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田勇：2012年中国货币政策应“降准加息”_经济台

　　作为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他的微博上学生对他讲课的赞美之词络绎不绝，作为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他风趣幽默的表达使复杂的货币政策变得通俗易懂，他就是郭田勇。作为我国货币政策以及银行业研究的专家，在接受财富天下记者程建华的采访中，他对纷繁的2012年宏观经济前景，用一贯幽默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2012通胀压力不容忽视

　　记者：2011年，CPI在创下同比增长6.5%的增幅之后，逐步走低，目前来看似乎抗通胀的压力已经有所减缓，那么您如何看待2012年我国的通胀形势？

　　郭田勇：我认为，2012年整体通胀的压力也是不能忽视，通胀水平仍然有可能在4%左右。因为，从目前情况来看，造成中国通胀压力的因素仍然存在。

　　首先，国内因素。此前货币增发，在一些重点领域，供给方面有可能出现一些问题，比如：粮食、猪肉、蔬菜，这些农产品从供给方面应该说随时有可能出现临时性的短缺情况。

　　其次，国际方面的因素；比如说，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波动。

　　如果全球经济出现一定程度复苏，随着未来需求的增加会推动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所以通胀的压力依然存在，不能过于放松。虽然，2011年11月份、12月份物价开始调头往下走，现在通胀的压力好象是很轻松，有人认为通胀压力没有了，甚至有观点主张政策可以放松一下，但我认为2012年通胀压力还是仍然存在的。

　　放松政策换来“前低后高”的经济增长弊大于利

　　记者：此前国内外多家机构已经下调了2012年中国经济的增长预期，您对于今年GDP的增速是怎么看的？

　　郭田勇：2012年我认为中国经济可能会呈现继续放缓的走势，全年GDP增幅大概能在8.5%左右，这个我和很多公开机构的预测也是差不太多的。我基本上赞同这个观点，2012年前两个季度的GDP很有可能会延续2011年下半年逐步走低的走势。2011年第四季度的GDP是8.9%，今年第一季度很有可能会降到8.5%左右，第二季度有可能会更低一些，到8.2%或8.1%左右，在第三、第四季度GDP可能会调头向上走，这样才够形成我们全年GDP增速8.5%左右的判断。

　　对前低后高的GDP走势我个人也并不反对这种观点，但是，我们希望经济增速“前低后高”是由于各方面需求自然拉动的，是整体经济得到恢复而形成的，而不是依靠政策刺激而形成的。我们一直强调未来经济工作主要的着力点应该放在调整经济结构上，所以2012年经济适度减速也为经济结构调整带来一个契机。我们希望通过结构调整，推动企业的这种升级带来产品科技含量的提高，同时通过我们积极的财政政策来进一步缩小贫富差距，增加中低人群的收入水平。而不是眼看上半年情况不太好，比如说第二季度GDP降的比较低，这时候慌忙的来放松政策，或者货币政策再度转向，再猛然推出一个四万亿，或者放松对房地产市场调控等。我一直强调如果说我们依靠放松政策、房地产调控来形成的所谓“前低后高”的经济增长宁可不要，还不如前低后低更好一些。

　　2012年经济关键词：“前低后高”、“通胀压力犹存”、“民生”、“房价下跌”

　　记者：郭教授，如果要您为2012年选择几个关键词的话，您认为会有哪些？

　　郭田勇：一个关键词就是“前低后高”，但是我是有保留的同意，所以我又说了一个词叫“前低后低”。我觉得前低后高如果是有水分的，还不如前低后低，总体来讲，GDP可能的“前低后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词；第二点，我们认为2012年通胀压力犹存，或者说通胀问题不能忽视；第三，如果从社会角度的时候，我想2012年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词，我想还是“民生”。我们讲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点就是要改善民生，改善民生当然从消费来讲，消费的基础纯粹从经济角度考虑。从社会角度，从政治角度考虑它也是一个公平和正义的问题，所以我想“民生”问题在2012年可能是一个关键词。还有一个就是“房价下跌”，这个是有可能的，至少目前来看政府对房产调控丝毫没有松动的迹象，而且很有可能未来是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所以说我想未来有可能会形成房价下跌的情况。

