行风险问题。

　　林鹰：2011年10月，银监会前主席刘明康曾表示，最新一轮压力测试结果显示即便房地产抵押品下跌四成，我国银行业仍风险可控。

　　韩永文：相信央行和银监会在这方面都做过系统分析，目前应该还不会出现系统性风险。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在解决保障中低收入群体住房需求问题上的政策是非常好的，政府的决心也非常大，这是解决民生基本需要的重要政策。国外有一些成功经验，例如德国等。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理应在这方面做得更好一些。第二，保障性住房建设减轻了房地产市场价格的上涨压力，供给增加了，价格自然也就下降了。所以整体来看，2011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很不错。

　　·2012年中国仍会保持一个相对合理的增长速度

　　·我们必须在经济增长质量和结构调整上有所突破，才能保持可持续发展的优势

　　·城市化尤其小城镇的发展需有产业支撑

　　·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需要定向支持

　　彭晓光：对于中国经济能否保持持续的高速发展，国内外有部分声音存有疑虑。在当前全球经济环境下，这种质疑的声音更加强烈了，对此您怎么看？

　　韩永文：当前世界三大经济体的经济全面疲软，欧洲身陷主权债务问题，美国的经济整体也欠佳，日本更糟糕??一些新兴经济体通货膨胀严重，经济不稳。今年我国总体经济增长速度有所放缓，有主动调控的原因，也有国际市场的影响，还有国内市场的需求变化所致。很多经济学家担心2012年的经济增长，我相信2012年中国依然会保持一个相对合理的增长速度。因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两个积极性，地方要求加快发展的积极性依然很高，而且也有很强的创造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2012年经济安排上已经考虑到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合理化和加快推进经济结构调整的问题，但是经济是否能如期运行，还取决于在实施过程中如何增加宏观调控政策的针对性、灵活性和前瞻性。

　　彭晓光：就您了解的情况看，保持这样的增速对地方上的压力大不大？

　　韩永文：就我了解的情况和感受，地方政府要求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的积极性很高。各地有具体的发展战略，中央也有大的战略要求，中部崛起、西部开发，政策上也将体现在支持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上。从经济发展的梯次结构转移来看，中西部地区还处于打基础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需要加大投入，增强发展潜力。现在国内国外的要素资金都在逐渐加大向中部和西部地区流动。从宏观上来说中国的经济就不会有太大问题，没有经济增长过度下滑的担忧。

　　明年在稳定增长的过程中，各地应该根据中央的政策安排，在调整结构上多下功夫。制约中国经济发展质量和连续性的是经济结构的不合理。如何在现实中进行调整，我们面临着几个矛盾。从这次金融危机的发展来看，给了世界经济一个很大的教训，这就是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人的基本物质需求，人们的物质生活需求是靠实体经济来满足的。所以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到，必须要坚持实体经济的发展。

　　在这一轮全球经济危机中，中国所受冲击比较小，是因为我们的实体经济保持了较好的发展势头，欧洲的德国能迅速从危机中走出来，也是因为其实体经济非常强大。无论产业结构怎样调整，传统产业还是要保持的，在这方面中国之于全球仍具有明显优势。但我们的劳动力价格比较低的优势在减弱，基础能源和原材料供给中进口的比例越来越高，价格上受制于人。我们必须在增长的质量和结构上，在产品质量和结构上有所突破，不断优化才能保持发展的比较优势地位。在未来一定时期内，这应是我们经济工作的一个核心内容。

　　总书记强调要发展新兴战略性业。我们的新兴战略性产业有不少是和发达国家在同一个起点上的，但是我们在技术创新上的优势并不明显。此外，新兴战略性产业何时才能成为支柱性产业，还要有一个相当长的过程。比如新能源汽车，现在还没有比较成型的产品；我们一方面要发展和提升传统产业，同时也要注重创新，因为世界经济要向前走必须要靠创新。而技术创新是靠产业创新来实现的。

