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经济低迷及各国实行量化宽松的背景下，中国唯有加强改革，启动民营经济，才能在抑制新增产能的同时，慢慢消化库存

　　何志成

　　中国经济的调整周期，与全球经济的调整周期是“互动”的，相互影响的——全球经济增长乏力必然恶化中国经济已经显现的“产能过剩危机”，起码是无法向国际市场转移产能，这必然使中国央行在释放货币宽松信号时畏首畏尾：不刺激，经济将继续下滑，刺激大了，产能过剩将更严重。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直到四月底仍然看不到中国央行降低存准率的原因之一。

　　但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全球央行纷纷转向“保增长”，中国央行不可能“洁身自好”，适度宽松、定向宽松已经是5月的必然选项，更何况中国的存准率下调空间很大，甚至存在降息(降低企业财务成本非常迫切)空间。

　　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是产能过剩和高库存，货币政策要在抑制新增产能与去库存的两条战线同时出手，或曰，不能完全指望货币政策——产业政策要引导货币政策。在全球经济萧条的背景下，我们必须立足国内消化产能，同时不能再度刺激新的传统制造业铺新摊子。

　　比如钢铁业，现在的产能已经高达9亿吨，仍然在建的还有一亿吨以上，而国内目前能够消化的最多7亿吨，再上，就是浪费；还有水泥、玻璃等建材和大型建筑施工机械，甚至包括汽车业都严重过剩。在这个背景下，一味地、全面地释放流动性只能使产能过剩情况更严重，等于是制造危机。

　　但反过来看，中国有非常多企业在嗷嗷待哺，尤其是很多能够消耗(过剩)产能的国家级基本建设项目在急等着资金开工。因此笔者建议：在房地产库存极大的背景下，货币政策不可能再向房地产倾斜——起码在两年内，房地产业不具备继续吸纳传统制造业产能的能力，目前能做的，唯有大力支持国家级大型基础设施建设，比如增加对高铁高速，水利设施，城市道路建设的贷款。当然，这只是“治表”，是“权宜之计”或曰“缓兵之计”。争取时间的目的是为了防止经济硬着陆，在保证经济相对平稳运行的大环境中抓住改革的有利时机——通过改革“去库存”。

　　产能过剩本身不可怕，“供过于求”也是市场经济的正常表现，问题是要抓住造成产能过剩的总根源。必须认清，造成中国产能过剩的根子不在市场，而在体制，在指导思想。

　　为什么各地明明知道产能过剩，还要坚持上很多大的制造业项目，尤其是盲目地扩大钢铁、汽车等严重过剩产业？

　　一是地方主义，没有全国一盘棋概念，二是不懂得实体经济不等于制造业，尤其是市场已经不需要或曰长期无法消化的制造业。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以GDP挂帅，却不知道GDP的含金量大不同，产能过剩虽然也产生GDP，但那是“负资产”，是没有用的GDP。但是，为什么这么多没有用的GDP却在一个劲地上呢？

　　原因就在于：拍脑袋经济，或曰命令经济！地方政府决策短期化，被局部利益牵着鼻子走，缺乏因地制宜的论证，企业行为弱化，市场规律不起作用。这才是本原。很多事实说明，地方政府常常因为“头脑一热”，“逼着”(很多时候是“诱使”)银行放款，而银行业盲目地相信“国家意志”，认为地方政府不可能破产，因此乐于参与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投资，结果几亿、几十亿的大项目轻松过关，导致大量信贷资金都投向了“高投资”、“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的“三高一低”项目，造成严重的产能过剩。

　　中国式的产能过剩其实是市场化严重缺乏的表现形式之一，是“国有企业做大做强”的误区之一，也是“国家垄断”的伴生物。仔细分析，凡是产能过剩的行业，一定是国企垄断或国企主导的行业。

　　大型国企在信贷、土地、财政等多方面享有诸多特权，国家绝大多数的优质资源都向国有企业倾斜，使它们有极大的冲动和足够的力量去扩大产能，以提高政绩。因此，要克服产能过剩危机，第一条就是改革，尤其是要抑制国有企业不断“做大做强”的冲动，减少对它们的各项扶持优惠政策——一旦撤销优惠，看它们还能不能做大做强。与之相反，对民营企业则要“扶持”，尤其是在“准入”环节上的扶持，让具有市场经济特色的企业享有更多的国家资源，让它们与国有企业平等竞争，使国民经济实现向市场化的转型。

　　从整体上减少计划经济色彩，扩大市场经济比重，不仅是提高效率的关键，也是消化过剩产能的关键。必须看清，中国经济的内生增长动力还没有枯竭，尤其是蕴藏在民营企业中的增长动力还很大，它们有消化过剩产能的实力。关键看政策，关键看改革。

　　在全球经济低迷的背景下，唯有启动内需，启动民营经济，才能在抑制新增产能的同时，慢慢消化库存，为走向新的经济增长周期积攒能量。

　　(作者系中国农业银行高级经济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