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是中国共产党进一步解放思想、推进改革开放的宣言书，是动员全党全国人民冲破“姓社姓资”思想牢笼，大胆借鉴人类文明成果，推进市场化改革的进军令，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奠基之作。

　　回望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之后这20年，感慨系之。倘起邓小平于地下，请他瞻望这20年，恐怕中国某些方面的变化之大会令他惊异，而某些方面的停滞不前，也许更会令老人家想再来一次南巡，再说一番振聋发聩的话。也许，人们期待着新的一次“南方谈话”？

　　改革面临生死存亡之际，88岁的邓小平独挽狂澜，体现出极具担当的理论勇气与政治勇气

　　在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走到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头：是继续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还是重提阶级斗争，以“反和平演变”为中心，走回头路？在这个关键时刻，已退休的邓小平同志，以88岁高龄，以其巨大的理论勇气与政治勇气，又一次走到了中国政治的前台。他从武昌、深圳、珠海到上海等地，一路走来，大讲改革开放，反复强调“不坚持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真是大音稀声扫阴霾啊！只有亲身经历过当年起伏激荡的人，才能真正感受到邓小平南方谈话带来的解放思想风暴洗礼的震撼和激奋！今天重温南方谈话，我们仍然能强烈感触到其推进改革攻坚的突出现实意义

　　可以说，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经济社会发生奇迹般的骐骥一跃，其政治基础、思想基础乃至社会基础，均由邓小平南方谈话所奠定。

　　细察当下时局：为什么做大了的经济“蛋糕”，却没能消解中国民众的怨气与戾气

　　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我写过一篇文章《勇于解决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标题直接源于邓小平1993年9月16日与其弟邓垦的一段谈话。重温这段谈话，愈觉得邓小平极具前瞻性与洞察力：“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 中国人能干，但是问题也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随时都会出现新问题。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邓小平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64页)

　　中国现在果然就被“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层层堆叠裹挟。在一些基层组织，这些堆叠的问题，几乎把这些年的发展成果渐渐掩埋，让民众悲哀且愤怒。改革启动已经33年，曾经在“摸着石头过河”式的改革进程中有意无意绕过去的问题，以及在改革过程中新出现的问题，正在不断地积累和叠加。

　　一方面，中国的经济“蛋糕”确实是越做越大，从GDP的总量看，中国已经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仅次于美国。事实上，在被中国的传统正史评价为“积贫积弱”“落后挨打”的清王朝中期，中国的经济总量依然在世界上称冠。然而，中国此后的命运所有人都已经清楚。因此，GDP再强大，也不足以保证一个国家“从胜利走向胜利”，甚至可能走向败亡。按英国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的说法，从1700年到1820年，也就是在伤透了中国人心的“鸦片战争”前，中国的GDP不但排名世界第一，在世界占比也从22.3%增长到32.9%。西方工业革命之后，停留在农业和手工业时代的中国，才步履迟缓起来。这位安格斯先生甚至很精准地预测：中国可能在2015年恢复其世界头号经济体的地位，到2030年，中国占世界GDP的比重可能增加到23%，他甚至还乐观地声称，那时，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也会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的1／3。然而，头号经济体或相距不远，但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在世界的位置却一直徘徊不前。

　　所以，对当今中国来说，另一方面的问题更严峻：为什么做大了的“蛋糕”却没有能消解中国的怨气与戾气呢？

　　从表面上看，有两类直接的问题必须解答，也是决策层目前深感棘手、但已经开始着手试图解决的问题：一是“蛋糕”的配方是否科学？是否含有有毒的“三聚氰胺”？是否携有计划经济时代顽固的“转基因”？二是“蛋糕”的分配是否公平？能否吃进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嘴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