　　综上所述，在产业上，我们第一是如何在传统产业上提高质量，保持优势；第二点是如何发展新兴战略性产业，实现科技创新；第三是如何解决三次产业结构不合理问题，其中最大的问题还是服务业发展滞后。目前我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只有40%多一点儿，而发达国家多在70%以上，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也有60%，相比之下，我们的水平较低。我国的产业优势在制造业，制造业所占比重很大，所以应强调围绕制造业发展服务业，促进生产服务业的发展。

　　从更宏观一些层面来看，中国还存在经济增长结构不合理的题。我们的经济增长一直靠投资需求拉动，消费需求则相应在减弱，这是亟须加强的，也就是中央强调改善民生、扩大消费需求的一个策略。我有一个观点，如果经济增长结构调整合理了，第三产业结构调整合理了，我们的增长速度会降下来。尽管如此，但我们的经济增长质量、经济的质量将会大大提高，社会财富积累反而会加快。

　　彭晓光：调整经济增长结构这个过程通常比较长吧？

　　韩永文：日本是在二战以后，从1946年到上世纪70年代，大约用30年时间完成了工业化。德国尽管有较好的工业基础，但是在二战中基本被炸成了废墟，也差不多是用30年的时间完成了工业化。中国从1949年到现在，已经走过了60年时间。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总书记讲话和总理讲话都提出加快和提升消费，促进经济发展，在于加快城市化，因为城市化是解决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大部分真正成为城市人口以后，社会消费需求会有所提升。会议也明确提出，城市化的发展也应该考虑中国的实际情况，避免出现大城市化。同时要注意小城镇的发展要有产业支撑。

　　彭晓光：没有产业支撑，强行把人弄到城市里去，就是“死城”、“睡城”，没有就业。

　　韩永文：我们在讨论发展小城镇的时候，明确提出要研究产业支撑。产业支撑要形成合理的产业结构以及区域间的产业配套。如果你有的我也有，那会导致产业趋同化。产业政策和就业政策要差异化。所以城市化发展需要加强规划，形成特色产业和产业互补。

　　彭晓光：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定调是“稳中求进”，无论是“稳”还是“进”，在当前全球经济危机深化的背景下，都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韩永文：会议的一个重要基调是，明年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是中国的专有名词，西方通常只分两类：宽松的货币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从实质上说，稳健的货币政策的含义是“偏紧”。我认为要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维持经济稳定，财政政策要在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上，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优化上发挥更大的作用，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需要稳健，但是预计货币总量和银行新增贷款数量也会比2011年大一些。另外，这次会议还提出在贷款投放上对需要扶持发展的一些领域、产业和小微企业等实行“定向支持”。

　　彭晓光：定向支持与定向宽松有什么区别？

　　韩永文：定向支持不是定向宽松，是对一些有发展优势和能够形成未来发展热点、支持社会就业、改善结构的区域、产业、企业实行结构性支持。“稳健的货币政策”是中国特有的说法，国外只有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紧缩的货币政策，我们实际上是偏紧的货币政策。一般来说，货币政策是总量政策。只能在制度层面，利用产业政策来引导信贷政策，形成“定向支持”。这就将产业政策引入到宏观政策中来。

　　彭晓光：结构性减税的针对性体现在哪些部分？

　　韩永文：2011年工资性收入税收起征点提高就是其中之一，明年还要提高增值税、营业税起征点，用一些增值税替代营业税；此外还有根据微型企业的收入和规模确定税收起征点，免征一些企业行政事业性收费等等，都是重大的结构性减税政策。现在房产税的改革还在试点之中，目前只在上海和重庆施行，加快推进是好事，但也会有阻力。

　　彭晓光：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的宏观调控有哪些不同之处？

　　韩永文：中国的宏观调控与国外不太一样。国外进行调控主要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两大手段。中国从2003年以来所经历的宏观调控来看，除了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外，土地政策也很重要，而且在固定资产投资的调控中比较见效，因而，它应该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调控的一个重要工具。此外，还有产业政策，这应该是一个过渡性的政策工具。这方面日本曾经运用得很好，我们现在也还在运用。从总体上说，我国的宏观调控是国家指导性计划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土地政策等结合起来使用。另外还有社会发展政策。强调民本民生，也是一种宏观调控，尤其现在中央提出了加强社会管理。此外还有价格政策，我不认为它是宏观政策手段，但它是执行宏观政策的一个方面，里面有宏观要素，比如控制通胀，它是宏观调控的一个重要内容，但要靠实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来实现。

