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人口发展呈现外源性的“膨胀化”等特点，人口压力不断增大。图为南京路步行街游客摩肩接踵。周东潮摄

北京西三环六里桥路段堵车十分严重。龚文豹摄

　　随着城市化进程加速，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凸显，可持续发展已成为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严峻挑战和重大紧迫任务。作为现代化、国际化、产业化程度较高、各类要素高度聚集的特大城市，如何结合各自的实际，探索城市可持续发展之路，已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

　　出行 北京：“致堵”变“治堵”，交通更畅通

　　【背景】

　　2011年9月上旬，北京市晚高峰又一次发威。这次交通拥堵程度已经接近了去年9月17日的全城大拥堵，只是持续时间明显缩短。18时50分，全市拥堵路段达到146条，与去年9月17日的大拥堵相比增加了3条拥堵路段。

　　北京作为国家首都和人口接近两千万、机动车接近五百万的特大城市，城市交通的“致堵”与“治堵”是贯穿始终的不变主题。

　　近年来，北京市人口持续增长，2009年常住人口已达1755万人，比2008年新增60万人；机动车快速增加，2009年全年净增机动车51.5万辆，截止到2010年2月底已达413.2万辆，其中私人小汽车329.1万辆，交通面临的形势日益严峻。

　　“从根本上来说，北京交通拥堵是城市规划车辆数量与人的交通需求矛盾产生的。一般像北京的规划，都是几十年前做的。那时候的规划，车辆相对来说比较少。另外，城市规划往往侧重于对建筑物规划，而且管理非常严格，比如说限高多少层，甚至连建筑物表面的颜色、涂料都有规定。但是，对人们的生活，特别是产业交通工具，包括人们出行，规划上指标还不完备。比如汽车的发展，人们生活需求的扩展和原来城市建筑、道路就会发生矛盾。”全国政协委员张翔就北京交通“致堵”问题如是说。

　　全国政协委员王东林认为，城市交通拥堵，与人民生活方式变化有关系。过去我们是一种单位的组合模式，居住地和上班地很近。后来变成远距离，传统代步工具就不再适用，开始考虑便捷交通方式，地铁高架桥等等。随着人们生活富裕起来，越来越多地拥有车辆，汽车成为一种时尚，一种最便捷代步工具，一种行走方式。

　　全国政协委员李立新建议，各地确立“路权分配”理念，因地制宜建设“步行系统”，从根本上医治交通拥堵的“城市病”。 李立新认为，治理交通拥堵，要有长远规划，比方说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要建立一个立体型的通道。香港以“空中连廊”为代表的“步行系统”，在治理城市交通拥堵上最具优势，在香港闹市区，处处可见“人在空中走，车在地面行”的立体交通景观。人车各行其道，互不影响，香港街头虽然车多路窄，汽车总是飞来驶往。

　　第一要控制车辆总数；第二公交优先更要大幅度发展；第三提高核心区域停车费；第四发展地下交通；第五错时上下班；第六提倡使用自行车。委员们为北京怎样将“致堵”变“治堵”提出许多好的建议。

　　住房 重庆：为中低收入者建“幸福窝”

　　【背景】

　　2010年，重庆大力投建公租房。大连陈玉梅成为了首批公租房的幸运儿。2011年10月，重庆首个公租房小区“民心佳园”，在一间仅30平方米的公租房内，陈玉梅回忆起几个月前重庆第一次公布公租房摇号结果的那天，狂喜仍溢于言表。

　　随着全国各地房价不断攀升，住房问题已成为当今社会的一大热点。房价节节高升，一辈子的收入都难以买一套房；便宜的房子大都在远郊区，给城市交通带来巨大压力；年轻人在现行经济制度下不得不成为房奴，严重阻碍了很多年轻人的自主择业发展。这种现象在全国非常普遍，重庆近年来的实践是一种有益的探索。

　　重庆市人口有3000多万，在推动户籍制度改革的情况下，很多农村人口将进入城市。因此，低收入者的住房问题是一项重大的民生课题。重庆市政府决定，未来几年内，在重庆市建设4000万平方米公租房，解决200万中低收入者的住房问题。从2010年起，未来3年内，首先完成3000万平方米公租房建设。

