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归婴孩”是老子所视的最高人格理想。婴儿对这个世界的第一印象，就是“我相信”。尽管他不知道应该相信什么，但他用自己的“信力”洗涤了世界。在时代文明困境中，我们能否找回自己的赤子之心？

　　文│本刊记者 袁建胜 编辑

　　何伊凡

　　是的，我焦急地等待着他们的评定

　　朋友，坚定地相信未来吧

　　相信不屈不挠的努力

　　相信战胜死亡的年轻

　　相信未来、热爱生命

　　1968年，20岁的诗人食指写下了《相信未来》，那种绝望中的“相信”，一唱三叠，令一个时代的年轻人怦然心动。

　　44年之后，诗歌依然有人传诵，诗人老了，虽走出精神病院，却潦倒而寂寞。令人尴尬的是，唯一没有变化的是，当年“相信”这首不合时宜的诗，近半个世纪后，依然显得不合时宜。

　　在中国，“阴谋论”比任何一种理论都盛行，我们相信真相背后必然有真相，秘密背后必然有秘密，交易背后必然有交易。领导不相信下属，民众不相信官员，病人不相信医生，股民不相信财报，商人不相信商人，爱人不信任爱人。面对权威，质疑是社会的良心与进步的力量，但当最基本的信任体系崩溃，一个有3000年连续文明史的大国扶不起摔倒的老人，精英阶层纷纷在考虑移民，焦虑与狐疑的气氛弥漫在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还有多少人“相信未来”？

　　2011年12月，在中国企业领袖年会论坛上，我问一位上市中小企业的董事长：“在将过去的一年里，你还相信什么？”他右手抓着热气袅袅的咖啡，像是没有感受到它的温度，沉吟一下，认真地说：“活着，我相信只有活着才能有机会。”

　　这是一个苦涩的玩笑，当对未来缺乏信心，“剩者为王”就是成功之道。

　　不过，“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了”。抛弃它出现的背景，实际也是一种正向的能量，可以称之为“信力”。许多人历尽千辛万苦，也百折不回，就是因为有“信力”的支撑。他们一生所相信的，未必是具体的人与事，但他们坚持自己的抱负与期许。

　　人的行为由其自我认定的生命价值所决定，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曾介绍精神的三种变化，即：骆驼、狮子与婴儿。第一阶段是骆驼，习惯于听别人对他说：“你应该如何！”这是处于被动接受命令的阶段。第二阶段是狮子，就是他对自己说：“我要如何！”这显示他已经从被动转为主动，能够决定自己的作为，可以开创自己的世界。最高境界是婴儿阶段，只说简单的一句话：“我是。”这即为不带偏见，全新创造，“儿童是无垢而善忘的，一个新的开始，一个游戏，一个转出自我的轮子，一个原初的运动，一个神圣的肯定。”精神抵达这个阶段，才可以成为真正的人。

　　尼采的论断在东方哲学中早有共鸣，“复归婴孩”是老子所视的最高人格理想，最合于“道”的人生境界，唯有含德深厚的人才能返回婴儿般的纯真柔和的状态。

　　婴儿对这个世界的第一印象，就是“我相信”。尽管他不知道应该相信什么，但他用自己的“信力”洗涤了世界。在时代文明困境中，我们能否找回自己的赤子之心？

　　“背叛”的价值

　　当火车刚刚发明时，没有多少人相信它会跑得过马车；飞机刚发明时，没有人相信人类飞翔的梦想从此实现。“相信”永远是一个悖论，只有少数人能透过黑暗的隧道看到终点的光明。

　　亨利·福特就是在“我相信”的支撑下将汽车带到世界。1896年6月4日，福特把自己家的手推车拆掉，车架装上四个自行车轮子，把它开上底特律的大街，他造出了自己的第一部汽车。直到7年后，福特在经历了两次失败之后，他的第三家公司才幸运地活下来。1908年10月1日，福特公司推出了T型车。1913年，福特又启用了世界上第一条汽车流水线。这时，福特公司仍然是一家普通的企业，与美国大街上跑的几十种汽车品牌相比，他们的优势只是生产得快一点而已。

　　1914年新年刚过，福特做了一个决定：将工人最低日薪提高到5美元——这几乎两倍于当时美国工人最低日薪。这是一个奇怪的决定，对于以盈利为目的企业，成本越低，利润自然就越高，如果大幅度提高工人的工资，无异于自杀。工人没有提高工资的要求，社会平均水平也是如此，企业主动这样做实在没有必要。