　　彭晓光：我认为控制通胀不能简单地依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应该有些价格管制措施。在现代经济中有一种市场博弈行为，可以制造一种扭曲的价格。

　　韩永文：我在《中国经济问题研究》这本书中对价格管制有专门论述。先是经济生活中有一种情况，外部资本输入、进来后所形成的市场垄断，导致了价格扭曲。这时单靠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是不行的。货币政策是管总量的，财政政策管总量、也管结构。我们和西方不太一样。现阶段的宏观调控，货币政策只能管理总量，大体上是一刀切的，调存款准备金、利率基本上是“一刀切”的措施；削减财政赤字，也是总量政策，但财政支出是可以定向的，比如转移支付，哪些支持那些不支持等，可以实行定向控制和“定向支持”。因此，财政政策带有总量政策和结构政策相结合的属性。

　　彭晓光：但是在宏观调控上总是容易走入“多了多了，少了少；少了少了，多了多”的循环中。

　　韩永文：所以，我们在宏观调控中尤其需要掌握适度灵活的原则。比如这一轮通胀主要还是因为食品价格引起的，所以从价格上讲，主要还是应该调节农产品价格和食品价格。当然这一轮通胀也有货币因素，即货币发行量积累过多，票子毛了。因此中央的调控措施也是正确的，再辅以有效的价格管制手段，就会更有针对性，更有成效。

　　现在还有一种宏观调控，与西方国家相比，我们在这方面做得还有相当距离，就是一个国家的社会安全、经济安全问题。当前各国的经济与政治互相渗透，要保证各国自身的经济安全，就需要实时进行调控。

　　彭晓光：现实中还有一种情况是，货币紧缩也有可能造成通货膨胀，比如俄罗斯的休克疗法，货币紧缩后生产被突然终止，供应没有了，结果是越紧缩越通胀。

　　韩永文：在中国有货币政策和金融政策之分。货币政策是总量的，金融政策则是货币政策的补充部分，也是一个重要的工具。在工具的使用上，可以有一些定向调整，比如利率，对农业，贷款利率可以低一些；对大银行，利率控制要严，对小银行就可以适度放开一些。这些政策我们现在也在执行，只是执行过程中还有许多亟待改善的地方。中国这么大，行业、地域差别都很大，需要有差别对待，尽量不搞一刀切。

　　·地方财政的压力很大，同时中西部省份财政收入

　　增长速度很快，但个人收入仍然偏低

　　·中部崛起一方面要靠政策引导，更重要的还是要靠市场，要看产业结构转移

　　·发达国家在金融危机以后也开始搞制造业，全球生产力过剩将进一步加剧，未来我们会面临巨大的竞争和贸易战。

　　·企业盈利总体很好，经济增速也不错，财政收入大幅增加，但资本市场却是这个样子，这是不正常的

　　彭晓光：我们都知道地方上，尤其是城市的土地收入还是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但是现在一方面加大供应保障性住房，另一方面房价下跌，开发商不敢贸然买地，如果再加上从紧的货币政策，清理地方融资平台，那么地方的财政收入会不会受到影响？

　　韩永文：会，尤其是不发达地区。地方财政收入主要是三大块，一块是税收，一块是收费，还有就是土地出让收入。水利建设和保障房建设已经将土地出让收入花费得差不多了。地方上已经开始逐渐转变了方向，财政收入不太过多地依靠土地。这两年，中西部省份的财政增长速度很快。以湖南为例，2010年是1870亿元，2011年可能要超过2300亿元，这还是在土地出让金收益有所减少的情况下实现的；而且在价格上涨、成本增加的前提下，企业的利润和效益都还不错。这一方面是因为，经过这么多年的锤炼，我们具备了比较坚实的微观经济基础，另一方面企业的产品在市场上总体还是有销路的，企业的素质有提高。不过，地方的财政收入还是很紧的。

