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耀 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
　　秦国英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秘书长：
　　张积翠 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建营村村民：
　　谬  力 中国社会福利教育基金会秘书长：
　　王行最 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
　　耿  明 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副主任：
　　王奕欧 瓷娃娃关注协会会长：
　　黄如方 瓷娃娃关怀协会执行主任：
　　李  劲 万通公益基金会秘书长

　　（播放短片）
　　解说：
　　近几年，中国公益慈善业经历了快速发展期。2005年以前，年度慈善捐款额为100多亿元，2005年后超过了300亿元，2010年全国捐赠公益善款额超过了700亿元。目前，我国基金会数量已经达到1843家，其中非公募基金会有846家，占到43.4%。一方面是国人不断高涨的慈善热情。另一方面是接连触动公众的慈善事件。
　　企业家陈光标高调行善引发争议；王健林捐赠十亿元惹来质疑；曹德旺捐款两亿元提出最苛刻要求。明星做慈善引发公众对捐款真实性的怀疑。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在中国举行慈善晚宴遇冷；李连杰壹基金取得公募身份。中国慈善业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财富如水，应该如何汇入财慈善的激流。

　　主持人 陈伟鸿：
　　好，谢谢各位的掌声，欢迎电视机前的各位每周的此刻准时收看我们的《对话》。
　　当我们在今天的这一刻，看到这个新闻背景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如今再提到慈善，说它是公众关注度当中的焦点的话其实一点都不为过，今天我要为各位请出的这位嘉宾，可以说是这些焦点当中的焦点，因为几十年来他一直都致力于推动公益事业发展，他是谁呢，我们来认识一下。

　　（播放短片）
　　解说：
　　他是一位从政20多年的政府官员。伴随着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和壮大，他推动了许多制度和体制的生成和变迁。
　　56岁的王振耀在2010年的慈善业划上了令人瞩目的一笔，全国70万孤儿从此有了最低生活保障。但就在这个时候，他突然放弃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一职转过身成为一名教书匠，从事与北京大学壹基金成立研究院院长，就在常人不解和家人不赞成下，他毅然下定决心，他说自己的跳槽是自己的第二次转型。

　　主持人：
　　好，现在让我们用掌声来请出我们今天节目的嘉宾王振耀先生。
　　王振耀 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
　　谢谢。
　　主持人：
　　你好，王先生你好。
　　王振耀：
　　伟鸿你好。
　　主持人：
　　非常高兴我们又一次在节目当中见面了。每一次见到你，我觉得你总是风尘仆仆，所有这一切其实都是和慈善公益有关，你觉得在这条道路上是辛苦多一点，还是幸福多一点？
　　王振耀：
　　应该说很多辛苦，但是非常幸福。
　　主持人：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想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王振耀先生的个人慈善日志，因为在这本日志当中，你可以看到他个人的转型，也能够看到中国慈善事业的不断前行。
　　好，我们现在先掌声请王振耀先生入座，有请。
　　王振耀：
　　好，谢谢，谢谢。
　　主持人：
　　好了现在我们就一起来翻开这本特别的慈善日志，请看。
　　时间一下回溯到了1960年，那个时候的王先生还是一名学生吧。
　　王振耀：
