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楯介绍

　　李楯，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曾任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专家网络负责人；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政策研究所执行所长

　　改革三十年，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但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始终存在，我们步入了一个高风险时代：新一轮的物价上涨已使中等收入的人群也都感受到了压力，房价、股市、大学生就业等方面的诸多变数，都增加了人们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同时，从矿难到黑窑工事件，从厦门PX的“散步”到席卷全国的雪灾，再到最近的抵制家乐福事件，呈现出的不再仅是一种一般的经济的或社会的景象，更和我们所处的转型时期密切相关。当我们面对着转型中不可回避的问题，我们有没有能力把自己的事做好？由是，我们需要找寻、梳理那些模糊不清的旧迹，检讨我们的问题，规划今后的道路。

　　■李楯印象

　　李楯说，“一个个的公民是国家的主人，而政府机构和官员只不过是大大小小的管家而已。”

　　李楯说，“一些艾滋病项目浪费严重”、“艾滋病问题是中国社会问题的温度计”、“某些组织专吃艾滋病饭”。

　　李楯还说，“既不要迷信官员，也不要迷信学者。”

　　特殊的道路：中国还在转型中

　　中国过去为什么落后，或者说我们为什么在发展中步履艰难？一直以来有这么几个说法。一个说法，因为我们起步晚。这种说法我是不赞成的，一个持续存在5000多年的文明古国，我们为什么起步晚？这是我们的问题，还是别人的问题？

　　第二个说法，因为帝国主义欺负了我们。这个说法是否成立呢？我们看看毗邻广州的香港，是当年鸦片战争后英国人强行租出去的。香港回归时举国欢庆，我当时有一些想法，并不那么高兴，为什么呢？在一个讲武力的时代，我们打不过人家，香港割出去的时候，清政府都不知道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只是一个渔村而已，而香港回归时已经是一个世界级的金融中心。当年香港是受广州的辐射，但在改革开放后，广州是受香港的辐射，这种辐射甚至一直到了北京。

　　我们再看，在中国与英国签订不平等条约十几年之后，日本的国门也被美国人打开了，也签订了不平等条约。当时日本有一派主张寸步不让地拼了，另一派主张，我们认输，我们学习。日本是海洋民族，当时却没有远洋航行的能力，所以他们驾着买来的一艘远洋船，让英国人来指导自己航行，去签订了不平等条约。然后，日本人咬着牙明治维新，一步步地干起来。日本在二战战败之后，有一个叫吉田茂的外相写了本小册子《激荡的百年史》，他说，作为战败国的首相，凡与占领军发生意见冲突的时候一定据理力争，但如果占领军执意不听的话就坚决服从。他说了一句话，战胜者有战胜者的风度，战败者有战败者的风度。我们有非常强的敌情意识，但却缺乏忧患意识，缺乏一种真正咬着牙把自己的事情办好的精神。

　　第三个说法，就是我们人多资源少，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是因为天然条件好。我不同意这样的想法。世纪之交时我做过一个统计分析，中国大陆每平方公里有129个人，而台湾地区每平方公里是595人，香港地区是6218人，但这两个地方，一方面人均资源比大陆少，另一方面国民生产总值比大陆高得多。当时中国大陆的人均生产总值不到1000美元，而台湾地区当时已经是12838美元，香港地区已经是25280美元。我们再看看日本，四面环海，资源匮乏，当时每平方公里是330人，是中国大陆的2.58倍，而当时日本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37800多美元，是大陆的44倍。

　　我们再反过来看一下中国大陆的情况，经济发达的东南沿海都是人多资源少，真正人少资源多的西部地区并不见得经济有多发达。

　　很多人都认为我们是发展中国家，我们自己也以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自居。我不这么看，我认为，当代中国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而是一个转型国家。因为一般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不像中国这样，他们都有过与政府相对应的市民社会，而我们有过非常独特的历史经历，而这个经历使我们不但不同于一般的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甚至不同于前苏联和东欧。

　　事实上，中国走上了一条特殊的道路，我们是在清末被列强用炮舰打开了国门，订立了不平等条约，当时我们最不能接受的是什么呢？恰恰是今天我们最能接受的，比如五口通商、国家开放。为什么不能接受呢？因为“大清帝国物产丰富，用不着向洋人购买”，这是我们当时正式答复外国使节的话。还有一条中国最不能接受的，就是准许“夷妇”上岸入城。夷妇是什么呢？就是外国妇女。而我们最能接受的是什么呢？是当时赔偿了许多白银。为什么能接受呢？当时的清政府认为，这是英国人向大皇帝告状，说林则徐欺负了他们，于是大皇帝赏赐了英国人这么多银子。这样一个封闭的国家对外部的回应，很值得我们思考。

　　等这个阶段过去了，中国开始正眼面对外部世界，从1860年开始，社会的结构有所改变。我们开始开矿建厂，清政府通过立法奖励来发展现代工商业，甚至立法奖励女生出国留学。那时候制订的法律，比如公司律、破产律，强制教育律，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公司法、破产法、义务教育法。1906年清王朝已经进入了三权分立的政治格局了，当时修律立宪的步子也很大。中国走的正是模仿西方的道路。可惜，紧接着的辛亥革命中断了清王朝的改革。在清王朝结束之后的北洋时期，经济、文化、政治制度都继续发展，包括政党政治、男女平等、女性参政等，已经在四省的省宪里做出了明确规定。

　　但是，到了1924年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就是孙中山对现代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都丧失了信心。于是，孙中山提出党治，所谓“以党治国”，当时是说以俄为师，实际上和前苏联的情况并不一样，他走出了一条非常独特的道路。孙中山去世之后，他的儿子孙科和国民党的一些元老居正、胡汉民等人提出“主义法制化、法制主义化”。

　　后来再到朝鲜战争之后，中国完全封闭起来，不仅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完全对立，连与苏联也都闹僵了。这样，在封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我们形成了非常独特的情况，就是我们这个社会没有中间层，形成了社会和国家二者合一，把社会挤没有了，政府直接面对每一个公民。这样一种特殊结构形成了单位制度，国家控制了一切资源、信息和发展的机会，分给每一个单位，每一个单位通过控制一切资源、信息和发展的机会，最终控制了每一个个人。

　　记得在改革之初，我们有一个争论，中国到底需要人治还是法治？实际上，从1924年中国国民党提出党治，到1997年中国共产党重提法治，中国走了一条极特殊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