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历50年发展之后，中国稀土行业遭遇的问题与困扰仍然停留在起步之初的水平，而行业所面临的局面则更加严峻。对于稀土行业，对于更高层次的国家利益，警钟早已敲响

　　一座边塞城市因它而名；

　　化学家徐光宪因它而获得国家最高科技奖，山野村民依靠它摆脱贫穷；

　　先行者暗自高兴，尽管利润相当有限，后来者不甘示弱，因为都知道“稀土凶猛”；

　　眼见它越来越热，各地恨不得大呼“大干快上”，可科学家为新一轮的开发热忧心忡忡；

　　它让“爱国者”制导更精准，它让手机、电脑更玲珑；

　　它是工业必需的“维生素”，更有甚者曰：“在高科技领域中，它与其他元素的关系是1和0”；

　　大家都知道“中东有石油，中国有稀土”，但稀土的问题究竟有多复杂，怎么才能把稀土发展好，恐怕鲜有人说得清。

　　…………

　　在稀土行业发展过程中，不独中国矿业(行情,资讯,评论)发展中普遍遭遇的分布散乱、管理粗放、利益关系复杂、环保滞后、产能过剩、恶性竞争、产业附加值不高等通病一应俱全，且有走私、盗采、买卖出口配额等非通病问题。

　　当中国把这个在军工行业、高新技术产业应用广泛的战略物资贱卖到名副其实的“土”价钱多年之后；当央企、地方国企、民营企业、合资企业、地方政府、相关民众等多种角色相互纠缠，将行业的前景绕成一团乱麻，中国想稍微整顿一下的时候，又使得“友邦人士”“惊诧莫名”。

　　看来，这个调皮多年的孩子，如今想成长起来，面临的烦恼还真不少。

　　上：迷局

　　“工业维生素”争夺战

　　据日本《朝日新闻》报道，日本驻华大使丹羽宇一郎10月12日上午在日本驻华大使馆召集美、英、德、法、韩等各国驻华大使，要求中国缓和对稀土元素的出口规制。日媒称，各国大使一致认为中国的稀土元素出口规则“存在问题”。丹羽在与各国大使会谈时表示：各国应协调步伐，一致要求中国放宽对稀土元素的出口限制，在解决稀土元素出口的问题上，各国必须联合起来，向中国施以外交压力。

　　这已经不是外国第一次就稀土问题向中国“发难”了。2009年，美国和欧盟就我国限制包括稀土在内的部分工业原材料出口向WTO提出申诉。

　　我国的稀土出口政策所以会触动各国的神经，取决于稀土的特殊用途。稀土并非土，而是17种彼此相似、很难分离的稀有金属总称。著名化学家徐光宪先生说：“由于稀土有着非常奇特的光、电、磁、催化和生理作用，只要使用一点点，就可以化腐朽为神奇。”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稀土在军事方面有重大用途，比如可以为导弹提供更为精准的制导系统，可以使坦克的外壳更加坚硬。这使它与铀、钍等放射性元素一样，与国防安全和国家战略紧紧联系在一起。

　　稀土在民用科学的发展中也有重要意义。“手机为什么可以越做越小？电视色彩为什么越来越鲜亮？电脑运转为什么越来越快？稀土材料在其中发挥了主导性的作用。”稀土学会副秘书长张安文向《国企》杂志介绍道，“国家七大新兴战略性产业都会直接或者间接使用到稀土。”

　　因为应用领域广泛，使用效果立竿见影，所以稀土一度有工业味精的说法，但是张安文并不认可这一说法：“这还不足以显示其重要性，味精是可以没有或者被替代的，但稀土的作用无可替代更不能缺少，因此我认为还是‘工业维生素’的说法更恰当。”

　　“在特定的领域，稀土与其他元素的关系就是1和0，有了稀土，其他元素的存在才有意义，相反，如果没有稀土的存在，很多高新科技领域的发展就不可能实现。”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委员、中国钢研科技集团公司稀土永磁材料研究室主任毫不掩饰自己对稀土的赞美。

　　正因为在国计民生中广泛的应用价值和不可或缺的地位，稀土被美日等国列入了21世纪战略元素。也正因如此，中国稀土政策的一举一动才会引发他们如此强烈的反应。

　　从稀土到“泥土”