　　“降准加息”避免了货币政策“打左灯，向右拐”

　　记者：郭教授，在此前的采访中您曾经提到2012年应该采取“降准加息”的货币政策，这个政策是的操作思路是怎样的？

　　郭田勇：这是我们在2011年底提出的货币政策自身的一个对冲操作。“提高利率”同时“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因为央行有时候也会陷入一种政策比较被动的情况，央行当时一直采取稳健的货币政策，那么稳健的货币政策就要保持连续性，如果说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或者多次降低准备金率，那对外还是宣称是稳健政策，其实就有一种打着左方向灯，向右拐的情况了，实际上已经在宽松了。用加息的方式可以对冲掉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带来那种宽松的政策效应，所以这个层面上来看这是货币政策自身的一个对冲操作。

　　从实际上来看，深层次意义是非常大的，为什么我们要加息呢？就是由于从现在来看抑制通胀取得了明显效果，通胀现在还是在4%左右，我们一年期的存款利率仍然是百分之三点几，我们现在仍然有近一个百分点的负利率，这么长时间调控还是负利率说明我们政策调控还没有完全到位。现在由于我们的名义利率水平压得过低，导致在金融市场上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说大量的存款从银行体系中向外流失，去年很多银行出现了存款减少的情况；比如说银行为了吸引住客户，不得不发行大量的理财产品，其实无非就是变相的来提高利率水平吸引客户。正规渠道的银行存贷款利率都比较低，企业贷款最高也不到百分之十，一般百分之七、八。民间的贷款利率一下就到了百分之三十，甚至百分之四十。这样体制内、外的利差非常大，必然会导致大量的这种信贷投机行为。中小企业想通过正常渠道体内拿到钱就会非常难，只有一些有条件的或者跟银行关系好的，或者是资质非常好的大型企业、大型项目才能按照政策标准拿到钱，这样的话就必然助推体外这部分资金泡沫。

　　再更为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要反思为什么中国去年出现了民间金融高利贷的热潮，其实跟体内、外的利差非常大是直接相关的。名义利率水平偏低也是导致中国民间借贷泛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把利率水平向上调，一方面体现了利率市场化的要求；那么另一方面也有利于遏制减少民间金融和高利贷的情况。

　　“降准加息”有利中小企业

　　记者：这种“降准加息“的政策，在实际执行的过程中，“加息”的后果会不会给中小企业贷款增加难度？

　　郭田勇：这个很多人一想到“加息”就会想中小企业本来负担挺重了，再加息他不就贷款变得更难了吗？这个观点我们是要进行分析的。如果我们利率水平压得比较低，中小企业通过体制内根本贷不到款，这一杯羹根本就没有你的份。因为对现有的大企业，银行是不敢得罪的。第一，这些企业是他的客户，你不能因为一时的资金紧张而得罪它；第二，这些企业不但从银行贷款，还能给银行贡献大量的存款；第三，这些企业还能给你贡献大量的中间业务收入，因为企业结算帐户都在银行，银行从中挣到的钱自然也非常多，所以在名义利率水平很低的情况下，这些大型企业一定是银行所不能得罪，也不敢得罪的，有限的信贷资金都要给他们。那么，中小企业就被挤到体制外去了，而实际上这些大型企业包括央企，其实他们的融资渠道是非常多的，除了银行贷款之外还可以发行债券、股票，可以到境外进行融资，手段非常多。又由于银行不能得罪这些企业，那只能让这些企业知难而退。把贷款利率不断提高，这些企业就要进行权衡了，是从银行贷款好还是我发债券好？还是去增发股票好？当你提到一定水平，他就不愿意融资了，那么腾出的这部分信贷规模才可以给这些中小企业。