　　小学生。
　　主持人：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画面是一个大馒头，小学生、大馒头、公益慈善，这之间会有什么样的关联？
　　王振耀：
　　其实我要说的这不是一个大馒头，是一个小馒头。那个时候的人像我在1960年，尤其是在农村，那三年自然灾害，我们都吃不饱，我当时几乎是饿得站不起来了。这个时候，我们村里边当时来了一些民工，他们看到像我这样的孩子饿得那种情况，他们就节约下来一个馒头塞到我的手里，说拿回家自己吃去吧。那事我记一辈子，比现在我们看到的大馒头要小得多，但我记得印象很深。
　　主持人：
　　后来是不是随着不断地成长，你心里就憋着一股劲儿，说我日后一定要做慈善，所以最后就做到了民政部当了司长。
　　王振耀：
　　其实当时你也没有想到我将来长大了会怎么样，但总是记着这件事，就是像一颗种子一样，不断地在适合的那种环境下，再遇到其它事就马上又发芽，马上再成长。
　　主持人：
　　我想我们今天在座的很多人都和王振耀先生有同感。就是我们会觉得每一次这种心灵的触动哪怕是再微小一次出动可能让你新天里慈善的种子继续来发芽，继续来生长，就像当年的您一样。今天在我们的现场有非常多的公益组织的代表都在这儿。我们也很想知道，在他们最初开始从事慈善和公益的那一刻，究竟是什么样的触动让他们开始了这样一颗种植的生长，来我们听听大家的故事。
　　秦国英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秘书长：
　　我接触的应该说是生活在农村的母亲们是最多，因为我们的项目主要是资助那些生活在农村的边远的山区，贫困的干旱地区的母亲们，她们有一颗改变自己生活的这样的一些信心，所以一旦我们给她们一个支点，能够给她们一点慈善的帮助的话，她们就会因此而改变她们的生活。其实我们今主持人：
　　您来自哪里？
　　张积翠 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建营村村民：
　　甘肃，我们那儿甘肃是十年九旱，没有吃到纯净的水，吃水是非常地困难，经过半天的时间，都十里之外去跳水，有时候甚至中午饭都吃不上，到下午的两三点才能拉到一桶水回来。经过母亲水窖来到我们这个村子，每家的小圆子里种植的些新鲜的蔬菜，也可以吃到大西瓜，之前我们根本就没有水洗澡，之前洗衣服下来的水就囤下来喂猪，现在有这个母亲水窖了，水就是足够我们用了。
　　主持人：
　　希望这些母亲水窖能够让你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其实您今天说的这一点我也特别有同感，因为我之前和我们的谬力女士也一块去了一趟云南，真的我发现我们城里人有的时候你觉得微不足道的一种帮助，向您说的，对于那些边远地区的孩子来说，确是给他们特别实在的一些帮助。
　　谬力 中国社会福利教育基金会秘书长：
　　那是2010年4月23日，那一天我们已经面临云南百日大旱，云南一片的庄家全干枯了，哪里有一个朵玛嘎村，朵玛嘎完小的孩子我们听说已经有很多天喝不上干净水了，而且那时候是全村的人决定为了保住孩子，村委会做了一个决定，我们大人都不要喝这口井的水了，但是这些水都是浑浊的水，每天积累点这点水的时候都要沉淀半天才能捞起来可以喝起来。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知道以后，就大家集资，共同买了几十吨水，然后拉着这些水要上山。但我们赶到朵玛嘎小学的时候，我们心都痛了，因为孩子们本身是花朵，但是我们看到他们脸是枯萎的。
　　主持人：
　　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个画面，就是那些孩子看到他们从井里打来的这些黄黄的水，经过了净水设备的净化之后，出来了像今天这样很干净的水，我就看着他兴奋地喝了一口，然后我就问他说好喝吗？他说很甜。
　　王振耀：
　　他说的，我确实是。
　　主持人：
　　我想问问您开心吗？当您知道了已经有这么多的人在加入到我们慈善和公益的这个群体和团队当中的时候。
　　王振耀：
　　我极为开心，你们支持太好了。
　　主持人：
　　现在在我的身边，我觉得这样的人越来越多了，您也可以看到我们周边的慈善热忱其实是越来越多，其实我们想要探讨慈善源头到底在哪里，你现在会看到我们不同的人通过不同的这种触动，走上了同样的一个路，其实这个慈善种子，发芽的种子也在王先生的慈善日志当中真实地被记录了下来，我们不妨再来翻下一页的慈善日志，看看这上面记录了什么？