　　众所周知，稀土这种重要资源并非中国所独有。美国能源政策分析家马克·亨弗里斯今年7月向美国国会提交的《稀土元素：全球供应链》报告中披露，中国、美国、俄罗斯、澳大利亚的稀土储量，分别占世界的36%、13%、19%和5.5%，但中国稀土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97%，其他三国的产量都为零。

　　造成“中国稀土独撑大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尽管稀土资源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储量大、分布广、品种全，但是由于科研水平相对落后，直至70年代，中国稀土应用领域还在“守着宝藏要饭”：一方面以极低的价格出口稀土原料，另一方面再以几十倍乃至数百倍的价格回购稀土制品。因此，当时北京大学化学系的徐光宪教授接到任务，已年过半百的他为打破外国对稀土分离技术的垄断而第三次改行。

　　在两间简陋的实验室中，徐光宪依靠手摇计算机，自主创新出一套串级萃取理论，把镨钕分离后的纯度提高到了创世界纪录的99.99%。其后，徐光宪又将这一实验成果转化成为可以大规模推广应用的技术：一排排萃取箱像流水线一样连接起来，只需要在这边放入原料，在“流水线”的另一端的不同出口就会源源不断地输出各种高纯度的稀土元素。这一技术在中国稀土行业被广泛使用后，国外相当数量的稀土分离企业减产或者停产。此后中国稀土的分离技术一直处在世界的最前列，作为稀土科技领域的杰出代表，徐光宪也因此荣获2008年国家最高科技奖。

　　“现在都认为国外关闭矿山完全是有意而为之，实际上并不一定。因为中国的资源本就丰富，徐光宪又带来了技术优势，人工及相关辅料成本又较低，因此很多外国分离企业是被迫关闭的。”包头稀土研究院情报研究室原主任、中国稀土信息中心首席顾问窦学宏教授如是认为。

　　这一成果也成为了中国稀土行业发展的里程碑。如今，除储量外，我国在稀土生产、应用和出口三方面也都位居世界第一，不仅能生产各类单一稀土氧化物、稀土盐类、稀土氟化物、稀土金属、稀土合金，也可生产稀土新材料(稀土永磁材料、稀土发光材料、稀土储氢材料等)。

　　但是，由于宏观调控不当，这一技术被过分推广，导致中国稀土分离企业遍地开花。据统计，我国从事稀土矿产开采、稀土冶炼分离的企业接近200家，全行业从业人员3万多人。多数小企业设施落后，技术开发力量薄弱。由此而对稀土行业发展带来的风险与困扰，恐怕就非徐光宪当时所能料到的了。

　　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中国稀土价格长期过低。在世界电子、激光、超导等高科技产业规模呈几何级数增长的情况下，中国的稀土价格并未水涨船高。据统计，上世纪90年代至今，中国稀土的出口量增长了约10倍，平均价格却被压低到当初价格的六成左右。以2009年氧化铈的出口价格而言，每吨不过1.4万~1.6万元人民币，折合每公斤不到16元，被讥为“猪肉价”甚至“泥土价”。

　　“目前，世界稀土氧化物需求不过14万吨左右，但中国的生产量已经超过20万吨。”在张安文看来，正是严重的供过于求，才使得稀土卖出了所谓的“泥土价”。

　　小行业有大烦恼

　　贱卖只是表象，根源在于稀土行业的无序竞争。

　　我国的近200家稀土企业，分布在全国十几个省区，其中许多是中小私营企业，年处理能力在2000吨至5000吨的只有10家，年处理能力大于5000吨的只有3家。过于分散的格局和现行以“地方管理为主”的监管体系之间的缝隙，为不少企业的违规运作提供了足够的空间。

　　“由于缺乏有效监管，加上企业之间的信誉缺失，使得大多数企业在报价时竞相杀价，交货时以次充好。”李卫介绍道。不少企业就在低报价和差产品之间挣扎求利。据统计，稀土价格低迷时，国内有关矿产企业的利润普遍只有1%~5%。

　　艰难的处境迫使企业不得不去开采更多的稀土，以薄利多销的模式尽量降低自身的生存风险。于是，资源就成为争夺的核心。围绕着资源，各级地方政府、地方国企、私企乃至合资企业等都不肯有丝毫的让步，竞相上马新项目导致产能进一步扩大、价格继续下滑的怪圈多次上演。

　　几番循环，中国稀土总储量直线下降。具体减少的数量争议颇多，并无一个权威的说法，但大幅减少却是不争的事实，在此过程中，相当多的国家从中受益。对此，温家宝总理评论称：在中国管理最混乱的时候，一些国家廉价购买了中国很多稀土，现在还有不少储备，他们心知肚明。

