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

　　本报记者 王敏

　　在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判断中，世界银行预测中国今明两年的增速将分别为8.4%和8.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则预测中国将在今明两年分别增长8.2%和8.8%。这种情况下，宏观经济政策将如何操作？企业有哪些机会和挑战？就这些问题，《中国企业报》记者近日专访了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

　　经济适度减速应属正常

　　《中国企业报》：近日，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纷纷发出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预测，虽然中国经济预计增速依然将居榜首，但预计中国GDP将减速至8.2%和8.4%。你对这个预测有何见解？

　　郭田勇：其实放在一个长周期来看，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我们前30年经济处在高速增长期，整体经济增速在10%以上，未来30年继续保持10%的增长是很困难的，因为一个经济体从其本身的发展规律来看也有边际增长递减的问题。

　　“十二五”规划为什么定7%，定得好像有点低，其实作为一个经济体，应当有一个潜在的或者说是最优的增长率，低于这一增长率，失业、民生等社会问题会大量增加，但超出这一经济增长率，经济增长的质量就会降低，容易产生泡沫、结构不合理等问题。因此，学术界很多专家认为，这一潜在增长率在7%—8%比较合适。

　　因此，我们应当提高对经济适度减速的容忍度，未来经济增速从10%以上降到9%、8%甚至降到7%—8%，我们都应该能接受，这样就没必要急于改变政策方向。

　　《中国企业报》：我们注意到，去年最后一个季度CPI降到5%以下之后，要求政策松动、要求保增长的呼声又多了起来。你如何看待这种声音？

　　郭田勇：我提出一个观点，物价水平不是决定货币政策尺度的唯一标准。

　　经济增长、调整结构、管理通胀预期，是我们要做好的三件事，但事实证明，这三件事要同时做好并不容易。我们看在2008年的时候为了保增长投入4万亿元，马上投资这块增速非常高，但政府主导，不仅埋下通胀、资产泡沫隐患，也使经济结构更加扭曲。

　　因此我们感到，既希望经济增长率很高，又想没有通胀泡沫，还想经济结构合理，这是非常难的，只能寻找一个平衡点，要容忍经济增长速度低一些，不要太高，因为这对于我们控制通胀和资产泡沫和调整经济结构是更有利的。

　　我刚才讲，物价水平不是决定当前货币政策方向的唯一标准，其实这里边还有一个潜台词。我们当前金融宏观调控的方式、手段还很不健全，市场化的调控机制还没有形成。中央银行在进行货币政策调控的时候，价格型工具发挥作用的空间还很不充分。

　　利率作为价格信号，应在社会资金配置中发挥杠杆作用，这种作用在中国远远没有得到发挥。这样就形成一个什么情况？金融调控就会过于依赖数量型工具，货币政策宽松时，大量货币从央行释放出去，而利率水平被压在低位，这时，大量资金一定被吸引到政府主导的融资平台、国有大型企业、房地产等领域。服务中小企业，战略新兴产业的种种期望常常事与愿违。

　　增速放缓提供改革契机

　　《中国企业报》：在提高对经济减速容忍度的情况下，我们未来应该做些什么？

　　郭田勇：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去放松货币，而是要干好两件事，一是深化改革，二是推动经济结构调整。

　　首先讲深化改革，刚才我们讲宏观调控不健全，价格手段没有发挥杠杆作用，所以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向纵深推进，这个非常重要。我们就是要让利率真正发挥杠杆作用，真正通过这种杠杆让资金流到效率和效益最高的行业中去。当然这个事情不是一蹴而就，相关的配套改革也需做好。但我们强调要积极推进，这是明年在深化改革方面第一个要做的事。

　　第二个要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举个例子，以前看新闻的话，经常看到某地交通厅长被抓起来双规了，现在这样的新闻很少了。很多省市交通厅都有自己的路桥公司，以前修一条路民间资本承包，为得到项目，他要贿赂交通厅长，现在不用了，交通厅有自己的公司，肉烂在了锅里。

　　其实，中国中西部差距非常大，未来投资增长空间仍然是非常大的，但是政府主导投资方面一定要进行改革。前两年，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各家银行都抢着贷款，以至于目前大家很担心其不良率的问题。试想，如果政府没有把融资平台拿在自己手里，而是把商业性项目承包给民间资本来做，银行还会抢着贷款吗？银行认为是政府行为，觉得没有风险，所以抢。因此，政府主导的投资不仅会带来投资效率低下、挤出民间资本，还会出现绑架商业银行、导致金融风险剧增的情况。

　　所以，我想提出一个原则，未来我们投资空间仍然非常大，但是要把握一个度，找到一个分水岭。只要是具有商业可持续性的投资项目都要尽量通过招投标等方式放给民间资本来做，政府不要鸠占鹊巢，事实证明你并不善于做，你到里边做的话你做的效率反而低，导致风险隐患反而会大。要实现这个目标，政府需要有点壮士断腕的勇气才可以做得好。

