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望2012年始的下一个十年，从城市化、土地资产和资产负债表的角度看，中国经济仍然存在有力的支撑因素。

　　第一，原则上，地价上涨空间的临界点是农地转为工商业用途的边际升值空间为0，这时土地资产完全进入存量配置阶段，下一个十年中国也未必会到达这个阶段。这里原因是：以建设用地占比、单位建设用地二、三产业产值两大指标衡量城市化的效率，“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土地利用效率和城市化效率仍然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和大部分中西部省区市，如果启动有效率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中国的城市化与工业化进程仍有可能开启新的一扇窗，土地的货币化与资本化进程尚未结束。从当前的数据和条件简单推测，中国经济历史中的20世纪70年代属于“西三角”即它在中国经济总量中的占比最高，增速最快，其后的两个十年分别属于“珠三角”和“长三角”，按照目前的这种增长态势，下一个十年“西三角”有可能重新成为中国经济重要的增长区域。

　　第二，存量资产货币化与增量资产资本化都将是推动货币需求和M2增速的核心驱动力。一个经济体M2的需求，并不简单取决于以流量形式表现的GDP规模，也取决于以存量资产形式表现出的资产货币化和资本化需求(存量资产中重新进入市场化交易产生货币化需求、存量资产贴现产生对未来融资的资本化需求)。从这个角度看，如果把GDP看作是一个经济体现有资产负债配置结果的一个横截面，那么不断进入的、有产出能力的增量资产资本化的深度与广度则是这个经济跨期配置的时间维度，因此，一段时间这个经济体的货币需求(M2)就是两者的乘积。基于这个视角，如果2012年土地资产价格上升，这不仅会带动存量资产的市值上升，推动GDP增长和货币需求，而且也将吸收增量的农民工资产进入“就业池”、吸引农地转向工商业用途，从而在更大幅度上推动资产扩张、负债扩张即对未来的融资能力。从中国当前的建设用地使用情况来看，未来农地转作工商业用途的空间依然巨大。

　　第三，商业地产有可能成为下一轮推动土地资产价格波动的主要驱动力之一。这是因为：其一，目前城市化已接近尾声的区域将面临建设用地扩张受限的约束，在住宅房地产已日趋成熟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侧重于发展商服地产、仓储与物流中心，这为商业地产的繁荣提供了条件。回顾日本房地产市场价格繁荣的节奏，也曾走过工业用地、住宅用地和商业用地价格繁荣的“三部曲”。其二，中国当前的商业地价处于相对较低水平。

　　第四，发达城市和地区土地财政弱化，并不代表融资能力减弱，这些城市将从土地财政逐步过渡到相对成熟的财产税和市政债融资模式，从更大角度讲，下一个最大的制度化改革仍有可能出现在土地领域。从发达国家和中国部分试点市政债的地区来看，一旦进入城市化的末端，土地资产的配置进入存量调整阶段，那么地方政府的融资模式也将过渡到更为成熟的财产税和债券发行，土地财政被更为市场化的融资手段所替代。另外，如果要对未来进行长期展望的话，那么下一个十年中国改革的制度性突破仍有极大可能集中在土地领域，具体的形式可能包括：农地所有权改革、集体建设用地制度改革(这里包含小产权房改革、集体用地建设保障房改革)、农产品进口税收制度改革(进口农产品即为进口土地)，类似的改革都将进一步将土地作为资产和生产要素的产出功能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