　　时间来到了1997年6月5日，这是在大凉山拍的一张照片，这个时候王振耀先生的身份应该是民政部的司长。
　　王振耀：
　　那个时候是我到民政部救灾救济司上任的第一个星期。我是第一个出差就是到大凉山，大凉山腹地，一般当地老百姓叫龙头山，龙头山产生了大滑坡，大滑坡有一百多户房子，整个就被摧毁了，那个景象是非常惨。到了之后，大家苦难之中都要求马上给粮食，马上给资金，讨论恢复重建。
　　主持人：
　　其实他们的这种马上对于我们当时的工作来说是不是很难实现的一个愿望？
　　王振耀：
　　很难实现，我就说这怎么办呢，问我的助手。我的助手说那没办法，过去都这样，咱们赶快从钱包里拿钱出来，看望灾民，表示慰问。当时就给我又一个很深的印象，我说这老百姓最困难的时候，我们怎么只能拿自己钱包里的钱呢，这个灾害管理体制好像应该调一调了。
　　主持人：
　　那么从大凉山回来之后，应该调一调的这种想法是不是就成为了你在那之后开始工作当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王振耀：
　　其实大家都知道低保制度的建立和推动和当年的这个努力是有关系的，我不知道跟这张日记当中所记录的一切是不是有直接的联系？
　　王振耀：
　　非常有直接的联系。这联系，你想你既然看到这个老百姓的困难场景的时候，你马上想到要调整体制，并且从细腻之处，不要停留在口号上，接着我就负责起草国务院的29号文件，然后决定在全国建低保制度。我因为见穷人多，到农村多，我自己体会很深，我原来上中学、上小学的时候，我们家里往往就是几毛钱，有时候一顿饭就是一分钱，二分钱吃一点点的菜，所以你想我到现在一辈子记得最深的是什么，我最深刻的一次是我们1965年，1966年的时候我都喜欢有理想，那时候要看《青春之歌》，我攒了好长时间，攒到两毛钱，最奢侈地看了一次《青春之歌》，所以后来推低保的时候，我们建农村特困户的时候，定的，你知道定的标准就是定一个月五块钱，那当时城里人很多年轻人跟我争论，说五块钱拿的出手吗，我说你们不知道，到现在为止五块钱对农村，对穷人依然非常重要。

　　主持人：
　　在王振耀先生的身上，我一直看到的就是对于慈善的这份热烈的感情，曾经我们有一次交流，他告诉我，其实这样的一个关键时刻，让把更加看到了慈善的力量，我们不妨再一次打开王振耀先生慈善日志。
　　这是1998年的一篇日记，当然上面有一个特别令人瞩目的数字，70亿元，这不是一个小数字。
　　王振耀：
　　1998年，大家知道发生了我们当时称之为百年不遇的洪涝灾害。我当时印象非常深的就是有母子两个，穿着非常普通，到民政部，我在值班，给两千块钱放在那里，捐完起来就走了。我说你们也不留名字，也不要收据，不行，后来吵的结果是只要收据，不留姓名。普通人参与这种慈善，他那个真诚，他那种善良，你能感受到。后来我就统计，统计1998年抗洪，结果一统计出来个什么数据，第一次我们国家的捐赠历史上过了70亿，这意味着咱们开放30年来，允许捐赠，大规模地开展捐赠，并且接受国内外的这种捐赠，国内的捐赠很微小，很微弱，但到了1998年我发现，结构性的变化了，大体上是好像我记得当时就过了50来亿，主要来自国内的这种捐赠。
　　主持人：
　　而且似乎从1998年开始，这样的慈善热情是不断地高涨的？
　　王振耀：
　　到2008年的时候，一下捐赠量过多少了呢？过了一千亿。可以说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慈善爱心的，有人说叫爆发，不足，说叫喷发。现在在座的其实他们就是这种行列中的走在前列的，这些年他们都是过来的。
　　主持人：
　　就像您刚才提到的汶川大地震一样，我们在地震救援的过程当中看到了很多民间公益组织和慈善组织他们的力量、他们的贡献，但是与此同时，民众也在透明公开这方面打了一个问号，因为在民政部下属的一个机构做的调查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数字是挺让人触目惊心的，高达75%的这些机构或者组织，他们极少披露自己的账目。
　　王振耀：
　　中国慈善事业发展到现在，正是大家不断的质疑，不断地回应，我在民政部的时候，我们中央机关搞捐赠也是这样，，开始的反馈大家就是不满，中央机关的公务员大家就不满意。