　　民间资本将有更多投资机会

　　《中国企业报》：让民间资本回归实体，进入一些行业，是这几年一直在提的话题，你对此有何见解？

　　郭田勇：给民间资本提供更大的生存空间，推动垄断性行业对民间资本开放，这方面改革我们也说了很长时间。中央政府为此多次发文，但整体贯彻效果并不明显，我们觉得2012年经济出现适度减速的时候，我们就是向改革要效益，深化垄断行业对民间资本开放，才能使整个市场形成更为充分的竞争、提高效益。

　　这种开放不但包括石油、电信、电力等行业，也包括我们的金融业、银行业。中国银行业一方面市场不开放，利率没有市场化，未来五年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银行，你看哪个银行会出现亏损，哪个银行会倒闭？我想，大家都看不到这种可能性。但另外一方面又按照国际标准，把资本金垒得那么高，这不就变成形象工程了吗。前些天我谈过这个问题，有人问我，你的意思是不是要拆掉这么高的监管防线？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不是说要拆掉，而是要让防线真正地发挥作用。

　　要发挥作用，就必须开放市场，鼓励竞争，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只有大家充分竞争，有的银行可能要倒了，要亏损了，资本才能吸收损失、高标准的监管防线才能真正派上用场。因此，金融行业未来进一步开放市场，民间资本进入这块空间也是非常大的，我们要深化这方面的改革。

　　还有一个改革，是推进政府职能的转变。我们每次到地方，经常感觉地方政府权力边界过大，政府就像当地最大的一家公司，而且其他民间资本的公司都相当于是他的子公司。所以说我想政府要有自己的行政边界和权力边界。政府相对比较强的地方，在这些领域，民间资本经营成本都会被推高，市场化程度都会被降低。所以推进政府职能转变，也是我们在改革中要做的事。

　　《中国企业报》：经济减速是不是会促使企业主动转型？

　　郭田勇：中国对投资依赖性非常高，投资这块又是政府主导性比较强，所以说经济增速一高，一刺激之后，大量“铁公基”项目上马，所以我们要压低一些，同时改革投融资体制，能够使经济结构更为合理。

　　从企业来看也是这样的，经济快速增长，各方面需求都很旺盛，这时候所有企业，无论是高附加值还是低附加值，商品都会很好卖。在商品好销售、经济效益好的情况下，你让谁调结构、提高经济含量，谁也不愿意做。经济增速降低一些，让很多企业感受到压力，逼迫他不得不通过产业转型，提高科技含量，提高产品附加值的方式来提高市场竞争力，调整经济结构的效果才会更有效。

　　2012年货币和财政政策不宜转向

　　《中国企业报》：综上，你认为2012年的宏观经济政策应该是怎样的？

　　郭田勇：就2012年宏观经济政策来说，首先我们不同意说货币政策出现明显的转向，出现大幅度货币放松。我也同意我们的存款准备金率的确偏过一些，现在21%，有一定程度降低空间。但是我们一定要注意政策可以进行一些微调，包括一些定向性宽松，但是我们一定要把深化改革和调整结构放在首要位置上。

　　至于财政政策，2012年还是要强调积极财政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应注意把握两个方向，一个是在税收上，应通过结构性减税来降低中小企业经营成本。有些问题也可从理论层面思考一下，比如政府要求企业保持最低工资标准，讲了以后，自己并不掏钱。真正发工资要企业拿钱，对中小企业来说，要求它保持最低工资标准，它盈利就变少了，甚至亏损。因此，政府可以要求企业保持最低工资标准，但同时应把企业的税收降下来，这样企业就能拿出这份钱来给工人提高工资了。从这个逻辑来看，为使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未来更好发展，减税是非常重要的。

　　另一个方面就是要发挥财政转移支付功能，改善民生，熨平贫富差距。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其实我们对中国也有这方面的担心。以前在南美洲像阿根廷出现中等收入陷阱，很重要一个原因是贫富差距过大。贫富差距过大后，有钱人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而贫穷的人还是没钱消费，这样，扩大消费就成了无源之水，消费需求就会逐渐枯萎。所以我们讲一定要用财政政策，调整收入差距，形成橄榄型的收入结构，庞大的中间阶层不仅是消费主体，由于其学历高、工作能力强，也是创新主体，只有这样整个社会经济才会可持续性地向前走。

　　因此，建议明年继续保持积极财政政策，把重点放到结构性减税和改善民生这两个方面去。对于货币政策还可以用平稳或稳健来表达。货币政策可继续保持中性，不偏于宽松，也不要过紧，保持中性基调，想来想去，还是用稳健表达比较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