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稻葵：华尔街市场上现在对中国是不是畅通的，总体上讲你是什么观点？

　　胡祖六：去年秋季之前，国际资本市场对中国非常乐观。此后在美国上市的中国概念股的公司出现治理问题、宏观经济指标开始闪黄灯、PMI购买指数下降、出口下降、房地产成交率下降、中小企业经营困难和融资结构化等。美国复苏疲软，欧债问题继续恶化，一波平了一波又起，一枝独秀的中国作为世界的救星可能也挺不住了，所以2011年9月份应该说非常乐观，甚至在我看来是过度乐观，到现在就是比较悲观。

　　李稻葵：由于国际投资者从悲观转向过分地悲观，因而引起过分看空中国经济，以至于引发资金外流，你认为2012年有没有这么一个风险？

　　胡祖六：我们确实有很多的隐忧，但是我觉得基本上主动权还在中国自己手里。美国或者欧洲的问题越来越糟，对我们也有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完全可以抵御和化解，甚至可变成优势。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中国GDP规模很小，当时中国怎么做的？政府就是刺激经济，非常对。但是那时候中国不仅仅是刺激，我们经济很多体制不健全，所以我们还进行改革，不只是让你吃激素，也做了很多结构改革。

　　反观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四万亿就是刺激，完全没有改革，所以为什么现在有很多问题？都是09年的后遗症，只能带来一时的繁荣，导致了更严重的问题。

　　李稻葵：2012年你最大的担忧是什么？不改革，能这么总结吗？

　　胡祖六：非常对！短期景气我不担心，我担心的是在经济低迷走下坡的时候，我们只是说要怎么打激素，搞刺激，完全不是改革。

　　过去还会吃老本，现在十年不改革，老本也吃的差不多了。所以我就担心未来五年十年到底怎么办，比如搞税制改革，很多东西要经过一个过程，不可能一步到位，从设计、研究到启动，要经过几年才能执行完毕。所以改革不能急功近利，但一定刻不容缓，现在就要做。

　　以前基本上领导换届和政府换届，这个时候我们就是所谓的求稳，忽略该做的改革，进一步地延迟，这一点令我非常担忧。我不在乎外部的投资者怎么去唱空中国，但是我们自己很多结构不理性的话就有可能唱空，就有可能成为现实。

　　李稻葵：就目前来看，就像你说的改革还没有完全推开，包括在证券市场？

　　胡祖六：我相信股票资本市场对中国经济是非常重要的，对我们民生非常重要，对中国经济发展更重要。比如说从外需到内需的调整，中国从传统低端、低附加值的制造业到自主创新产业的转型，需要资本市场。全世界凡是科技发展的国家，都有比较好的资本市场。

　　对老百姓来说，现在面临人口结构性变化—养老，我们需要更好的回报，我们的储蓄放在银行都是负回报，过几年就蒸发了。所以要有高的投资回报率，特别是养老保险至关重要。但是现在市场很多结构问题，使它没有成为一个真正的创造财富的机器，而是一个财富再分配或者蒸发的机器。我希望在这一点上，未来三五年有更多的改革，因为中国是有潜力的，我们应该是全世界最有效率、最有流动性、最能给小股东提高投资回报的资本市场，这是目标，我相信也能成为现实。

　　李稻葵：你认为最需要采取紧急措施进行改革的地方在哪里？

　　胡祖六：我觉得最重要的改革是要给市场和民营经济更大的空间和活力。过去改革的结果是国进民退，现在中小企业和私营企业经营越来越困难，所以才发愁经济滑坡和出口萎缩，其实中国私营企业有很大的空间、活力和能量。

　　中国经济发展不愁需求不足，主要还是需要一个很好的环境，能够把中国人的创造力和勤劳激发出来，这是个关键。现在我们的政府越来越强大，收的税越来越多，变成权贵资本主义，我觉得这一点改革非常有必要，否则即使今年GDP能达到8%，即使A股能够回到6000点，中国长期还有很大的隐忧。

　　我们人均GDP还在5000美元，不进则退，只能往前走，前进的动力就是靠改革，因为这是我们过去三十年赖以发展的所在，未来三十年中国要继续发展也靠改革。

　　李稻葵：大概在七八年前，你说中国股市值得买的股票只有十来家，现在呢？今年的股市会怎么走？

　　胡祖六：只有十来只股票会长期持有。怎么判断，首先得信任他们，只要公司不做假账欺骗你；第二个，产品是什么样的商业模式，你觉得在中国的高度是什么，竞争也是在市场环境下，不是昙花一现，具有持久竞争力；第三点，公司管制的透明度和财务管理方面能够真正让投资者放心，找一些真正值得投的公司。

　　预测股市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2012年主要是上下波动，不会有很大的一个上升，波动区间还要看国内宏观政策怎么走，现在短期来看我们还比较谨慎。

　　（根据清华大学第十次“中国与世界经济论坛”对话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