　　当时的美国企业家们几乎一致认为福特是要“毁了美国工业”，金融界人士也站出来指责，这是“背叛者”的“瞎胡闹”。《华尔街日报》甚至说，这一行为不仅违反了“道德规范”，而且是“犯了经济罪”。

　　福特想法却有不同，既然已经能够大批量生产价格低廉的汽车，如果员工们都能买得起，就可以卖出更多的车。他相信提高工人报酬，反而是削减成本的最佳举措。他说：“我可以找到创造高工资的生产方法。如果降低薪水，就是降低顾客的数量。”

　　如今回顾福特的奇怪决定，我们才能认识到它的真正价值：如果没有福特提高工人的工资，让更多人有更大消费能力，流水线和T型车很可能成为技术博物馆的收藏品，而非又一次工业革命的触发点。这个决定也成为美国社会转型的关键节点，他创造出一个稳定的工人阶层，并用不断升高的平均收入培育出中产阶级。直到目前，这仍被公认为是最具稳定性的社会结构。

　　改变这个世界的有两种人，一种是思想家，另一种是实践者。思想者从理论原点开始，构建自己对于世界的认识与基本价值体系，为后世提供精神资源。而那些伟大的实践家，则是用自己一个个看似随意，却又坚定的决策与执行，来创造新的价值乃至秩序。

　　这种相信，通常不见容于彼时的环境和主流认识，但因为梦想足够坚定，足以令他们忽略眼前的，源自相信的力量甚至以极端“背叛”的形式出现。苏格拉底为了道出他所不为人所信的真理，被雅典的统治者处以极刑，他与学生柏拉图的思想，却成为欧洲文明的来源。

　　也许我们的想法和行动并不能在现世中得到验证，只要我们听从灵魂的召唤，倾听内心的声音，以一种婴儿般的纯净之心选择自己的道路。这种相信便会转化为强大的“信力”，支撑我们及周边的人，走上通往未来的道路。

　　一只“丧家狗”创造的文明

　　空间上在地球北纬25-35度之间，时间上在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曾出现一次“轴心时代”。希腊、以色列、印度、中国这几个古老民族，先后方式各异地经历了一种突破，被人称之为“哲学的突破”或“超越的突破”。这些古老的民族在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对自身在宇宙中的座标发生了一种系统性、超越性的批判性反省，确立思想形态，改变旧传统，推动自己的文化进入崭新、更高境地。

　　许多先贤大哲都出现在这一时代，如中国的诸子，西方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以色列的先知，古印度的释迦牟尼等。这些可以完全复归到“婴儿状态”的思想家，把自己内心中认识到的世界展现给别人，成为各民族思维和行为模式的核心来源，其“信力”成为改变世界、创造文明的核心驱动力。

　　公元前492年，年届六十的孔子再次离开家乡，坐着颠簸的马车，前往郑国，也许是一次短暂的休息，也许是远方的夕阳拨动了心绪，他和弟子们走散了。弟子子贡焦急的寻找，一位路人热心地对子贡说，我在郭城东门外看见一个老头，脑门有帝王之气，像尧；脖子威严凌厉，像皋陶(传说中虞舜时期的司法官)；肩膀有富贵气，像我们郑国现在的一个贵族子产。看上半身貌似有圣人气象，再看下半身，比舜短了三寸，就像丧家狗一般垂头丧气。子贡一听，赶紧跑到郭城东门，发现老师果然站在那里，怡然自得地等他。子贡赶紧跟孔子说了郑人对他的无礼描述，孔子一点都不生气，反而说，形象是细枝末节，根本不重要，说我是丧家狗，“然哉！然哉！”(《史记·孔子世家》)

　　对照孔子的一生，“丧家狗”的评价确实名副其实。春秋时期开始，失去权威的周王室无力控制诸侯，群雄并起，天下战乱，阴谋盛行，道德败坏。孔子相信，自己描绘的人间秩序能改变绵延千年的乱局，但是，他又绝望于自己的祖国，遍访诸侯又一无所获，只好又回到家中，收徒讲学终老此生。他有家，有妻子门徒；他又没有家，在现实世界中找不到精神家园。