　　主持人：
　　他们都觉得没有直接给我回复。
　　王振耀：
　　不，他说你这个公示的形式太简单了。我也发现信息透明不行，这个一定得要个组织来做，后来我们起个名字叫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我当理事长，就怕他有点官气，所以财政上没有钱，就让他自收自支，说他服务质量好了，有人资助他，要服务质量不好，你自己就不行了。就想把这些所有的捐赠的数额要透明，要全国有个大数，每周有个动态，当然每月有个汇总，然后再通过一个个的信息让它规范化，这个很不容易，很不容易。
　　主持人：
　　现场也有这么多的观众朋友，你们可以把平时你们对于基金会账目的透明和公开有什么样的一些感触也表达出来？
　　现场观众：
　　我曾经也捐过款，作为捐款人，我们最担心的问题就是，我们把钱捐出去了，慈善机构把捐助的结果也对外公布。比如说让山区多少孩子上学了，但是山区离我们很远，我们根本没办法去核实真实程度。所以我的问题就是说，如何能够确定确保咱们款项能够如实地到了捐助对象里面去。换句话说，能让我们这些公众捐款要捐的很放心。
　　王振耀：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也是不断地找案例、找典型，当时我当司长的时候就这样，当时我们就注意到，比如说母亲水窖，有几个项目，包括扶贫基金会，有几个，有很好的一些项目，当时就想找他们的规则、标准，然后就发现捐款的回应一定要有直接性。
　　秦国英：
　　我们基金会在母亲水窖这个项目上，从项目的开始设计的时候，我们就给大家一个非常清晰的信号，让大家便于监督，我们首先是让大家捐赠的数量非常地明晰，就是一千块钱解决一个家庭的饮水困难。比如说要在甘肃建一万口母亲水窖，那么在工程建设之后，两年的时候，完工之后他们每一个捐款的员工都收到了一张照片，每一个一千块都有一张照片。我这里可以给大家看一下，他在他捐的那口水窖面前和村民们的合影，和这一家的家庭成员的合影。当他们拿到这张照片的时候，他们真的有的非常地激动。
　　主持人：
　　就是你们要负责给每一个捐赠人都要在他捐赠的这个水窖面前拍一张照片，送给他。
　　秦国英：
　　对。
　　王振耀：
　　像刚才秦秘书长说这个，她那个要写上名字，你捐到哪个井了，那个是非常应该的，有很强的代表性。
　　主持人：
　　大家还有什么样的一些困惑？
　　现场观众：
　　其实我就是一直在想这样的问题，有些时候我们做完善事，或者捐完款之后，就觉得这件事情离自己越来越远了，没有什么关系了，说实话人们是期望做善事的时候，做慈善的时候也是期待一种回报的，能不能就是有这样一种机制，就是说比如说建立一种注入慈善积分卡之类的东西，这样就是你在积分卡上的分数越高，证明您的一个信用越高，这样的话，也许能够吸引更多的人加入进来。
　　主持人：
　　这样一个创新的思路，每个人发一张慈善积分卡，做了多少慈善事业在上面都打勾。
　　王振耀：
　　我觉得有一个河南人民广播电台的一个播音员一个女孩给我讲的一个故事，跟你说这个很相似，她讲她这个献血，她到几个大城市都献血，她比较了一下，一个大城市是献完血给她一堆馒头、牛奶让她喝，吃，这样的话她觉得当然很厚道，她也感谢。但只有一个城市是给她一个精密的献血卡，这个献血卡她现在钱包里，她身上就带着。她说其实做公益就是应该开发大众的尊严的那个资源，用什么方法让大众更体面，更高兴地参与。
　　主持人：
　　刚才我谈到其实不仅民众有质疑，企业家也有质疑。比如说在去年的时候，福耀玻璃的曹德旺先生，要向西北五省捐人民币两个亿，然后他提出了很多自己的要求，这些要求被称为所谓的史上最严厉地、最苛刻地一些要求，这些要求当中包括基金会的管理费，一定要在3%以内，而且要成立专门的监督委员会来监督这个项目的执行，如果做不好的话，还有罚款措施等等，秦女士如果他找到了你的话，你敢接这个项目吗？
　　秦国英：
　　我觉得还是比较苛刻的。
　　主持人：
　　有点困难是吧。
　　秦国英：
　　对，有点困难。他这个项目是把钱直接发到老百姓的手里，如果是像母亲水窖这样的项目，它需要给老百姓送沙子、送水泥、查验水质等等，那3%肯定是做不了的。
　　主持人：
　　但是当时有人勇敢地站出来了，就是我们扶贫基金会的王秘书长，来，我们听听你当初的想法，您不觉得这些在别人眼中看起来是最苛刻的，所谓史上最苛刻的条件，对你们而言确实很苛刻吗？
