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部部长谢旭人昨日撰文表示，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既有必要也有可能。在此前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积极财政政策就已经被定调。积极财政政策是为了扩大内需，在外部世界经济环境比较低迷的背景下，在货币政策仍需保持稳健的同时，财政政策想不积极都难。

　　积极的财政政策，最直观的理解就是政府敢于花钱，通过政府投资来带动民间投资和消费，从而推动经济的复苏和发展。这是凯恩斯主义原教旨主义的观点，赋予政府干预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法理和道德基础。只是，积极的财政政策，不仅仅只是积极的财政开支政策，同样也应伴有积极的结构性减税政策。

　　政府扩大财政支出，钱从哪里来呢？打开印钞机虽然省事，但基本上没有哪一个理性政府会这么干。因此，就只剩下了两种方法：增税和借债。在中国，其实没有必要大张旗鼓地增税，因为每年的政府财政收入都是以GDP增速的近两倍速度增长，其中由税务部门组织征收的税收达到82122亿元，增长22.8%；关税完成13607亿元，增长29.2%，如此强劲的税收增长，实际上是一种不知不觉的增税。至于借债，中央财政这方面的冲动不大，因为用不着。地方政府倒是有借债的冲动，但是授权不够，更何况在过去一两年个别地方又整出个债务风险危机，再想借不容易。

　　也就是说，政府扩大财政开支，是以税收为后盾的。这无形之中与减税形成了一种表面上的矛盾。当然，政府财政支出也不是乱花，正如谢旭人在文中所指出的那样，财政支出主要用来“保障和改善民生”，“向基层、农村、边远地区和困难群体倾斜，更有力地推动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保障性安居工程、公共文化等社会事业加快发展”。在这方面的投入越多，就越能真正的增强居民消费信心，从而释放居民的消费力。不过，我们现在的收入分配状况是，政府二次分配强势，市场初次分配弱势，导致企业和个人消费不足，而这远不是政府增加民生开支就能够对冲的。比如，为什么中国出口的商品在美国的售价还要比国内低呢？因为远洋运输费用不敌国内的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

　　在2011年，国内减税的力度不可谓不大，但是还应有更大的空间。在过去一年，个税减税，部门进口商品关税的降低，对于小型微型企业在增值税、营业税和所得税方面的优惠政策，确实起到了刺激生产和消费的作用。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减税总体来说是遵循着先易后难的方向，对于中国的税制结构，多年来专家学者一直多有诟病，在当初设计税收相关法律法规的时候，就是有意地采取宜粗不宜细的设计思路，这导致税收政策的弹性很大，很多税种因此也被称为“活火山”，爆发与否视经济发展和财政收入的状况而定。

　　因此，降低政府开支的积极性，增加结构性减税的积极性，对于中国走出当前的经济低迷以及转向消费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应是调结构的应有之义。(韩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