　　从出现的历史背景看，中华文明的爆发与西方不同，它生发在一个混乱的时代。面对礼崩乐坏的境地，孔子没有妥协，而是通过“仁”的确认，呼应混乱之前的人间秩序。此后每逢乱世，儒家文化就给予中国人以改变现实的力量。从孔子在自己的“相信”中读出了三种力量。首先是“仁”存在，认识到“仁”是人类存在的终极价值。孔子相信，人的本性可通过自我努力得以完善，这是他对所处历史时代非人化倾向的回答。虽然他不承认自己是圣人，但他相信，通过个人的努力，人类有可能变得神圣。

　　由于与政治与权力的渗透与侵蚀，后世儒者对于孔子有关“仁”的阐释，逐渐脱离了人的价值思考，儒家伦理也呈现出被统治者滥用的趋势，但以儒家文人为主体的文官集团一贯坚持“仁”的追求，并在政治道德化方面进行着不懈的努力。这种信念与皇权的道德政治化之间的博弈，为此后2000年中国帝国时代的稳定，提供着政治与文化的支柱。

　　其次是行动力。儒家是行动主义者，讲求实效，正视现实政治的世界，并且试图从内部着手改变它。他们相信，既然每个人都有潜力成为“圣人”，自然对握有权力、拥有影响的人理所应当的保持批评态度。在春秋战国时代，儒家无法进入权力的核心地带，将自己的“仁”变为现实，但他们以自己的韧性和行动力，开辟新的领域，从外围入手，提供一种几乎无望却最终胜利的解决方案，这就是教育。

　　自孔子开坛授徒，在官方之外首次确立民间教育的可行性，教育便成为儒家一以贯之的知识传承和行为模式，经过长达数百年艰辛的努力，使他们成为控制文化系统令人瞩目的社会力量。学者杜维明就认为，对教育的垄断几乎是儒家在汉代再度崛起的唯一因素。当汉代统治者真切意识到，马上得天下并不能马上治之，并试图以某种精神资源和文人集团来提供管理及行政支撑时，发现自己无从选择，只有儒家知识分子可资使用。

　　第三是包容与创新。儒家从不试图与现世和权力决裂，构建另一个意义世界，它也不与其它思想流派决裂，对于自己持不同态度的部分置之不问或重新解说，更有意识地吸收改造其它学说的精华，收为己用，最终形成百家归一的自身体系。儒家也在现世的工作中不断修正自己核心理念之外的表达方式，通过不断更新的技巧和策略性妥协，以保证自己的理想在现世中得以推进。

　　北宋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末的一个漫雪的冬天，王安石启程赴京，在驿站昏黄的烛灯下，他写下这样的诗句：“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这位自小随父游历，对帝国内忧外患有切肤之痛的儒者，终于有机会实现他的抱负。

　　在其后的两任期间，他几乎是孤军奋战、强力推行一系列变革，对之前的体制和法律进行全面的否定。在政敌的围攻之下，他还颇为自得，将他们的话改造之后作为自己的行事原则，“祖宗不足法，天命不足为，人言不足畏”。这位一贯邋遢、经年不洗澡、似乎和谁关系都不好的宰相，自进京之时，便以商鞅自居：五马分尸尚不足惧，又何畏人言？

　　元元年(公元1086年)四月六日，66岁的王安石在江宁府(南京)孤独的死去。早在被罢官之前，他主持的、可以将中国历史一口气提前1000年(历史学家黄仁宇语)的变法便被扫荡一空。

　　从政治改革的角度而言，王安石是一个失败者，失败于他对现实的超越和历史轨迹的把握。黑格尔在《历史哲学》导言中评述历史人物时曾说道：“他们之所以成为伟大的人物，正因为他们主持和完成了某种伟大的东西；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幻想、一种单纯的意向，而是对症下药适应了时代需要的东西。”

　　从后世的影响来看，王安石和其他卓越的儒者一样，是一个成功者。他们相信孔子的“大同世界”一定能在人间实现，并用自己的思想和行动，将“信力”化为生命之水。他们关心现实、兼济天下将自己信念外化为不竭的力量，促使现实通过各种形式向积极的方向转变。