　　问题还不止于此。

　　在内蒙古大草原上，有着我国乃至世界上最大的稀土矿——白云鄂博，包头市也因此得名为“世界稀土之都”。“稀土虽然给包头带来了名气，但却未给其带来应有的财富。”徐光宪先生的得意门生、北京大学稀土材料化学及应用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严纯华如是评价。由于白云鄂博矿是铁、稀土、铌伴生矿山，且前期开采以铁为主，稀土随铁开采，这直接导致稀土利用率低下。90%的稀土进入尾矿库，随着风吹雨淋，导致稀释贫化和杂物污染，对二次开采带来不利影响。

　　事实上，早在1952年，就有专家提出，白云鄂博的开发应以稀土为主。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一构想始终未能实现。严纯华无奈地表示，尽管大家都知道随铁开采的方式是错的，但是要扭转过来并不容易，因为包头有太多的人依靠钢铁吃饭，眼下稀土还养活不了那么多的人。“所以要在行业的发展，地方政府与相关企业之间找到一条妥协的道路。”

　　“如今包钢稀土(600111)认识到了这一问题，开始转变思路，在开发时以稀土为主，就地处理。”刚从内蒙古来北京开会的窦学宏带来了最新的好消息。

　　与北方包钢稀土依赖白云鄂博稀土矿而形成的一家独大格局不同，南方稀土资源散布在以赣州为中心的江西、四川、广东、广西、湖南等五省几百个县镇，且以我国独有的、价值更高的的中重型离子型稀土矿为主。由于矿源分散，盗矿、非法开采等现象时有出现，局面更为复杂。故中央针对南方稀土市场的配额、限产等若干治理政策均收效甚微。

　　无论南方北方，稀土开采对环境的破坏都很严重。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鲁志强介绍，如今广泛使用的池浸工艺每开采1吨稀土，要破坏200平方米的地表植被，剥离300平方米表土，造成2000立方米尾砂，每年造成1200万立方米的水土流失。我国付出了高昂的甚至不可逆转的环境代价。

　　为了缓解这一局面，我国2006年开始逐步减少稀土出口。今年的稀土出口配额总数为30258吨，比2009年的50145.1吨少了近40%。2010年7月8日，商务部更宣布将2010年下半年的稀土出口减少72%，意在控制稀土快速流失的局面。

　　但实际上，由于稀土内部17种元素目前的价格是不等的，如氧化铕目前的市场价达到了250万元/吨，出口氧化铈却只需要2.5万元/吨，相差足足100倍。“可是商务部的出口配额制度对于具体哪些元素并未作进一步说明，这直接导致了氧化铕、氧化镝等更珍稀贵重元素的加剧流失。”严纯华感慨道。

　　让李卫觉得不解的是，在稀土资源日益减少、向外流失严重的背景下，出口稀土新材料居然还可以享受国家出口退税。“这也就意味着，国家为外国的进口实行了财政补贴，进一步调动了国内稀土出口的积极性，也导致稀土涨价动力严重不足。”

　　因此，2007年时身为全国政协委员的李卫提交了一份“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我国稀土资源”的提案。提案对稀土行业存在的储量消耗过快、持续利用堪忧；初级产品过剩、出口低价竞销；应用产品开发滞后、自主创新不足；管理缺位、环境污染严重等诸多问题进行了全面阐述，并提出了相关的解决建议。议案得到了时任国家副主席曾庆红、时任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的重视，并作了相关指示。但时至今日，李卫提案中提到的诸多问题不仅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相反有些情况还愈演愈烈。

　　央企大举进军

　　旧局未定，新变又生。

　　9月26日，中国铝业(601600)公司(以下简称中铝)与江西省国资委签署了《江西稀有金属钨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协议》。根据协议，中铝公司将以增资扩股方式对江钨控股集团进行出资，成为控股股东，计划在未来3年内向江钨控股集团增资100亿元，在江西打造稀有金属、稀土等在内的产业基地，在3~5年内使江钨销售收入达到500亿元。按照中铝的构想，近几年要逐步压缩铝主业，全面发展铜、稀土等多金属，以实现多金属业务的“再造中铝”计划。

　　中铝在江西显然是后来者——7年前，江西政府曾以江钨集团为筹码引进中国五矿集团(以下简称五矿)。2003年，五矿通过下属中国五矿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五矿有色)与江钨集团共同组建了江西钨业集团有限公司(下称江钨有限)。其中，五矿控股51%。