　　王行最 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
　　不应该叫苛刻，但是确实非常地严格。
　　主持人：
　　严格为什么？就在于管理费相当之低。
　　王行最：
　　第二个严格，他提出来就是说差错率，或者不能超过1%。
　　主持人：
　　如果超过了话怎么办？
　　王行最：
　　超过的话，就是第三个苛刻的条件，按30倍赔付，这实际叫对赌协议，公益史上应该是最大的一个对赌协议。
　　主持人：
　　你们当时都觉得这个条件非常地严苛，但为什么还会愿意继续做下去呢？
　　王行最：
　　大家其实在考虑的，讨论的一个事情，公信力的问题。
　　主持人：
　　但你有没有想到这个公信力在树立的过程当中，万一有一点的闪失，它对公信力的毁灭可能是你所想象不到的这种力度，这一点我们当时想清楚了吗？
　　王行最：
　　想清楚了，我有信心把它做好。
　　主持人：
　　王先生您觉得老曹的要求过分吗？
　　王振耀：
　　我觉得听起来有点不近情理，但结果等于他助推了一下整个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你看大家到现在都觉得，你别说，你别说慈善不透明，马上扶贫基金会不就敢做嘛。
　　主持人：
　　那实际在运作过程当中，你们想了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办法？
　　王行最：
　　几个吧，我们是一个在制定标准方面大的标准是，一个是家里不能有当官的，第二个家里是不能有太有钱的，那么为了满足曹先生提出这来个要求，我们制订了15条标准和排查。
　　主持人：
　　你得投入多少人力来做这么大规模的排查工作。
　　王行最：
　　因为总共是17个县，我们统计了一下，加上地方政府的一块配合，可能参与项目执行的有万人。
　　主持人：
　　这上万人你总得给人家一点吃的，喝的，补贴，老曹给你这30%的管理费够吗？
　　王行最：
　　3%差不多，但是我想说的就是刚才说了，像大学生志愿者的话我们给他的钱是非常少的。另外，政府所有人员的投入我是一分钱都没给他。同时他自己还得贴钱去做。
　　主持人：
　　那如果还有下一次的话你还愿意。
　　王行最：
　　这种考验我觉得肯定是愿意去接受，但是比如说这个工作经费究竟多少比较合理，我觉得这个肯定是太偏低了。那么从我们扶贫基金会这十几年执行里面来项目执行费用和行政管理费用大概是6%到7%左右。
　　耿明 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副主任：
　　我觉得这个扶贫基金会是这个王秘书长非常有勇气做这个事情，因为公信力这个事情是一个慈善组织发展生存的一个决定性的要素之一，美国基金会发展的历史上面大概在五十几年前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公众对慈善组织不信任，所以那个时候基金会行业本身它就自发地萌生了一个需求，就是我应该透明，就他自己自律，另外政府的监管，国外任何可以接受捐款的机构它有一个501C3（美国非营利性组织免税资格）的这样一个资质，每年就是它要填一个叫990表，你这个要交到美国的国税局，国税局也有大量的专业人员来审查你每年活动项目和财务的支出情况，如果你发现有瞒报、漏报，或者是有问题，他的惩罚，你就失去了免税的资格，一旦你失去了免税的资格，你就得关门了，你就没法生存了。
　　我们基金会有一个例子，它也一样，因为盖茨先生他有其他的投资，比如他有一些酒店，他有股份，但是我们名列出这些，比如说有五个酒店，他自己不能住，我们基金会的人出差一律不允许住这样的酒店，因为你住了这个酒店就意味着我捐出去的钱又回到了我投资这个领域，所以他建立了一整套比较完善的这种机制。从基金会本身自我管理、自律，到行业的互律，就互相监督，到公众的监督，到政府的法律监管，这个体系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健全的。
　　王振耀：
　　我是接着耿老师的话说，其实社会上有不断地质疑恰恰是进步的善意的压力，这是非常需要的。他们说的有时候很刺耳，你也要咬住牙听一听，应该说中国的经济发展进步是飞快，也会带来一个整个我们慈善格局的大变化。
　　我们和几个老朋友大家在一块儿议论，恐怕未来中国慈善的格局是多大，大概有三千来亿，中国的这种慈善资源我觉得到了一个，应该说急需开发，最大限度地来放大我们善的这种影响力。
