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副组长黄勇教授

　　黄勇,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竞争法中心主任

　　□法制网记者 蒋安杰

　　2012年5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审理因垄断行为引发的民事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关于这个司法解释的重要意义,记者特别采访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竞争法中心主任黄勇教授。

　　黄勇教授是国内知名的反垄断法专家,目前任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副组长。他长期参与反垄断法及反垄断配套规章的制定。自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启动起草反垄断民事司法解释起,黄勇教授及其带领的对外经贸大学竞争法中心也一直参与相关草稿和建议稿的讨论和论证,积极向最高人民法院建言献策。

　　反垄断法是保障经济民主的利器

　　黄勇教授说,反垄断法是保障经济民主的利器,也是市场经济有序运行最重要的制度保障,在西方被称为“经济宪法”。反垄断法在我国的制定和实施,虽然经历了较为曲折的过程,但是从这部法律本身的制度价值来讲,特别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化还不够充分的形势下,反垄断法的出台对于打破垄断、推进改革和我国的市场化进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护消费者福利都具有重要意义。

　　黄勇教授告诉记者,中国反垄断法实施近四年来,3家行政执法机构(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积极开展反垄断行政执法工作,颁布了一系列配套法规和部门规章,一大批具有广泛社会影响案件的处理,进一步宣传了反垄断法,树立了反垄断法的权威,也增强了企业和社会的公平竞争意识和反垄断合规意识。

　　反垄断民事诉讼是当事人寻求反垄断救济的另一个重要途径,也符合国际惯例。然而我国反垄断法中对于民事诉讼只有第50条一个法条的规定,而且表述仅仅一句话,高度抽象原则；近四年来各级法院也审理了几十个反垄断案件,但法院在处理民事诉讼案件上还存在诸多的不确定性因素,包括管辖问题、当事人起诉资格问题和举证责任问题等。

　　“这次《关于审理因垄断行为引发的民事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制定和出台,将有效解决反垄断民事诉讼运作过程中“无法可依”的空白状态,进一步细化和解释了反垄断法第50条的一般规定,使法院在司法实践中更加有章可循,特别是使诉讼程序更加规范。同时,在法律层级之下制定专门的司法解释,也进一步健全和完善了反垄断的法律体系。”黄勇教授如是说。

　　反垄断司法解释有待完善

　　黄勇教授介绍,通过司法解释对当事人的诉讼资格、举证责任和诉讼权利加以明确,能够极大地推动反垄断民事诉讼的开展,大大拓宽了当事人的救济渠道。当然,依据反垄断法发达国家的经验,复杂的反垄断民事诉讼平均时长达四到五年,受害人提起反垄断民事诉讼的成本包括诉讼费、律师费、调查取证费用、专家证人费用等有形的财产付出,还包括因起诉而可能蒙受的间接损失。因此,为了解决这种当事人诉讼成本上的负担,有些国家还设计了3倍损害赔偿机制、律师风险代理机制或集团诉讼等机制,用以鼓励私人诉讼或减少当事人的诉讼成本。这些在我国现行反垄断民事诉讼制度中仍付之阙如,因为这些制度均涉及我国民事诉讼制度的重大改革,反垄断司法解释目前尚难以突破。

　　长期致力于中国反垄断法领域研究的黄勇教授认为,该司法解释作为反垄断民事诉讼领域具有开拓性的法律文件,仍有诸多逐步完善之处。

　　首先,解释没有解决未来反垄断民事诉讼与反垄断行政执法的衔接问题,特别是对未来可能出现的“跟随诉讼”,法院如何对待行政机关已经做出的行政裁决或者事实认定,将直接关系一国反垄断法的实施理念；其次,从篇幅上看,程序问题占了司法解释的大部分,与垄断行为认定相关的实体性规定较为欠缺,这一方面体现出垄断案件的复杂性要求根据具体案情进行合理分析,另一方面也和我国目前缺少案件的积累和沉淀,仍没有太多经验有关,有待未来进一步完善。

　　黄勇教授最后说,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适时推出有助于现实中迫切问题的解决,司法解释虽无法涵盖反垄断民事诉讼的全部方面,但是已经涵盖和解决了司法实践的一些核心问题,特别是规范了诉讼程序中的一些重要问题,对于初期的反垄断法实施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也应当看到,完善的反垄断民事诉讼制度的建立仍然有待时日,仍需要不断地探索、借鉴以及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