　　怀着“全球最大的集采、选、加工及应用一体化的稀土企业集团”梦想的五矿并未就此停步。2008年11月，五矿子公司五矿有色联合江西赣县红金稀土有限公司、定南大华新材料有限公司组建五矿稀土股份有限公司，五矿有色占股40%，为第一大股东，并从中获得了稀缺的配矿权。有分析认为正是这一绕过江钨有限，剑指当地稀土资源的单方行为，让意在通过引进五矿，借重其资本优势盘活当地资源，延长产业链、增加深加工等高附加值产业的江西失望，也成为双方关系走冷的导火索。

　　2008年，江西组建了由省国资委出资监管的江钨控股，控制了江钨集团70%股权，而如今江钨控股被中铝收归旗下，业内普遍认为，江西方面的意图在于以中铝制衡五矿，可以预见，五矿、中铝以及江西围绕稀土资源的新一轮角力即将开始。

　　中国有色集团(以下简称中色)则选择了广东作为破局之地。公开资料显示，中色控股的广东珠江稀土冶炼厂产能为3000吨，而国家发改委已经批复珠江稀土冶炼厂搬迁到广东新丰县并可扩产至7000吨。目前，中色已联合三家稀土加工企业在新丰县组建了号称国内最大的稀土分离企业的中色南方稀土公司。

　　“目前采矿权都集中地方政府手中，央企进入之后，只能在分离环节发力，但他们都不想抛开资源这一块，因为现在普遍的共识是，在稀土行业，资源决定主导权。”窦学宏分析称。

　　下：走向

　　中央要攥住刀把子

　　各方关注的焦点，也正是解决问题的要点。

　　多年来，由于采矿主动权掌握在各级地方政府和企业手中，受利益驱动和地方保护主义影响，各地无证开采、越界开采、采富弃贫、采易弃难和丢矿压矿现象大量存在。据有关资料分析，按照现有开采规模，我国已探明的离子型稀土矿仅能持续开采10年左右。

　　“这种现象应该得到遏制。”李卫明确表示，“按照我国现行法律，矿产资源所有权主体是国家，归全民所有。”事实上，1997年1月1日起施行的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第三条规定：“矿产资源属于国家所有，由国务院行使国家对矿产资源的所有权。地表或者地下的矿产资源的国家所有权，不因其所依附的土地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不同而改变”。

　　“尤其离子型稀土矿已经被列为国家实行保护性开发特定矿种，其开采更应得到国家的统筹管理。”李卫认为，国家要严控生产总量、合理分解指标；要禁止外商独资举办稀土分离冶炼项目；在清理过剩产能的同时要大幅提高资源税，在通过税收调节市场供给的同时，对所得税收进行二次分配，补贴至深加工研究领域。

　　做大才能做强

　　新中国成立后，周总理即将稀土元素的提取列入科学规划中；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时任副总理的方毅七年八次赴包头组织稀土资源和稀土推广应用工作；邓小平在南巡时更是提出了“中东有石油，中国有稀土”的说法，将稀土的重要性提升到新的层次。近年来，胡锦涛、江泽民、温家宝、张德江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又多次对稀土工业发展作出重要批示。

　　国家领导层面对稀土的重视程度不可谓不强，但这种来自最高层的重视并未有效传导到下面的各环节。对此，多位科学家及业内人士表示，究其根源，在于稀土行业体量太小：在发展了50年之后，稀土的工业总产值刚过200亿元。即使在全国稀土的龙头企业——包钢集团中，稀土在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也很有限。2009包钢稀土股东大会公开资料显示，当年包钢稀土实现销售收入25.93亿元，而同年包钢集团的销售收入为378.71亿元，所占比重不足7%！包括中铝、五矿、中色等央企，无论是其在稀土方面的投入，还是稀土在其集团中所占的比重，都极为有限。“因为太小，所以很多人看不起”。