　　主持人：
　　未来的慈善事业我们需要一些什么样的理念我需要什么样的一些机制，为了更好接近这些答案，我们看到王振耀先生在他的慈善之路又有了一次新的转型，这个转型也记录在了下面的这篇慈善日志当中，我们一块来看一看。

　　（播放短片）
　　解说：
　　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的揭幕和我所刚刚接过的公益研究院院长的聘请决不仅仅标志着我在全国公益领域一个新使命的开始。为了推动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我们倡议5.5万个亿万符号应该把每年的捐款底线定为一百万。

　　主持人：
　　从2010年6月21日开始，人们开始称您为王院长了，但是风格我看没怎么变。依然是那么敢说话，依然就对富豪开了口，说你们捐献的底线就该是一百万。
　　王振耀：
　　其实你们没注意到，最近我在推动的这样一个项目，就叫一方面给企业家算账，你为什么不捐款得12%国家的免税，说你为什么不拿着国家的税，得一点来自己做好事呢。这很多企业家就觉得，他马上就在思考。但更重要的是一个社会压力，你看美国是公布企业家捐款的顺序，去年捐了多少钱，今年捐了多少钱。我跟老几个网站想过，咱们能不能建一个慈善的大善名单，创造一种善的压力。
　　主持人：
　　可是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善应该是发自内心的，即便你说它是善的压力，通过施与压力，让它来体现善，那还能称之为善吗？
　　王振耀：
　　其实这是现代慈善的一种正常的活动方式，我们恐怕都要适应一下。因为你做慈善，不能说完全就是自发。
　　耿明：
　　其实王院长就是一个慈善的压力，我就举我们基金会的一个例子，就是说因为我们基金会巴菲特·沃伦和盖茨先生本身都是大的慈善家，但是他也鼓励，我自己是慈善家，我愿意去回馈社会，他也在劝其他的富翁回馈社会，对我们的员工他是有这样的一种鼓励，如果你每个人你捐，捐了一笔钱，我们基金会就会配三倍的钱。比如说你捐了一万美元，我基金会同时我就配你三万美元，所以这样就是一个很大的鼓励。
　　主持人：
　　您现在身处在研究院院长的位置上，关注的也就是如何能够把慈善做得更加的深入。
　　王振耀：
　　现在我为什么说比以前忙了很多倍，现在这个忙跟原来忙不一样，我们就要开办高级研讨班，请大基金会的秘书长们在一块儿来整个研讨一下新形势下我们整个公益组织，特别是基金会的整个这些定位，真正让公益研究院建成一个在国际上有影响力的公益学院。
　　主持人：
　　那今天我们不妨来模拟一下好不好，研讨班你一定会遇到很多的问题的挑战，我们也来看看今天大家在做慈善和公益过程当中，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困惑？
　　王奕欧 瓷娃娃关注协会会长：
　　就是像这样的民间的公益组织，其实它的资源相对来讲是非常少的，像我们做这个工作就是瓷娃娃这个罕见病的群体，公众首先对你的服务群体就不是特别地了解，也不是社会热点。像我们一开始就是2009年8月份那会儿我们要开展公众筹款，我们必须要用一个合法身份，我们找了很多的基金会，然后基金会都会有很高的上线，有一百万，两百万，瓷娃娃当时一分钱都没有，当时是找到中国社会福利教育基金会这边，然后也是开了一个特例。
　　主持人：
　　很多人可能都不了解这个瓷娃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群体。
　　王奕欧：
　　瓷娃娃其实它就是一种疾病的代称，就叫脆骨病，像这个病的发病概率非常地低，是万分之一到一万五千分之一。像我来讲还是这个群体里面相对要幸运一些的，因为我是轻度的脆骨病患者，只骨折过六次，但是像我们现在接触到的很多孩子，出生第二天妈妈一抱他就会骨折。他的成长过程中，几十次甚至上百次地骨折，很多家长自己都数不清这个孩子骨折过多少次。
　　主持人：
　　现在在你们的群体当中，在你们协会里面，有多少个病友呢？
　　王奕欧：
　　像我们协会目前能够服务到的有一千多个这样的家庭，像这些其实还是很少的一部分，因为按照发病概率来算的话，咱们中国应该有十万脆骨病的患者。
　　主持人：
　　要帮助这样的一个群体对你们来说目前的困难在哪里？
　　黄如方 瓷娃娃关怀协会执行主任：