　　另外，提高利率的同时再把存款准备金率往下降，这又给银行释放出大量的可贷资金。利率提高能够挤走一些大型企业，降低准备金率又释放出一批资金，这个时候银行流动性就会很充裕，银行才能够真正去挖掘一些中小企业去给贷款。所以说，认为加息不利于中小企业贷款这个观点至少在中国现实情况下是站不住脚的。

　　“西边不亮，东边亮”新兴市场将成出口新增点

　　记者：过去的2011年的时候，欧美经济对于中国的影响是比较大的，您之前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也提到，欧盟市场占到我国贸易出口比例的20%左右，当全球投资者目光寄希望于中国出手相助深陷“欧债泥潭”中的欧洲经济时，2012年外围经济究竟会对中国的整体经济会造成怎样的影响呢？

　　郭田勇：为什么业界普遍判断2012年经济增长将前低后高呢？前低也是由于第一季度、第二季度我们在外需这块受到的冲击可能会更大一些，因为欧盟的确是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但是欧洲现在金融危机，整个经济陷入低谷对于中国产品的需求应该说呈直线形的下降趋势。因为去年12月的时候，有几个行业就反映来自欧洲的订单数为零。同时从美国来看， 2012年是个大选年，从政治角度上来看，美国一到大选年一定要拿着保护国内就业来造舆论，我们注意到前几天奥巴马谈话提出了美国也要学习中国的做法，对国内的企业也要进行补贴。美国也一直认为中国为了支持出口对企业采取一些补贴，其实我们现在出口退税已经非常低了，甚至很多都已经取消了，我们国内对企业的补贴，我认为已经是比较少的。但美国提出对自己的企业进行补贴，也就是说通过补贴国内企业来降低国内企业的成本，降低价格来抵御中国商品的出口。所以说，从美国这种大选年、欧洲经济陷入低谷这个情况来看，2012年中国出口这块应当说是不容乐观的。

　　好的一面在于，中国在新兴市场地区各个方面的关系还是比较好的，包括金砖四国，包括像非洲拉美这些市场。我们先期投入的业务布局力量是比较大的，包括非洲一些国家项目建设、市场开发、我们投入了很多的人力物力。2012年在新兴市场板块上，有可能形成中国出口的一个亮点。当然欧洲和美国也是两大重要板块，但这两块上我们很难看到它能够呈现出一如既往的增长，难度比较大。东边不亮西边亮，2012年希望在新兴市场板块的出口方面能够呈现出新的起色。

　　欧洲只借钱解决危机，犹如“抱薪救火”

　　记者：近日，德国总理默克尔来华访问，希望中国在欧债危机的处理中给予更多的帮助，甚至有媒体报道：“默克尔希望中国把超过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投入欧元区”，欧债问题是不是借钱就能解决？

　　郭田勇：欧债问题的确是个非常棘手的问题，不管是欧债危机还是中国温州高利贷危机、债务危机，包括美国金融危机，任何一个金融危机、债务危机处理关键点就是要拿钱。债务危机就是现在钱不能还了，债务链条就摆在这儿，不往里注入资金，整个社会信用链以及社会的生产秩序就很难恢复。

　　对于欧洲，问题是拿了钱以后会怎样？这个是大家非常担心的，欧洲这种生产方式、月消费模式我们很担心。救欧洲就像古语所讲，“以地事秦，如抱薪救火”，拿钱进去以后会不会也形成一种抱薪救火的情况？投进去然后烧光啦，这是我们担心的。希腊为什么会出现债务危机？其实要反思，它这种高福利、坐吃山空的模式跟欧债应该说关系是非常大的。欧洲各个国家政府为了取信于民，承诺非常多，财政赤字比较高，它们大量的钱用来提高福利，不上班也能拿工资也过的非常好，这样的话就必然导致你这个社会产品没有竞争力，整个国家收入没有来源。