　　实际上，从产品特性而言，稀土价格具有广阔的上升空间。“我卖一块钱你也得用、我卖一百块钱你照旧得用。”但目前的稀土、稀土氧化物、稀土合金乃至稀土新材料的价格显然都偏低。以稀土在等离子电视屏幕中的应用为例，每张屏幕含有数克发光粉，发光粉价格在每公斤3000~5000元，也就意味着每一张售价超过一千元的电视屏幕中，仅有几块钱花在稀土方面，作为一种关键元素，其价值远未从价格上得到体现。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除了供过于求引发的恶性压价以外，也与我国稀土产品定价仅以原材料的消耗和人力成本为主要依据的简单模式有关。“因此我认为，有必要通过控制资源和低端产品出口促使价格上扬，从而刺激国外企业恢复本国稀土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严纯华给出了自己的建议。他进一步解释称，国外恢复稀土资源开发至少有三个好处：最直接的，可以有效减轻我国所担负的沉重责任，以我们36%的资源支撑全球97%以上的需求显然是不可持续发展的；另一方面，国外恢复本国资源开发后，就可以为我国的相关产品定价提供参照体系，也可以为我国稀土产业的环保管理提供更为成熟的依据。但他同时指出，环保标准一定要由中央掌握，并使其成为进入稀土行业的门槛。“环保达标的可以继续生产，否则免谈。”

　　当把原来由社会和未来承担的环境成本、不可再生资源成本、研发成本计入到企业的运营成本后，稀土的价格自然会水涨船高。“严把环境关，再加上控制生产总量、提高资源税，短期内稀土的价格将向其价值逐步靠拢，行业体量得到有效扩大之后，才能赢得各方真正的重视，才能实现做强稀土的梦想。”李卫分析称。

　　跳出稀土看稀土

　　体量太小，为稀土行业发展带来了相当多的问题。不但生产经营企业重视不够，科研企业对其的重视程度与稀土在国际、在国计民生中的重要程度也严重不匹配，进而直接导致了科研企业在稀土深加工领域着力不多。见效快又容易出成绩的采矿、分离、冶炼、新材料环节占用了太多企业的主要精力，直接导致上述环节竞争激烈、产能过剩。“以磁性材料生产企业为例，日本主要企业仅有3家，而中国有100多家。”李卫称。

　　与此同时，中国稀土下游装备水平不够，周边产业发展缓慢，比如自动控制、集成装备制造，以及相关的检测、加工、表面处理，包括更广泛的人才培养、创新、风险资金投入等都跟不上。“这才是稀土行业得不到快速发展的核心问题。”张安文认为。

　　一般来说，原料、分离产品、新材料、器件价值比例约为1：10：100：1000(实际差距可能更大)，也就意味着越到下游，产业附加值越高，但是越到下游，技术门槛也越高。虽然经过多年的积累，中国在稀土应用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目前依然远远落后于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

　　“我们的钕铁硼技术很先进，但就是做不出来好的硬盘驱动器，遑论计算机整机；我们也生产三元尾气净化器，但所有的进口车都不用。”张安文表示，由此才导致我们国家长期以低价出口分离产品、新材料，然后再高价购买器件乃至整机。

　　有数据表明，日本将90%以上的稀土用于高新技术，而我国稀土主要应用在传统领域。没有一两稀土的日本从我国赚取了大量利润——先进制造业跟不上，使得我国把稀土带来的巨大优势拱手让人。对此，包括严纯华、李卫、张安文在内的多位专家痛心疾首。

　　央企肩负重任

　　当不均衡利益格局长期存在、依靠自我完善成为不可能的时候，外部新力量的强势介入就显得尤为重要。

　　采访中，多位浸淫稀土行业多年的专家学者都提到，目前对稀土关注不多的国资委应该认识到，稀土作为“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关键领域”，应该由央企保持绝对的控制力。但实际上在这一领域，无论是介入时间，还是介入深度，央企的表现都有相当的提升空间。在10月23日举行的国有经济论坛上，吉林大学国有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徐传谌就明确表示：“稀土行业发展失控与央企力量薄弱之间存在着必然联系，不应该任由这种局面继续下去。”

　　“一方面央企可以打破现有并不合理的利益格局，另一方面央企可以利用自身在资金、人才、技术等方面的优势，加快稀土行业整合进度，更重要的是可以推动稀土应用领域的科技水平快速提升。”严纯华建议道。

　　李卫则表示，要真正调动央企的积极性，就应该适当调整考核机制。“目前考核的主要依据还是营业收入，但是进入局面复杂的稀土行业，有可能影响其短期内的赢利，国资委应予以理解。此外，要调整对科研院所的考核方式。”