　　资金上面临的困难是其中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困难，其实我们也经常会拿一些项目书和我们的一些案例，会去找一些企业筹款，都比较难，更多的是，可能进去跟人家演示我们的PPT的机会都没有。
　　主持人：
　　为什么会难呢？
　　王奕欧：
　　跟公众的一个沟通其实也是挺难的，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是，个人打电话说要捐款给我们，问我们好多，说你们这个是在哪儿注册的，我们怎么都没听说过。然后我捐的这个钱能够真的用到孩子身上吗？
　　主持人：
　　我想在现场做一个调查，有没有谁在捐款的那一刻曾经犹豫过，曾经有过顾虑，我们听听大家真实的声音好吗？
　　现场观众：
　　我的感受是最近几年中国是大大小小的，名目各种各样的公益组织都产生了，但是我经常也在网上，包括论坛微博里面看到很多组织在发布那种募款的信息，但是却无法分辨这种在网络上看来的这些信息会是真是假。像我就有朋友他就是因为自己的捐款热情特别高，但是确实相信了一个虚假的信息，然后捐款出去，不仅是精神上遭到损失，这种慈善的热情也大大地受挫。
　　主持人：
　　如果我们说你今天不是在现场看到了我们两位瓷娃娃，你仅仅是接到了一个电话，说我们是瓷娃娃协会的，请你帮助，你会觉得有所怀疑吗？
　　现场观众：
　　我不是会觉得怀疑，我是肯定会怀疑。
　　王振耀：
　　我觉得其实，你们问的问题是非常好的，做公益的，做慈善的，一定要注意，让自己的声音表达出来，让自己的声音放大化，展示自己建设的一面。你看刚才伟鸿一直问你们，就想让你们披露更多的信息，让非常简短的语言来向大众来介绍，这就是机会。我也给你们捎一个信，我知道好多企业基金会建立起来之后，现在头号的困难是如何花钱，这钱花不出去是他们现在也愁着呢。
　　主持人：
　　现场的李劲先生是万通基金会的，这是企业发起的一个基金会，你们那儿是不是像王先生说的钱特别多，基本上花不完。
　　李劲：
　　我们是企业发起的，万通地产和万通控股每年把利润的0.5%和1%交给基金会，就是机制性的捐款，所以我们的资金来源是非常的稳定的。
　　主持人：
　　所以你看王奕欧跟黄如芳现在都一直盯着你，我们在现场来一个课堂的实战训练好了，今天我们让王院长来示范一下好不好。今天请他帮着打一个电话，给我们李劲所在的基金会，目的只有一个，筹款，来王院长您请。
　　王振耀：
　　我要给李劲，现在就要拿起电话吗？
　　主持人：
　　现在就要拿起电话，就要打了，对，而且时间不多，李劲特别忙，王院长看来很乐意帮忙。
　　王振耀：
　　好。
　　主持人：
　　电话响了。李劲你知道瓷娃娃这个组织吗？
　　李劲：
　　我听说过他们，但是好像没有正面接触过。其实瓷娃娃就是一种罕见病，全国大体上是一万五千分之一个孩子，大体上是三千块钱做，大概就资助一个家庭，这件事我觉得很有意义，能不能跟你们联系联系，你们能不能见见他们？
　　李劲：
　　我觉得见一下是可以的，但是我们关心，实际上是他们这个机构有没有这个能力来实施他们这个项目，而且这个项目它的目标是什么，它大概具体的产出会有哪一些，这个我最关心。因为我听说瓷娃娃组织的很多工作人员他们本身也是病人，我想象这个机构的能力可能也是比较有限的。钱不是问题其实，主要是他能不能把钱花好。
　　王振耀：
　　我知道明白你的意思了，就是主要是机制问题。咱俩在哈佛不就是学的机制吗，咱们就帮他建机制，然后咱就当个典型，推他们一把吧，让陈伟鸿来给咱们做一把证人，咱们来给他，推他一把怎么样？
　　李劲：
　　我想是这样的，我想如果王院长您的资源和伟鸿的资源能够用于帮助瓷娃娃建设他的执行能力的话，我们是可以的。如果你们只是帮他们站台的话，我们还是要考虑他们有没有这个能力来完成他们可以完成的项目。
　　主持人：
　　算了王院长。
　　王振耀：
　　伟鸿你是站台，还是愿意出李劲秘书长的体制建设的挑战？
　　主持人：
　　我想让您打电话给我了，已经。
　　李劲：
　　谢谢，谢谢。
　　王振耀：
　　王奕欧你知道现在该做什么了吗？跑上来，拥抱陈伟鸿，跑上来，哪有这样不激动的。
　　主持人：
　　来来来。
　　王奕欧：
　　病人大会就靠你了。
　　主持人：
　　好。
　　王振耀：
　　王奕欧不知道筹了两笔款，你听到了吗？你要做体制建设，让万通基金会李秘书长相信了，你就能得到那一笔钱，结果反而感动的陈伟鸿也说好了，我们抢吧，两个基金会竞争了，你不激动，你还坐在那儿。