　　彭晓光：宏观上我们有东部沿海战略，也有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提了很多年，但是成效不明显，有人自嘲“中部不是东西”，您怎么看？

　　韩永文：我认为政策支持和引导是一方面，更重要的还是要靠市场，要看产业体系转移。2009年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呼吁要重视产业结构梯次转移的问题。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西部地区对稳定我国经济起到了重要作用。东部沿海靠出口和加工贸易较多，受制于全球经济需求，而中西部主要靠内部需求。所以2008年、2009年稳定中国经济经济增长中，中部和西部发挥了较好的作用。同时由于比较效益，出口加工产业开始由沿海向内地转移，这种产业转移是个世界现象。近年来，因为金融危机冲击，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开始重视因产业过度向海外转移所形成的本土产业空心化的问题，开始讨论没有实体经济不行，也在重新推进制造业发展。这样一来会加剧全球生产力过剩的矛盾。

　　林鹰：刚才您谈到2011年湖南的企业增长相当不错，请问一下增长点主要在哪里？

　　韩永文：一方面是国内市场的需求增长，另一方面，我们的企业经过多年的市场锤炼，应对市场变化的能力有所提高，同时有一定的技术创新。资本市场的发展也促进了企业的发展，总体看企业上市的形势很好，2010年湖南上市企业是16家，2011年也超过十几家。企业上市拿到钱搞生产搞建设，这个资金的成本是很低的，不用还本，不用付息。而且在中国现阶段不成熟的股市中，还不用分红。上市公司不分红，即便是分红也是在分红的制度设计上不利于投资人，因而形成投资人不愿意进行长期投资。这是很不成熟的股市文化。企业盈利总体很好，经济增速也不错，财政收入大幅增加，但资本市场却是这个样子，这是不正常的。

　　彭晓光：这里还存在一个中美股市的反映指标问题。我曾研究过，为什么中国经济一直保持了较好的增长态势，而美国则是趋弱的，但我们的股市表现却比美国差很多，为什么传统上所说的“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这点不起作用了。除了很多原因外，我认为有一点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美国的股票指数尤其是公认的道琼斯指数，其中是有点儿“猫腻”的。道琼斯指数分为：1， 以30家著名的工业公司股票为编制对象的道琼斯工业股价平均指数； 2，以20家著名的交通运输业公司股票为编制对象的道琼斯运输业股价平均指数；3，以15家著名的公用事业公司股票为编制对象的道琼斯公用事业股价平均指数；4，以上述三种股价平均指数所涉及的65家公司股票为编制对象的道琼斯股价综合平均指数。 在4种道琼斯股价指数中，以道琼斯工业股价平均指数最为著名，最早的指数样本中包括11种股票，1928年10月1日起其样本股增加到30种并保持至今。期间作为样本股的公司已经经历过多次调整，大约每两年就要有一个新公司的股票代替老公司的股票。也就是说，某一家公司的实力下滑了，表现不好了，就会被调整出指数样本，这样一来，其指数自然能够保持一个相对较优的态势。道琼斯指数属于成分股指数，包括的公司仅占美国近3000家上市公司的极少部分，以它的代表性也一直受到人们的质疑和批评。 而中国的上证综指、深证综指都是综合指数，能够更为全面地反映股市的真实情况。另外也有人批评，道琼指数是价格加权平均数，这使得高价股比低价股在平均指数中更有影响力，容易产生误导的结果。

　　林鹰：从道琼斯指数包含众多缺陷却依然被人们视为美国股市的风向标中，也可以看到“定价权”的重要性。道琼斯指数诞生于1884年，是世界上历史最为悠久的股票指数。这么多年下来，人们已经约定俗成、习以为常地接受它，哪怕它有种种不合理性。

　　彭晓光：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中国IPO的数量比较多，整体来说对股市也存在一个“抽血”效应。