　　李卫认为，大量原本承担着研发推广、应用各种高新技术产业重任的科研院所，如今因为国资委考核机制的原因，已经很大程度上丧失了深入研究的动力与机会。“不仅科研人员被迫选择见效快的项目，而且连单位也都将主要的精力投入到了相对回报周期较短的研究方向。”他建议，国资委在考核央企包括企业考核员工时，应该根据工作性质的不同制定不同的考核方案，对待科研人员要鼓励创新而不是创收。“只有这样，才能促进央企真正介入到稀土行业的发展中，并保持在这一行业中的影响力、控制力。”

　　严纯华提醒说，逐利是资本的本性，因此即便是央企也离不开更高层面的有效监管，以防止陷入追逐短期利益而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的境地。“央企应与其他性质企业合作而非博弈，要各司其职而非包办全部。”

　　“国资委在做好监管的前提下布局稀土等战略产业的超前发展，是超越了简单数字游戏的国资保值增值，对于国家、民族乃至国资委和央企本身，都具有深刻而长远的意义。”李卫表示。

　　权责相应，加强领导

　　矿山归属在国土资源部，出口归属在商务部，发改委和工信部、科技部都参与管理，海关、环保部，包括应该发挥作用的国资委……规模虽然不大，但稀土牵涉的管理方却着实不少。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主管部门级别不够，缺乏统一领导，是过去稀土整合虽有政策但无效果的关键。

　　对此，李卫建议，要建立一个尽量高级别的领导机构来协调各机构关系。这个机构要权责相应，要在真正了解稀土的同时，敢于为稀土发展负责。加快行业协会的建设力度也是一方面，“对于很多问题，非官方的协会出面要比管理部门方便得多”。

　　在该机构的领导下，相关部委各司其职，切实管理好稀土资源，保证产量在可控范围之内；以高额资源税防止企业之间的压价竞争；打破地方保护主义，鼓励企业之间的正当竞争、并购重组；鼓励央企以市场手段进入深加工领域，带动行业体量的不断扩大；国家把征收的资源税进行二次分配，补贴到暂不赢利的科研、深加工环节，促进市场的规范发展。由此一来，出口配额、走私等问题也会迎刃而解……

　　正在为国家编写“稀土行业发展规划”的李卫向记者描绘了他心目中的这幅蓝图。“到了那一天，就有利于稀土行业摆脱厨房模式的发展导向。”所谓厨房模式，是指李卫的一个比喻，说中国是世界的厨房，自己费尽心思做好饭，被人家端走吃掉，食客反而回过头来骂厨子，所谓费力不讨好。在我国，不仅稀土，很多行业都存在这一现象。他举例称：“比如光伏、风电研究生产，耗能的生产环节都在国内，但是有资格享受成果的却在国外。”

　　告别厨房模式，并不意味着中国禁止稀土出口。“相反，在理顺了稀土行业的各方关系之后，中国应该鼓励出口，但是必须要改变出口模式。”严纯华解释称，要加大器件、近终端产品的出口，把更多的附加值留在国内的同时，严格禁止原材料乃至初级产品的出口。同时，还有专家建议，中国稀土有必要在涉及军工、民用、军民两用等不同范畴设置一定的“防火墙”。

　　惟其如此，稀土行业才能走向成熟；惟其如此，方能实现温家宝总理所说的“要保持稀土可持续发展，不仅满足本国需要还要照顾世界需要，不仅立足当前，而且要着眼长远”的良好愿景。

　　记者手记

　　无路可退的稀土

　　稀土行业问题的解决，不仅对稀土行业自身、对于维护国家战略安全有着重要意义，而且对经济社会有着重要的示范作用。

　　在经济转型期面临成长烦恼，绝非稀土行业的专利，不少工业类型几乎有着同样的困惑，只不过稀土行业的矛盾更为全面而集中。解决好稀土行业中存在的问题将提供极具借鉴意义的范本；反之，如果不能尽快地把稀土行业从乱局中解救出来，那么按照目前的开采速度，中国在不久的将来，就会成为稀土贫国——其实按人均计算，中国已经是稀土小国。

　　到那时，我们就会被迫向已经储存了大量稀土资源的日本、韩国，国内资源丰富却不曾开采的美国、俄罗斯购买稀土；到那时，我们始终不曾掌握的话语权就会成为他们手中的利器；到那时，钢铁行业被铁矿石压得喘不过起来的故事就会在稀土行业重演；到那时，黑钨行业资源消耗殆尽，话语权旁落的前车之鉴也将成为稀土的明天。而基于稀土在军工、高科技领域的重要意义，这也许还不是最可怕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