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观察]城市化 新动力（三）：打破城市化藩篱(2010.9.29)

    中国经济如何更上层楼？城市化能否带来新动能？破解农民进城难题，打破户籍藩篱，揭开房价迷局，城市化如何让生活更美好？知名学者齐聚《今日观察》，纵论城市化战略的中国之路，五集系列评论——《城市化 新动力》。9月27日起为您奉献。
   
    我们能否跨越大城市高不可攀的房价？

    王建：庞大的一个住房需求，如果我们走现在的这个住房的这种政策的路，恐怕是走不下去。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到底面临着多少阻碍？我们怎样才能做到让居者有其屋？系列节目《城市化 新动力》马上展开评论。
       
    主持人（王小丫）：这里是《今日观察》，欢迎各位的收看。今天我们要继续我们的系列节目《城市化 新动力》。就像上海世博会的宣传语所讲的一样，“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城市化，也许为我们描绘了一幅非常美好的未来的关于城市的蓝图。但是实际上，来到城市里的人，却发现自己面临着无数的烦恼，而大城市高不可攀的房价，也成为很多人无法跨越的一道障碍。中国城市化的进程到底面临着多少的阻碍？城市又怎样才能够吸引、留住更多的人呢？今天我们将就此展开评论。

    两位评论员，一位是国家发改委、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的秘书长王建先生，另外一位是我们的评论员刘戈。

    首先呢，我们今天的这个评论，要从一群不堪大城市房价压力，想要逃离大城市的年轻人开始。
   
    网友：经济压力，如果按照现在这个房价，还有消费水平的话，当然压力还是有的。

    在国内的一些视频网站上，北京、上海、广州几个大城市的年轻人，通过这样的方式表达了自己对大城市生活的忧虑，这些视频录制的时间大部分都在2009年年底，2010年年初，这也是几个大城市房价上涨最为火热的一段时间。

    房子的压力让所有打算在城市生活的人都感受到了，但仍然有越来越多的人涌入北、上、广这样一些一线大城市。正在进行的第六次人口普查，就引发了这几个城市关于人口压力的讨论。截至去年年底，北京已经有1900多万常住人口，广州则是1025万，而今年三月份，上海市市长韩正就亲口表示，上海市常住人口已经突破2000万。

    城市规模越来越大，买房、租房、堵车、噪音，也像一道道紧箍咒，缠绕着每一座大城市。城市会让生活更美好，但城市的生活也很烦恼，离开还是留下，这成为了中国的城市化不得不面对的一道选择题。
   
    主持人：那么这个高房价会在多大程度上阻碍我们的城市化进程呢？

    刘戈：你看，一方面来说城市化的预期推高了房价，现在翻过来呢，高房价又阻碍城市化，现在形成了这样一个悖论。我有一个亲身的经历，就是我的一位朋友在去年年底的时候离开了北京，回到了他的老家成都，那么他们应该说两口子在北京干的也比较成功，也有自己的房子，也有车，最后为什么回去了呢？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呢是在甲流，打疫苗的时候，他的孩子上小学，但是因为没有北京户口，人家别的孩子打，他的孩子不能打，所以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心理上的刺激；另外一个现实的问题，就是孩子上了小学以后，父母要从家乡来了以后来照看孩子，接送孩子上下学，那么这样的话原来六七十平米的房子就不够住了，他们本来也打算去改善一下住房，结果碰到去年那个房价高涨，原来的计划就泡汤了，那么这个时候大家一商量，成都正好也有新的工作机会，那么好，我们回到老家去，他是这样的一个选择。从他的这个选择上来的话，好像他是一种逆城市化的这样的一种选择。

    王建：刚才刘戈讲这个故事，其实他还是讲的很多城市白领，他们现在因为像北京、上海这样大城市房价太高了，他过不下去了，他走了。我们现在讲的城市化，它话的是农民，它是让农民取得市民的身份，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两亿农民工，这两亿农民工本来他已经参加了城市的经济建设过程，他应该是带着老婆孩子在城里边来居住的，如果一个家庭是四个人，我们现在农村统计，就是一个家庭大概四个人，那么这样的话应该有8亿人在城市居住，这么大量的农民工，当他们转换身份的时候，那你说是不是会产生一个更大的对房屋的，住宅的需求，那么是不是房价就成为阻挡他们的更大的一个阻碍了，因为白领，至少还有个几千块钱，但是农民工一个月千把块钱，这样的话，对于北京像四环以里的一平米33000的这样的价格，谁受得了呢？但是呢，我要讲的是什么？就是对于一个国家，任何国家都是一样的，就是在工业化的过程当中，它的生产要素的价格是随着人均收入水平提高的过程而不断上升的。比如说像我们参加工作的时候，我们也是几十块钱，那么到现在国家给我们也是几千块钱了，那么这个工资上升的过程，表现的是一个人的要素，作为生产要素它的价格提高的过程，土地作为一个要素它也是要上升的，而且土地它应该上升的幅度更大，因为在中国我们人是富余的，但是土地特别稀缺，那这样的话，当然高房价就是一个阻挡中国推动大规模城市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主持人：确实这个难题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但是居者有其屋，那么让每一个在城市生活的人都能够有一席之地，居住的一席之地，其实政府他也做了很多的工作，比如说从宏观调控的这个角度就盖了大量的保障性住房，现在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为解决房价问题，政府在对房地产市场进行宏观调控的同时，也开出了保障房的药方。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公布了建设保障性住房的具体套数，300万套。