　　主持人：
　　谢谢王院长促成了我们大家的这种合作，谢谢，谢谢，谢谢。
　　王振耀：
　　但是瓷娃娃也必须完成李劲秘书长说的那个挑战，让大家相信你有能力来实施项目。盖茨先生说的，这花钱比挣钱难得多，因为一方面既要引进企业的理念，但同时公益慈善领域需要有比较高的行业标准。这个标准必须得很细腻，同时也得有很高的这种眼光来开发这样的项目。
　　主持人：
　　对于未来来说，您的工作重点会放在推动现代慈善制度的建立上，或者说是为现代慈善制度的推广，培养更多的人才，哪一个可能会是你的重中之重，研究院它的方向定位会是在哪里？
　　王振耀：
　　我觉得定位是两个方面同样重要，我们应该把目标定得远一点，才能适应整个的变化，所以它将来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现代公共教育体制。但同时中国的转型还需要大量的研究、倡导工作，特别是我的特殊身份，因为你管了几十年的这个整个这种救灾、低保、公益、慈善这样的行政事务，现在你转型来了，那大家还舍不了你，很多公益组织照样找你，你可以今天在场，大家还习惯称你王司长。
　　主持人：
　　有困难还是要找你。
　　王振耀：
　　有困难找你，给你打电话，你不能说我出来了，我不管，不行，与其是这样很被动地不如说很积极主动地给大家提供更多样新的服务，那就包括研究、倡导、推动现代的这种公益理念、公益制度能不能速度快一点来建立，因为我有这样的经历。
　　主持人：
　　其实你不会孤单，在这样一条道路上会有很多人和你同行，包括在现场，我们这些优秀的慈善公益组织的负责人。
　　王振耀：
　　接触的都在想着谁将要成为中国的比尔·盖茨，其实标志性的事件今年大家看看一开春应接不暇，先是壹基金公募，现在北京宣布正是对四类组织，你比如说工商、社会服务、公益慈善、社会福利这四类组织就是不在有主管单位。
　　主持人：
　　都放开了。
　　王振耀：
　　放开了。并且明确宣传要宽进严管，走国际化的路。我最愿意看到的是中国能有非常发达的这样一种现代的慈善制度，它就包括上亿的志愿者，大量的这种捐款，更关键的是对大众的这种需求，对大众的这种非常细腻的社会服务能通过大量社会服务组织来实现，这正是慈善的魅力所在。因为我们改变了历史。
　　主持人：
　　今天特别感谢王先生在现场，跟各位一起来分享他的慈善日志，其实我想这并不是一个人的慈善日志，其实我们看到的是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跌宕起伏，我们接下来也来看一看所有人在这条道路上的齐心协力。

　　（播放短片）
　　字幕提示：
　　北师大壹基金公益研究院
　　2010年6月21日正式成立是我国第一所公益研究院，2011年3月17日第一堂课正式开课。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
　　"母亲水窖"项目启动10年间投入资金近6亿元，覆盖24个县区市，建设"母亲水窖"12.5万口，解决了近170万人的饮水困难。截至2010年12月已募集资金、物资近16亿元近3000万妇女直接受益。
　　瓷娃娃关怀协会
　　3年多来，为1000多个罕见病家庭提供了服务，为200多位患者提供了直接经济援助与医疗救助。2009年组织找首届瓷娃娃全国病人大会，呼吁更多人为罕见病患提供救助，2011年第二届大会正在筹备中。
　　中国社会福利教育基金会
　　2005年成立以来：已经推动建立28个公益项目，4个分支机构及专项资金管委会，已募集资金达到6000多万元。
　　中国扶贫基金会
　　成立22年以来，已经募集物资、资金达40多亿元，扶助项目达200多项，直接扶助人口达1000多万，其中曹德旺捐助西部四省2亿元项目，项目基金1.94亿元，项目管理费用600万元，18430万元，用于资助西部五省自治区92150万户，每户得到资助2000元其中970万元用于四山省通江县沙溪镇大桥。
　　万通公益基金
　　2008年成立以来，公益支出共计1630万元，资助国内15个民间组织，开展18个生态社区项目；为地震灾区捐款共计476万元。
　　主持人陈伟鸿也加入到了慈善的队伍中来，他与三百多位企业家，一百多位教授、学者义工一起，为老少边穷地区有志创业青年提供一对一培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