　　林鹰：新任证监会主席郭树清上任后，指出要研究加大鼓励各类长期资金投资股票市场的政策措施。但是，长期投资者的培育必须以股指长期增长为前提，如果总是“辛辛苦苦十来年，一朝回到十年前”，长期投资者是很难出现的。

　　韩永文：我和郭树清有些观点是接近的，当然我自己基本没有去研究过股市，也从来不炒股，只是凭直觉来谈。我认为中国股市存在一些不成熟之处。第一是国外很少有人天天盯着股市去炒股，一般是委托机构去做，散户比较少。有众多散户支撑的股票市场是不正常的。我们的公务人员、上班族，有多少人是不炒股的？很多人在上班时间炒股。国外则很少出现这种情况，上班时一心几用，肯定被炒鱿鱼。这是需要进行规范的。第二是不规范经营操作，从散户到机构，都存在着强烈的投机心理和行为。中国的股票、期货、包括房地产市场，都存在过度投机现象，这需要依靠制度规范，来加以扭转。第三，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的制度建设是滞后的。国外资本市场发展了100多年，中国在20年代时上海也有过交易所，应该说有一定的制度框架可以借鉴，但我们的制度还相当不健全。不断地出现问题，不断地调整纠正矫正，但造成的结果就是政策的公信力问题，投资者反倒认为是政府或者监管机构政策多变。所以制度建设非常重要。

　　·地方重点在于落实，落实要有创造性。中央提出一个政策框架，需要地方政府创造性地去开展工作，回头给政策框架或制度提供一些经验和借鉴，以利于中央形成新的制度修正和安排

　　·中国的土地是有限的，不能无限制地盖下去。农民工不断进城，政府不能陷入到无限的盖房上面，盖到最后土地都没了

　　彭晓光：就您的工作履历而言，在中央工作了27年，然后到地方，这个转化比较大，所肩负的压力和责任也不一样。

　　韩永文：变化确实很大。在发改委工作时我主要是负责拟定政策建议，而不是一个决策者。主要是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中央决策拍板去做。到地方上后，作为某一方面的执行决策的决策者，有时就要拍板的，在政策评估上就要反复衡量。但在发改委工作，尤其是任综合司司长做政策研究、经济形势分析、提出政策建议时，真有一种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感受。我们必须要有责任心，对国家负责，对党中央负责，对人民负责。如果把形势分析错了，把问题判断错了，那么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和解决问题的思路就可能出错。到了地方上，主要的压力在于落实执行。中央给你的目标任务，省委、省政府给你的目标任务，应该怎样去完成，怎样完成好，在落实执行中，怎样才能更好地贯彻中央的意图、省委、省政府的意图，是我们在工作中经常要考虑的问题。

　　林鹰：在落实中央、省委省政府的目标任务中，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韩永文：要有创造性。中央提出一个政策框架，需要你创造性地去开展工作，完了能不能回头给政策框架或制度提供一些经验和借鉴，以利于中央形成新的制度修正和安排。比如保障性住房建设问题，中央提出来了，但是地方上资金不足，应该怎么去完成？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中央制定的任务就必须得完成。为此我们研究专门成立了一家融资平台公司。成立融资平台就是为了解决地方配套资金。廉租房建设中央每平米补贴400元，省财政补贴100元。但成本大约为1200元/平米，每平米拿到的补贴是500元，加上土地出让金、公积金等，土地出让金新规定按土地出让金收益（不是净收益）的10%，缺口大概还有近一半的资金缺口，怎么办？靠融资平台去融资。建立保障性租房建设融资平台是中央政策允许的。

　　保障性住房建设性融资平台相对资金是有保证的。它的资本金很高——中央补贴，省里补贴，加上公积金、土地出让金收益等，还有其他一些收益，这些都可以打入资本金里。第二是中央提出保障性住房建设要大面积搞5年， 5年以后，保障房建设基本达到了中央认定的一个合理水平后，为保障性住房建设提供资金支持可能就不是这个融资平台的主要任务了，那时这家融资平台做什么？我的建议是：回过头来支持小城镇建设。

　　（本刊实习记者邹玄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