　　到底应该拿钱还是不拿钱？我们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要冷静。当时在救欧洲的时候，我就提出，我们拿一二百亿美元，不说借，就送给你了，这样更能显示出我们的大国风范。借给他总是担心还不上，还不如送给它对我们更有利一些。第二点，名义上可以给政府，但是我们可以去收购政府手中的资产。比如，我们到希腊阿拉丁神庙，我们能不能拿来五十年的经营权？国家财产它不可能卖给中国，那给你一笔钱我拿五十年经营权来经营。

　　希望欧洲各方领导人不要仅就危机谈危机，而要跳出危机看危机。包括这一次达沃斯论坛，欧洲的领导人始终把焦点认为是拿钱的问题，我们作为局外人，觉得这个问题不是这么简单。

　　一线城市房价要下降30%

　　记者：刚才您也提到，房价在2012年可能会继续下行，那么对于2012年房价下行空间您的预测是什么？

　　郭田勇：2012对于地产市场来说，国家将继续调控。总体来讲房价在全国范围内来看，下行20%左右应当是可以的。那么全国下行20%意味着什么呢，中国的房价其实就是一线城市涨幅最高的，二、三线城市比较小，到了县级其实没怎么大涨，如果全国房价下降20%，可能意味着像北京、上海这些一线城市要下降30%，二线城市可能稍微下降一些，比如说10%、20%，因为三、四线城市本来就没怎么涨，也就没有多少下降空间。

　　房价下跌对经济的冲击不要看的过于严重

　　记者：房价的下行，银行业也曾做过压力测试，那么如果房价下跌20%--30%，对我国经济是否会造成冲击呢？

　　郭田勇：冲击会有，但是不要想象那么大。就像以前一谈到中国股市就谈股市大幅下跌会对经济带来多大冲击、财富缩水等等。股市从六千点降到两千点的时候，也没看到股市对中国经济带来的冲击到底会有多大。房地产对经济带来的冲击首先也不要看的过于严重；第二，我们冷静的分析，它对经济确实有影响，比如说房价真正下跌30%的话，那大家会想到，建材、水泥，相关行业，包括家电、装修，可能都会有负面的拉动。但是我们不要忘了一个前提，房价下跌30%以后，它不是下跌到30%。今年春节，北京、上海各大城市，房地产没有成交量，房价下跌到30%以后需求反而会大量增加，对房地产、钢铁、水泥这些行业就变成一种正向拉动了，可能很多学者不一定考虑到这些问题。

　　对银行来讲，大家担心房价下跌到一定幅度，银行会不会出现不良贷款大幅增加的情况，这个的确是不排除的，所以银监会要求银行做压力测试。我们从官方测试结果来看，监管机构认为银行能承接到50%，至少从监管机构来看，问题并不严重，所以说房价下跌到什么幅度取决于房价触底的井喷点是在什么地方。

　　我们判断以全国平均降20%，一线重要城市降30%，这样居民的购买力真正的居住性购房需求能够大面积的得到释放，房地产业才能够再度的走向活跃，走向繁荣。这轮调控就是要把房价降下来，同时我们要挤干投资和投机性需求水分，使得房地产业能够建立在以自住型购房需求为主导的基础上来，重新走向健康、走向繁荣。

　　通胀及GDP增速不确定性威胁2012经济发展

　　记者：相对于2011年，您认为2012年当中，我们的经济运行存在哪些隐患？2012年经济的最大威胁在哪里？

　　郭田勇：2012年从宏观经济上来看，通胀仍然有危机性，这是一个潜在性的，我们随时要防备，另外一个我们担心中国经济出现比较大幅度的下降。GDP前两季度可能会自然性的往下降，那么第三季度我们希望是通过经济结构调整以后，释放出新的产能来推动它止跌。那么也有可能出现经济结构调整并不成功，这样的话，GDP就可能持续性的往下走，这确实是很难接受的一件事情。如果真到这种情况，可能就会存在大幅度放松银根来刺激经济，或者继续坚持这种调整经济结构的道路。我们现在说起来比较容易，如果真碰到这种情况，从决策层下决心是比较困难的。那如果在GDP增长上，这种不确定性的，应该说也是一种潜在的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