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是完成现代化较早的国家，税收制度和社会福利比较完善，它们在调节收入分配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英国是最早建立社会福利制度的国家，其一系列操作办法对西方福利国家相关政策的形成产生过重大影响。早在1572年，伊丽莎白女王就决定在全国征收济贫税，1601年颁布《济贫法》。1765年英国议会通过“斯品汉姆莱制度”，对低于最低工资限度的工人，由各教区予以津贴补助。1905年，英国政府成立贫困调查委员会，并于1908年开始颁布实施了《老年赡养法》、《职业介绍所法》、《国民保险法》等一系列重要社会福利法案。1924年，英国政府公布特惠特利住宅计划。1934年，贝弗里奇出任英国社会保险和联合事业部主席，向英国政府提出了《社会保险及有关服务》的报告，建议实施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自愿保险，主张建设“福利国家”。1944年，英国政府采纳了贝弗里奇报告中所提出的绝大部分建议，并在此基础上于1946年推出了《国民保险法》和《国民健康服务法案》。这些法案、措施为调节个人收入分配差距起到了有力的作用。

    在英国杠杆是调整收入差距的有效手段。一是征收个人所得税。英国现行税法规定，年薪4800英镑以下的低收入者不用纳税，超过的部分按不同比例纳税，最高收入所得税税率为40%。二是遗产税和赠与税。英国税法规定，遗产税和赠与税合并一起征收。为防止富人通过提前转移财产逃避遗产税，税法规定，继承人除了要对死者遗留的财产缴纳遗产税外，还要对死者7年内赠与的财产按不同的税率缴纳赠与税。

    劳动收入分配制度是英国政府调整收入差距的又一方法。劳动力成本高，劳动收入在收入分配中比重大，是英国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政策的一个重要措施。近一百年来，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总体上处于主导地位。相比之下，资本要素所占比重则呈下降趋势，这有利于避免收入分配的严重分化。另外，为了遏止贫富差距，英国很早就实行了福利制度，1601年颁布了《济贫法》，19世纪又陆续制定一系列社会保障制度，实施“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体系。同时，英国政府在私有化进程中，也注意照顾工人阶级的利益，政府逐渐建立起一个完整的全国性再就业培训和职业介绍机制，比较好地解决了经济转型过程中的再就业问题。

    英国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财政措施，对中国调节收入分配差距具有如下启示意义：

     1、发挥税收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作用需要有健全的税制。在用税收调节收入分配差距方面，英国充分发挥了个人所得税、遗产税和赠予税等不同税种相互协调配合的调节功能。但在我国，除了个人所得税、消费税与财产税之外，遗产税、赠予税和社会保障税都没有开征，加上个人所得税实行分类征收，征管制度不健全，使得税收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弱化。因此，我国要发挥税收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功用，就需要建立、健全税收体系和征管制度，完善税制。

     2、借助社会保障制度调节收入分配差距需要立足本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英国已经建立起比较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这是与英国发达的经济相联系的。但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现今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社会保障项目设置不能过多，范围不能过宽，标准不能过高，保障水平只能随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逐步提高。鉴于农村贫困问题更为突出，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更为滞后，因此，应加快推进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和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建设。  

     3、有目标、有资金保证，科学地进行反贫困。要做到“帮助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就需要按照一般的贫困标准确定扶贫对象和目标。对贫困、落后地区进行扶贫开发，需要有系列优惠政策的支持，但政策的实施要以财政手段为主，行政手段为辅。政府要通过投资补贴、就业补贴等财政刺激措施，引导发达企业向贫困地区迁移。同时，要根据贫困、落后的实际情况，或进行居民迁移，或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使扶贫开发取得实效。    

     4、在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同时，还要强调效率。英国在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实践中已经认识到：过高的边际税率有碍于市场效率，过宽过高的社会福利容易出现“大锅饭”、“养懒汉”的现象，等等。因此，近几十年来，英国对收入分配差距调节措施进行了较大调整。比如，降低累进所得税的最高边际税率，适当削减社会福利开支，对义务教育资金加强监控等。因此，在我国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过程中，要吸收英国的经验，要在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同时重视效率，要在注重公平中兼顾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