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在2011年12月8日的“暴跌惨案”之前，重庆啤酒就已经以一种非常畸形的形象存在于A股市场：虽是一家主板啤酒传统公司，从事的却是创业板公司的“高科技”项目，其四分之三的市值都是靠“乙肝疫苗”这个尚未贡献哪怕是一分钱利润的概念支撑。

　　由此引发的争议即是：上市公司究竟该不该从事高风险的项目研发？

　　从乙肝疫苗项目的进展而言，这个项目的启动源于重庆啤酒IPO募集资金更改投入，并在1999年通过配股再次投入8710万元，两次募投项目的可行性报告经过了监管部门的审核以及二级市场的认可，这使得重庆啤酒相当于拿股民的钱，去攻克乙肝这个世界性的医学难题。而一旦乙肝疫苗成功，上市公司、股东、吴玉章以及广大乙肝患者会多方获益，这将成为中国证券市场推动新兴产业发展的最佳典范。

　　我们赞赏一些企业怀着“改变世界”的梦想，但目前A股市场题材概念盛行，监管部门要想预防虚高的股价让上市公司“天使变恶魔”，就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来提前遏止二级市场的恶意炒作。

　　重庆啤酒就是一个血淋淋的教训。从二级市场的股价走势来看，早在2010年就有资金开始介入重庆啤酒，其股价由23元/股暴炒至80元/股的高位，而此时重庆啤酒的啤酒主业一直并无明显变化，只能贡献不到2亿元的净利润，这为日后的“重啤惨案”埋下了导火索。

　　而与此对应的，虽然监管部门一直三令五申地强调信息披露的“完整性、及时性、公平性”，但重庆啤酒在乙肝疫苗披露上的“惜字如金”，使得乙肝疫苗成为A股市场信息严重不对等的投资标的。

　　众所周知，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中国证券市场上每一个概念股的暴炒，其背后总会涌现各种真假难辨的所谓“内幕消息”，归根结底，其产生根源在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不透明”。

　　这一点，在重庆啤酒身上亦得以体现。截止目前，乙肝疫苗的临床试验已经进入到II期B阶段尾声，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早在数年前结束的II期A阶段数据仍未面世，对于信息掌握不充分的散户而言，在这种情况下购入重庆啤酒股票，无异于是赤裸裸的赌博。

　　公募与私募绝不会承认他们是在赌博，他们认为这是一种“风险投资”，依据在于他们是在“掌握了乙肝疫苗基本面后进行的投资”。

　　在过去的数年时间里，公募与私募动用了广泛人脉，他们深入医院与注射疫苗的志愿者交流，与主治医生洽谈试验进展，甚至不惜重金请志愿者到指定的医院做检查。因此，他们能知道重庆啤酒“公告”之外的一些信息：如E抗原转阴人数、NCTS网站上乙肝疫苗II期临床试验设计。

　　公募与私募自认为提前看到了乙肝疫苗的底牌，这是他们在80元/股的高位依然坚守的重要原因，在券商研报的轮番鼓吹和重庆啤酒股价节节攀升下，他们忽略了一点，新药研发的成功率非常低，而乙肝用药研发成功的难度堪比获得诺贝尔医学奖。

　　有一种说法是，新药研究像是花费重金请美术学院的一千名学生同时画画，只要其中有一名学生能画出蒙娜丽莎，那一千种新药研发的重金投入就可以通过一种药收回成本，并赚取不菲的利润。

　　事实上，在整个乙肝疫苗的临床试验过程当中，贪婪的资本介入得如此之深，使得病人的筛选、注射情况再到揭盲后的数据统计，每一个环节都存在受资本影响的可能。

　　或许，这是安慰剂组数据异常的最好解释。

　　马克思曾经说过，如果有百分之两百的利润，资本家就会藐视法律；如果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那么资本家便会践踏世间的一切。公募与私募可能没有想到，既然他们能花钱请志愿者做检查，那么更大的利益方，完全可以动用金钱的力量，请360名志愿者按照他的意愿来参与整个临床试验，比如说让360名志愿者都服用恩替卡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