    在北京，今年开工建设500万平方米公租房，明年将向社会投放600万平方米公共租赁房。今年全市计划完成建设收购公共租赁房一万套以上，用于建设收购公租房的公积金贷款不少于45亿元，同时今年朝阳、海淀、丰台等区都将启动城乡结合部改造，这些村建公租房的配租，有望放开户籍限制。

    深圳，“十二五”规划新建住房中，保障性住房与商品房的比例将由之前的2：8增加为4：6，计划建设的68.2万套新增住房中，将有40%为保障性住房。

    住房城乡建设部官员指出，今年是保障性住房投资最多，建设规模最大的一年，全国新开工和通过购买、改建等方式筹集的廉租住房已达185万套，新开工经济适用住房124万套，但是保障性住房建设的进度仍然不尽人意，去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一份调研报告显示，按照国家下达的保障性住房建设计划，全国需投入资金1676亿元，但截至去年8月底，仅完成投资394.9亿元，完成率仅为23.6%。
   
    主持人：这些年关于这个房子有很多新的名词，大家都已经耳熟能详了，比如说经适房、限价房、廉租房、公租房等等这样的一些房子，那么这些都是政府提供给大家的一个保障性住房的不同的品种吧，应该说是不同的门类，那么这些是不是能够满足来到城市的人口的需要呢？或者说能不能让进城的农民的住房问题得到解决？

    刘戈：其实这种安排，另外一种安排，所有的这些安排，我们看到的主要是对本城的、有户籍的这样的一些人口来安排的。

    主持人：也就是说还是对于城市人口？

    刘戈：然后现在考虑到夹心层，就是所谓的城市的白领，但是单单有一个最巨大的一个群体，就是外来农民工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实际上是没有一个系统的制度安排，举一个例子，我们家曾经用过一个小时工，那么有一天突然在做工的时候突然接到电话说，房东说你赶紧回家，你们家的所有的东西都已经被扔到院子里了，因为房子要拆迁，但是她自己反倒是比较淡定，我说赶紧回家，她说不着急，没事，为什么这么淡定呢？因为她在北京的这十几年，她来北京已经18年了，孩子已经16岁，她已经无数次经历过这样的一个过程，这些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巨大的群体，他们怎么来住房？没有制度上的安排。

    主持人：其实看到这个问题还是比较严峻的，一方面是低收入的，就是有着城市户口人的这样的一个群体，另外一方面就是真正的，就是要转变生活和生产方式的农民，他们要进城来面临的这个住房的问题。

    刘戈：对。

    王建：现在要解决这个问题，一个就是未来新增的城市人口，主要是农民转换身份成市民的这一部分，刚才我讲了，大概有8亿人口需要做这个事情，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现在还有4亿多已经取得城市身份的，或者长期在城市居住的人口大概还有4.5亿，那么这里边呢，据现在的了解，大概有40%左右是已经买过商品房了，那就是还有主体，60%，大概2.5亿人他们还没有完成这个商品房的购买，那么再加上未来还要新增8亿，就是中国还有10亿人口他们需要解决住房问题，这样的一个庞大的一个住房需求，如果我们走现在的住房的这种政策的路，恐怕是走不下去了，因为1998年以来，中国进行了房改，那么房改的主要的方向呢，就是市场化，大家都去买房子，但是呢，刚才我讲到就是中国土地这么稀缺，那么老百姓仍然是买不起房的，我们要想解决这样的问题，最终不是靠大家就是都要去买房子了。我们要靠二次房改，我们看到就是美国、法国、德国、英国还有我们的香港，还有新加坡等等，都是一半人要住政府提供的像廉租、公租，像这样性质的房子，那么就是说呢，即使是人家房屋供应比较充足的时候，人家也考虑这种做法，更何况像中国这样一个国情，所以我们一定要进行二次房改。所谓我讲的二次房改，就是有一半人他们由政府来解决住房问题，政府拿这个钱出来，给他们盖房，政府把这个土地批租出来是不可以再收钱的，当然了，我觉得这个对政府来说呢，也是一笔值得做的生意，如果说的话，因为什么呢？就是我们知道，中国这个，因为土地、地产稀缺，它是有长期升值价值的，那么政府如果说在现在我们拿出一笔钱来盖房，给这些租房户，那么到了15年，20年，或者30年的时候，我们搞一次房改，就像我们这些人所经历过的一样，把他们的租房转变成卖的房子，到那个时候房屋价格可以升值很多。

