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统计局4月9日公告称，3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3.6%，环比上涨0.2%。

　　上述数据虽然比之高位水平尚属正常，但其预警的长期潜在通胀风险丝毫容不得等闲视之。3.6%的同比涨幅已是去年7月份CPI见顶回落以来第二次反弹，这不仅暴露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长期胶着的深层次矛盾，而且也暴露了中国的实际通胀水平及潜在通胀风险被低估之嫌。具体来说就是：

　　第一，中国的通胀压力直接来自食品价格上涨过快等结构性失衡，如3月份食品价格同比上涨7.5%，这种结构性失衡仅管不无气候失常等短期因素作祟，但是，我们必须看到：由于中国的农业生产并不具备比较优势，中国原本较低的农产品价格主要维系于低廉的人力成本，因此，这种脆弱的基础，将因为农民增收的必要性以及农村人口转移的必然性而不断松动。

　　第二，除了食品价格上涨过快等直接推力，中国的潜在通胀风险之要害仍在于投资需求偏高、银行流动性过剩等难以消弭之痼疾，这种内源性的通胀“病灶”，加之国内外生产要素价格很有可能继续上行，以及国外发达经济体为了提振经济而一再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未来一个时期内中国防止通货膨胀的努力仍将承受巨大压力。

　　第三，中国新一轮的输入型通胀压力已经开始有所显现，如国家发改委日前宣布，汽柴油零售价分别上涨6.4%与7%，涨幅创下2009年6月以来近三年新高。只不过，由于中国的通胀传导机制较为迟滞，而按照以往经验，能源价格上涨大致需在6个月后明显推动PPI上涨，并在5个月后继而传导至CPI并且产生持久影响。

　　第四，造成中国通胀压力不断放大的另一重因素是快速扩散中的通胀预期。理性经济人的决策和行为主要取决于其对未来的预期，而中国欠成熟的市场生态更是很容易加剧市场主体过度反应，近期兰州盐价传言使得全城出现抢盐潮即是例证。

　　第五，中国一路高企的基尼系数加重了通货膨胀的“逆向分配”。广大中低收入阶层对于以普通商品为主体的物价上涨敏感程度远甚于富裕阶层，而其结果，则如北京市统计局与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联合发布的统计公报所显示的那样，2010年北京低收入层CPI涨幅达到4%，高于全市平均数1.6个百分点，相差幅度高达2/3。

　　假如中国要在未来10年保持每年7%左右的增长率，同时投资占GDP比重从目前50%降至40%，并且外部盈余保持不变，那么，内需拉动必须达到年实际增长9%以上。而内需的持续增长是不可能在通胀税不断侵蚀家庭(尤其是中低收入家庭)财富的情况下得以完成。因此当务之急，中国必须对通胀风险作合理评估，并且在此基础上，将可接受的通胀水平设定为宏观调控的刚性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