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发行审批制度改革为突破口的二次股市改革正在拉开帷幕，并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证监会也数次召集专家商讨股市改革，刘纪鹏就是其中之一。针对中国股市存在的弊端，刘纪鹏教授接受记者采访时提出了自己的一套完整建议。

　　中国股市雄霸全球的根源

　　《华夏时报》：道琼斯指数从2009年3月见底后一路走牛，目前已经恢复到金融危机前的水平，美国经济复苏仅仅露出苗头，中国是全球公认增长最快的经济体，股市却全球表现最差，您认为，中国股市还能充当经济晴雨表吗？

　　刘纪鹏：中国股市低迷与中国经济不相适应，人们的信心普遍低落，关键是从认识上我们是否觉得这种情况正常。我相信监管部门、证券界、投资人和政府决策者都认为，这不正常。不正常的原因有四个：第一个是如果今天世界上有一个股市最好，那一定是中国，因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是举世瞩目的；第二个是从上市公司质量来看，这些年上市公司一直以每年30%的速度增长，也不支持股市走低；第三个是从国际原因来看，无论是美国的次贷，还是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中国并不是受害者，甚至，我们是机遇大于挑战。因为资本就是逐利和寻求安全的，当今世界，大家一直公认资本应该流向新兴市场国家，其中，中国是最好的选择。但是，我们的股市没有呈现正向走势，而是与希腊为伍雄霸全球。

　　《华夏时报》：您认为，造成目前中国股市雄霸全球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刘纪鹏：核心是政策原因，政策原因仅仅盯住货币政策是一个方面，还有大家所忽视的股市自身监管政策和制度上存在的问题，这种问题已经成为中国股市的内伤，影响和伤害着投资人和资本市场。郭主席来了提出了很多的主张，严格说集中在三个环节：第一个是技术问题，第二个是制度问题，第三个是资金面的问题。大家比较热衷讨论的是技术问题，比如，发行制度改革中是存量还是增量，是荷兰式还是美国式，是网上还是网下，是T+0还是T+1，要不要控制市盈率，这都是技术问题。但是，制度问题的改革已经到了实质阶段。

　　股市监管制度之殇

　　《华夏时报》：您认为现在监管制度存在什么样的问题？

　　刘纪鹏：我在证监会谈实质问题就是制度问题，首先，我提出监管部门能不能认识到这些制度和政策出自我们之手，中国股市某种程度上还有政策市的含义，所以，这场改革要从自我做起，不是武器出了问题，是使用武器的人出了问题，我们要有自我革命的勇气。

　　股改之后，我们一些监管部门领导沉迷于股改局部成功的喜悦之中，忘记了联系群众，联系市场。我记得像这样的会，股改之后就没有开过了，至少我记忆中有四年没有开过。这句话是姚主席最后充分肯定，对于工作作风的问题，证监会虚心接受，今后一定加强这方面的工作。

　　对我们的媒体，特别是证监会指定的媒体，到底应该从哪几个角度来向证监会反映市场的声音，应该从客观公正的角度，监管部门如果一点批评创业板意见都听不进去，那么，长期以来就不脱离群众，脱离市场吗？对立的情绪越来越大，最后非出问题不可。所以，新一届证监会主席郭树清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解决制度问题首先要统一认识。

　　《华夏时报》：证监会最近频繁开门纳言，倡导自由讨论的氛围，统一改革的认识，您认为，这样一种新动向会给资本市场带来什么样的积极影响？

　　刘纪鹏：我对于证监会最近的举动给予高度评价，证监会领导说了，今后要经常开这样的会，特别要把平常那些爱提意见的同志召集过来。我特别对这个市场那几个总是抬轿子的经济学家表示强烈的不满，看看这两年他们写的文章。比如说，创业板的问题很严重，出现了三高超募，为什么我们有的领导直到今天也只谈新股热，不谈三高超募。为什么？就是因为有的经济学家总是抬轿子，认为创业板从天花板到地板是正常的。我们一些主流的报纸基本上就是唱赞歌。市场对于创业板和国际板站在一种强烈质疑，甚至以正义对抗邪恶的口吻，发出了九问国际板为什么不能开?如果这样下去，我们的监管部门就坐在火山口上，现在封杀一次就等于给这个火山加了一把干柴。姚主席总结会议非常精彩，他说，技术问题我们还可以再讨论，但是，今天专家提出的证监会的工作作风问题非常重要，我们一定要如实反映，让我们大家心往一处想，上下齐沟通。

　　这些平常爱提意见的同志心情舒畅，我甚至用了心情非常激动的字眼。就是因为这次会郭主席新政开了新风，今后如果还多有这样的场合，不仅听专家的意见，而且要听听媒体人的真心话，还要到二级市场的营业部和股民座谈两次，因为他们是这个市场的衣食父母。我知道已经有局级领导去营业部倾听座谈了，我希望不久的将来，证监会的主席副主席能到营业部去，跟传统的“投机分子”座谈一下，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二次股改路在何方

　　《华夏时报》：您对二次股改的具体建议是什么？

　　刘纪鹏：我提了三条：第一是关于分红的问题，应该说强调价值投资没错，但一定要和《公司法》的大方面吻合，我们可以在具体的方式上，比如，再融资和发公司债要考虑分红率指标，加以推进就可以了，不是最核心的问题。