　　“重庆公租房帮穷人造屋，让中低收入群众有房住，‘租售并举’的政策为新生代城市居民、大学毕业生、外来工作人员等中等收入以下的‘夹心层’置办了第一份‘家产’。公租房政策就是‘缩小三个差距，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重庆公租房特点显著，永远姓公，除危旧房、城中村、棚户区拆迁安置性保障房外，只建公租房，不建经适房，以此杜绝有人通过经适房来‘寻租’。”全国政协委员傅克诚在实地考察后深有体会。他认为，土地充足，得益于重庆早年建立的国有土地储备制度；堵住两个“黑洞”，租售并举既可以防止出现经适房那种利益输送的“黑洞”，又可防止无休止地修建公租房产生的资金“黑洞”；质量保证，公租房建设和管理全过程都由政府主导，任何房产商或企事业单位都不能从中插手牟利；公租房和商品房混建，商业服务、交通配套以及文教卫体等公共设施所有居民共享共用；资金融通体系健全，较好解决了公租房的投资来源。他建议总结推广重庆公租房建设的经验，尽快为保障性住房建设立法，加大对保障性住房建设的投入，减轻地方政府的压力。

　　“尽快制定并颁布实施《基本住房保障法》，通过法律形式将基本住房保障体系明确固定下来，增强对住房保障工作的指引、推动和约束的效力。该法应包括上述各方面内容。也可考虑先制定《国务院基本住房保障条例》，试行一段时间取得经验后，上升为《基本住房保障法》。”全国政协委员刘克崮建议。

　　吃水 天津：靠海边如何不喊渴

　　【背景】

　　沿海城市天津淡水资源匮乏，人均淡水占有量仅约160立方米，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15。同时，天津海水淡化日产能力已达22万吨，居全国之首，但每天的供给量并不令人满意。靠海边的天津依旧喊渴？水资源短缺已成为天津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最直接最主要问题。

　　天津市水资源的现状只能勉强维持城市的基本需求。除了在总量上稀缺之外，污染也较为严重，地表水除引滦输水河道外的水质均为五类，水功能区达标仅为10%左右。加之城市供水没有独立的水源地，对外流域水资源依赖性强，这不仅使天津用水成本高，水量损失大，水质易受污染，而且供水保证率低、可靠性差，具有很大的脆弱性和潜在的危机。

　　“要想发展，解决水危机的主动权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等、靠、要’的方法已非良策。于是，好多沿海城市已开始把求水的目光转向海洋，天津市打起海水淡化技术的主意，向渤海开源要水。”全国政协委员柴宝成介绍。

　　天津研发海水淡化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一是天津具有坚实的工业基础，综合制造能力强，而且有颇具规模的化工业；二是全国研究海水淡化技术最权威的机构、国家海洋局淡化和综合利用研究所在天津，此外还有其他一大批涉海科研机构和大专院校，以及实力雄厚的涉海企业；三是滨海新区属新建高科技产业集群，思想开放，敢于创新，乐于接受和使用新技术。

　　柴宝成感慨万千，如今，天津海水淡化日产能力已达22万吨，尽管这些企业目前所产淡水规模还不大，对缓解天津缺水状况仍是杯水车薪，但它让人切实看到了向大海开源讨水的希望。

　　针对淡水资源总量不足、分布不均的状况，全国政协委员王会生建议，将海水淡化提升到国家安全和生存发展的高度，及时做出战略决策，加大政策扶植力度，加快规划建设北方海水淡化基地。

　　他建议，国家应制定海水淡化发展规划和政策措施，成立专门机构负责监管指导海水淡化项目实施，并完善海水淡化产业相关技术标准，对海水淡化水水质进行严格监测。同时，还应加大水价改革力度，为海水淡化水进入供水市场创造公平环境。“建设大型跨流域引水工程时，应与海水淡化进行比较研究，同等条件下应优先选择海水淡化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