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燕

　　[ 改革要在国家层面有较好的“顶层设计”，对国有资产的管理、国企经营者的薪酬设计以及国有管理工作人员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制定较好的改革措施；完善国企治理结构，引进外部独立董事和中立人员；涉及垄断行业的改革虽步履艰难，但只有改革才能提高国企效率 ]

　　距离1992年的那个春天已经20年，但在世界经济迷雾重重、国内改革正待攻坚的今天，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依然在发挥着推动经济改革与社会进步的作用。

　　负责邓小平南方之行的接待工作、时任广东省委副秘书长的陈开枝在谈及此次南方之行的历史意义时，曾这样比喻：小平南方谈话等于是一个已经退役的老船长，当看着船的方向摇摆不定时，他又一次跳上船头，把扭曲的方向摆正了。

　　在不断探索下，国企改革进入“深水区”。那么，国企改革还有哪些深层次问题有待解决？应如何继续深化国企改革？民营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又正遭遇到哪些外部障碍以及自身缺陷？又该如何突破“瓶颈”、突围而出？

　　在邓小平南方谈话20周年之际，《第一财经（微博)日报》记者就上述问题采访了中共广东省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广东行政学院经济学系主任余甫功，广东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广东省综合改革发展研究院副院长余树华和广东省综合改革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广州市社科院高级研究员彭澎，共同寻找改革动力，探讨改革路径，形成改革共识。

　　国企改革仍需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及国资管理制度

　　第一财经日报：邓小平1992年南方谈话后，国家和地方政府加快了推进国企改革的步伐。通过产权制度改革，调整所有制结构，形成了投资主体多元化、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但是，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出发，许多深层次的问题仍未解决。就你看来，现在的问题主要在哪里？

　　余甫功：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前，国企改革是在“放权让利”的总框架下进行的，没有制度创新；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后，当年10月召开十四大，十四大确立我们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意味着国企必须从计划经济条件下的一个微观基础，变成市场经济的微观主体，这样国企改革的目标和方向也就明确了，就是建立以股份公司制为形式的现代企业制度。当时国企数量很多，改革采取的是“抓大放小”的办法，就是大的国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小的企业就放开搞活，采用包括股份合作制等多种形式改革。

　　改革以后，现代企业制度的框架基本建立起来，但整个制度并没有完善。主要表现在国企的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有些独资公司只是换了一个形式，把名字改了，或者没有董事会，或者董事会的董事长和总经理由一人兼任，而由于是独资公司，在引入外部社会的参与和开放度上也做得不够；股份公司在改革以后实际上企业多了一个独立的利益主体，企业的经营者本身也是利益主体，法人治理结构难以互相制衡，容易形成企业内部人控制的情况，为使治理结构更科学，如今许多国企尝试引进更多的外部独立董事，但现实中独立董事并不“独立”，因为独立董事是在企业里拿报酬的，往往会受企业内部人的左右。这也是国企要从治理结构进一步完善的方面。

　　另外是国有资产的管理问题。国企改制后，政府对企业的管理从过去直接经营变成了资产所有者的身份，中央和各省市因应情况变化成立了国资委。但国资委只是一个政府部门，严格意义上讲国资委不能直接管理国有资产，它必须通过委派国有资产的产权代表到企业实施管理，或是通过成立国有资本的经营公司，由经营公司委派产权代表，或是授权一些独立的资本经营企业集团经营国有资产。在这种情况下，国有企业的人、事、资产管理是分离的。

　　这些由政府委派的产权代表，本来是政府部门的官员，而非来自市场的经营者，以投资者的身份到国有企业当产权代表，理论上应执行公务员待遇，但实际中却向企业拿工资，领着比一般竞争部门要高得多的薪酬。大型国企的垄断利润更多地被企业内部职工所分享，产生了不公平，社会上也有一些看法。这是国企在领导层薪酬管理上所暴露出的问题。

　　还有，国有资本经营的预算和决算制度也并不完善。很多国企每年获得的高额收益和利润很少上缴国家，其取得的经营收益老百姓没享受到，也没给国家做贡献。所以很多人提出要建立分红制度，将国企的红利上缴国家。

　　余树华：国企改革目前遇到的较大问题是管理体制的问题。国资委虽是为顺应改革成立的产物，但目前似乎离真正落实中央关于国企改革的基本方针仍有一段距离。

　　以广东省为例，所有制结构的调整还有很大余地，国有经济比重过大、战线过长、布点过多、运行质量不高的问题还未从根本上解决，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还有待进一步完善，现代产权制度尚未真正建立，国企改革在某些方面还只是改了表面、改了形式，许多深层次的问题还未真正解决。

　　由于缺乏反垄断法，一些地方国企为了分割垄断市场、排除竞争，拼命做大，民企的生存空间因此受到挤压。虽然国企从主导地位来讲，当然强比弱好，但也不宜一味“做大做强”，早前中央已对国企改革的大方向做了表态，在一般竞争领域国企该退的就要退出来，该留的把它留住、做好。

　　国企应更多进入一些公益性社会领域，把民营企业无法胜任或者社会非常需要的事情做起来，甚至当发生自然灾害、战争等不可预想的事件时，国企还可承担为大众或群体提供服务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