　　第二是退市制度非常重要，退市制度本来是针对创业板的，国际上，纳斯达克普遍每年退两三百家是常事，但是，我们不是从发行制度入手，而是一天到晚总提搞创业板退市制度。现在创业板能退得了市吗？我们现在创业板上市标准要4000万利润，本来创业板门槛低，现在上不了创业板才上中小板；另外，290家企业本来按照开通创业板的目标是1个亿点燃创业激情，这个深交所的领导也谈过这个问题，它不会冲击主板。按照企业报的材料，每家企业最多募集2.5亿，充其量也就是600多亿，结果我们给了他们1985亿，超募的资金就1200多亿，它能退得了市吗？平均每个账上趴着7个亿，谁账上趴着7个亿的资金能退市呀？你还得费那个劲去看管它，第一个它退不了，你别拿退市当成我们未来改革的主要方向；第二创业板的问题不在退市，而在发行。

　　中国创业板发行制度不解决，仅仅谈退市制度是不行的。西方核准制并不是做价值判断的实质审查，一到中国核准制也变成了实质性审批，发行部要权，保荐人承销商要利，我们发审委在那里实质上是一个挡箭牌，已经到了一年一换的地步，最后所有风险无人承担，这合理吗？出了问题谁都不担责任，保荐人拿了高薪担责任吗？拿了权力的同志哪个担责任了？这样的制度才是问题的实质。

　　中国现在有500家企业排队等待上市，你偏偏开这么一个小口，盘子又这么小，利益又这么关联，券商的利益、股东的利益、PE的利益、保荐直投的利益全在里面，不把这个发行价格推到天上？这样的供求是不真实的，你没有供求谈价格这是经济学上最起码的常识错误。

　　《华夏时报》：资本市场资源无效配置导致有钱的企业得到更多的钱，资本无法配置到实体经济最需要的地方，造成资本市场资源配置无效性的关键因素是什么？

　　刘纪鹏：监管部门是否认为创业板三高超募不够公平，在效率上特别低下。我们290家企业发行造富856个亿元富翁，10亿富翁116家，财富分配的结果是股市跌成这样。创业板价格这么高，误导决策者认为泡沫这么大，不去保护它，误导创业者不去创业，只去创富，你看看创业板培育出几个苹果微软啦？大部分人不是减持，就是大股东改投PE，越来越尝到资本运作的甜头了。谁给的，就是不合理的制度。

　　对于这样的问题，监管部门领导就不能及时发现，与市场统一认识，消除这种不公平啦？2000亿的资金配置给290家创业板企业，而成千上万的中小企业堵在门外得不到资本市场的服务；如果2000亿资金配置给2000家企业，后面再拖着两万个PE，这就大不一样。创业板所有开通的目的没有达到，不是低门槛，而是门槛越来越高。这边门槛越来越高，价格越来越高，那边可能退市吗？监管部门一句话，股民这么高的价格给你了，我们更得严加把关，我们得对股民负责，都是这种思想。

　　创业板隐藏着巨大的隐患就是家族企业一股独大，关键是大股东的减持，我们必须看到，这是比融资更可怕的事情。大股东减持要分类，国有企业好控制，今天最可怕的是创业板和中小板的家族企业的一股独大；今年10月之后，第一大股东该减持了，他们利用股市可以高抛低吸，业绩怎么做都是他们家决定，这才是中国资本市场的内伤所在。创业板290家企业中家族企业276家，占95%，上市之前的平均持股56%，上市之后的平均持股42%；所以，我提出要尽快把上市的家族企业第一大股东上市前压缩到30%到35%之间，这是一个长远的战略考虑。

　　《华夏时报》：您认为建立一个有效率公平的资本市场，为企业提供公平融资机会，应该从哪些方面去改革原有的体制？

　　刘纪鹏：这场制度改革的关键是审批分流、风险释放、相信市场、解放思想，教育发行人，过去总是教育投资人，恰恰是要教育发行人。我提出十六个字的改革意见，监审分离、下放发审，这是前八个字。证监会的职责是抓坏人，如果我们监审不分，把精力都放在了审批上，监管也必然做不好。从国际惯例和中国现状看，不妨把创业板发审矛盾集中所在，先把创业板放在交易所，果断地走出制度创新的第一步，而不是停留在技术上荷兰式还是美国式，存量还是增量上讨论，这样才能成功。

　　后八个字是真实供求，明确责任。今后责任应该明确在保荐商和保荐人身上，出了问题，处罚要跟上，同时，果断退市，我们的投资者保护局和保护基金在最初给股民以适当的补偿。对券商进行罚款，损失的都要吐出来，保荐人要吊销资格，你不是拿了3000万，你珍惜不珍惜，要建立一个黑名单制度。发行上可以打包发行，一次50家，如果50家不够，我们还可以500家，现在上市资源保证供应，在价格上敞开供应，真实供求。大家不要觉得就扩容了，过去2000亿资金给了200多家企业，现在把价格压下来之后，要配置给2000家企业，并没有大扩容，大家还能买到便宜的股票，能够发现珍珠。退市制度也就自然而然地解决了，中国的股市一年退100家是很正常的事。纳斯达克一年退300家、500家这样的年份不止一年。这就是我提的配套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