　　孔子“大同世界”的人间秩序及理想至今仍未实现，如果以两千年为时间节点来看，现世却也未必已经偏离他预想的、指向之后两千年的轨道。可以确定的是，他及其后来的儒者凭借理论阐释和积极入世的现实追求，给后世留下的遗产，不仅是绵延两千多年且相对稳定的中华帝国时代，更有以儒家思想为核心慢慢形成独特并有坚强生命力的中华文明，为后来者提供精神皈依地。

　　“信力”让一个人拥有改造现实的力量，更让他成为一个超越者，虽然他们的灵魂孤独和痛苦，但其中的忧愁、愤怒、沉重、牺牲，以及内心的基本价值、精神气质和实现路径却具有永恒性。当下，如果说中国人还相信什么，总也无法除去儒家士大夫的精神底色。

　　精英阶层的“信力”

　　正如儒家所说，虽然路径不同，但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圣人”。内心的指引是一个人力量的源头，我们内心坚信的东西可能有所不同，只要是正向的能量，就可以外化成改造自己和现实的行动。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正是有前五个阶段对于内心深处“信力”的召唤，才有可能走上“平天下”的道路。

　　成功是通过改变自己和周围人的生存状况，一个人的“信力”可以改变自己、影响别人，群体的“信力”则可以改变世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以守护基本价值为己任，视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为自己的天然任务的士大夫阶层，已经用他们的历史给予“信力”最坚实的论据。

　　他们在思想和追求上谋求独立和超越，有超强的参与现实事物的愿望和行动力，“士”在朝则为官员，制约皇权，推动统治者施行“仁政”；在野则为缙绅，保护地方百姓，与管理者互动。在西方也有与之相呼应的精英阶层和精神，骑士和绅士。

　　别林斯基曾说：“(骑士精神是)对个人的人格的爱护和尊重；为被压迫者和压迫者牺牲全部力量乃至生命的慷慨勇敢精神。”在西方的文化传统中，中世纪的骑士精神对现代欧洲的民族性格的塑造起着重大的作用。

　　谦卑、荣誉、牺牲、英勇、怜悯、诚实、精神和公正是骑士的美德，与之相连的“绅士精神”，则表现为对于个人身份和荣誉的注重，对于风度、礼节和外表举止的讲究；崇尚精神理想和尊崇妇女的浪漫气质；以及恪守公开竞赛，公平竞争的精神品质。

　　自工业革命以来，商人和企业家作为一个新兴阶层登上历史舞台。这个阶层的名声并不大好，出于对利润的无限追求，让他们对道德乃至法律不屑一顾，为实现原始资本积累的商人与权力结盟，甚至不惜以战争和屠杀的方式构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

　　经过数百年的演变，当下的企业已不仅仅是单纯以利润为追求目标的经济性组织，而是介于国家和个人之间、在各个领域都极具影响力和支配力的社会性组织，企业家群体也事实上成为政府与民众之间的精英阶层和缓冲地带，并起着越来越关键的作用。在这方面，西方企业与企业家显然早已觉醒，自觉承担起越来越多的社会责任。

　　20世纪上半叶，约翰·D·洛克菲勒与亨利·福特两位伟大的企业家，以不同的方式向人们展示着他们的骑士精神。洛克菲勒作为人类有史以来第一位亿万富翁，退休后把其财富的一半用于慈善事业，并设立了洛克菲勒基金会，专门负责捐款，最终自己只留下一张用做纪念的国库券。在其身后，巴菲特和盖茨都以“裸捐”的承诺，将自己获取的全部财富回馈社会。

　　在西方走过数百年之后，我们的企业家才有机会展现其多彩的面孔，中国的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高速发展，迅速制造出属于中国的企业家群体。例如任正非，一部《华为基本法》，让我们在他内心的“信力”中看到了“士大夫”的面孔，他一手缔造的华为，已不是制造超级富豪流水线上，让其人数众多的员工过上更为体面的生活。

　　遗憾的是，在过去的30年，商业的主流仍是制造财富、富豪，而非催生伟大的商业机构。我们的企业家精神过于崇尚冒险和开拓，对自己有关责任和担当的士大夫与骑士面孔视而不见。在道德与利润，责任与利润甚至法律与利润之间，很多人都毫不犹豫的选择了后者。

　　作为一个财富聚集的富豪阶层，他们已经成功，作为一个敢于担当责任的精英阶层，他们还远未觉醒。“信力”是商人完成企业家进化的源代码，只有完成这样的进化，这个群体才能真正获取尊重，展现改造现实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