    主持人：也就是说还给他们一些时间有一个财富积累的过程。

    王建：对，现在呢就是什么呢，比如说公租房，廉租屋那就不用讲了，廉租屋就是很便宜，几十块钱就应该让人家一个城市的三口之家有一个两室一厅，公租屋我觉得大概有个四百块钱，五百块钱，让这个，比如说新进来的这些农民，或者甚至是刚毕业的大学生，他们有一个六十平米、七十平米的两室一厅，让他们能租得起，住得起。

    主持人：我们也看到高不可及的房价就像一堵高高的墙挡住了很多要进城的人，那么在接下来中国城市化进程的过程当中还有哪些阻碍，阻碍着城市化的发展呢？稍候继续我们今天的评论。
   
    主持人：那么目前我们在这个城市化进程的过程当中还有哪些主要的阻碍来妨碍着我们？

    王建：我想现在这个阻碍还是挺多的，如果说到主要阻碍我想第一个恐怕就是我们现在的财政体制，这个城市化迟迟的不能够被推动，我想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地方政府它没有这么大的积极性。因为现在我们看到就是地方政府它有一个预算，它是正常的财政收入都是被用于“人吃马喂”了，它这个机动财力是很少的，那么土地出让金收入是他现在最大的一块机动财力，据有的统计，好像说土地预算大概相当于正常预算的60%，甚至在有的城市会更高，那么地方政府的批租既然是有这么大的一块利益在那摆着，那么他如果拿出来给城市的居民或者说是进城的农民工盖那些不能获得批租收入的土地，他恐怕就很难了，但是呢，你不让他收这一块呢，他又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的财政讲究“财权”和“事权”要统一，你有很多责任要让地方政府去负，那么你不让他有这一块收入，那他这个事情他就不要做了，所以呢，就是如果要让他的财权和事权统一，不要让他收这块钱，让他做这个事情的话，那么就牵扯到财政体制的很大的一个改革。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财政体制是以分灶吃饭为特征的，比如说像增值税是中央和地方的共享税，那么拿到这个税源以后，中央和地方要统一分成的。那么但是西方国家就没有这种，听说都没听说过，中央和地方要分灶吃饭，没有这个事情，他们是一种先集中后返还的财政体制，就是这个联邦税收，像美国联邦税收集中了大概是80%多，90%，甚至是这样的比重，那么大概有10%上下的税收是州的税收，那么地方要干什么事情，中央根据他们的需要再给他们返还税收。那么中国是不是需要有这样一种财政体制，才能够让地方的那种土地的这种批租收入和他们地方的利益脱勾呢，我想如果要是这么做的话，可能能够实现这种，就是把这个城市化的这道藩篱给他拆掉，我想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阻碍。还有一个呢，说起来呢，我觉得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就是中国一方面，我们土地非常稀缺，可是另一方面很多城市是“限高”的，比如说像上海，像北京，就是容积率只给到4就不给了，这个我曾经计算过，就是中国的，我们用建筑面积对城市建成区的面积之比，这个叫“城市的毛容积率”，毛容积率在日本是2。

    主持人：咱们国家是多少呢？

    王建：中国平均不到0.6，像上海这样才到0.8，北京的只有0.3几，像台湾省大概是1.2，我们的香港是1.6，北京怎么这么低呢，怎么上海这么低呢，所以呢就是，对于对现有的旧城市进行改造，提高容积率，从现在的“限高”变成一个“限低”，这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转变，这是城市设计，城市规划观念当中的一个转变，如果没有这道藩篱的话，我想我们这个房价也不会这么高。最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农村的户口问题，就是我们在今天我们给农民一个城市户口，可能人家已经不想要了，因为在农村这个户口变成城市户口之后，他别的什么他也得不到，只是一个城市户口了。实际上呢，就是他们进城以后，他们需要有一个社会保障，比如说失业保障、养老保障、医疗保障，像这些我们都应该给他，那么还有呢就是住房，应该给他一套廉租，因为农民，刚一开始经济底子是很薄的，但是像这些制度我们现在都没有，可以说都没有，还有一个牵扯到就是不光是农民进城的问题，农民进城以后，他在农村的土地怎么办呢，那么这个土地怎么处理，那么这实际上就是这个城市化的过程还牵扯到农村土地制度的安排问题。

    主持人：现在就这个问题我们再来听一听都有什么样的观点和评论。
   
    张平（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所长）：由于地方政府比较依赖于土地的城市化，所以各个地方的发展都基本上走了一条迅速的土地城市化的过程，大致的北方地级市都在原城区扩的5到8倍，南方也扩到3到5倍，但是人口的城市化却是相对缓慢，你现在的土地城市化比人口城市化快的这么多，使得我们想通过城市化改变中国的人口分布结构和经济结构的一些东西都是显得比较滞后。（一个很重要的）解决方法就是要把城市化发展，特别是居住这个问题要纳入福利目标里头。
   
    主持人：刚才我们谈到了这么多的障碍，都是主要要解决的这些障碍，那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真正的做到世博会的口号“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刘戈：对，应该城市让所有的人生活更美好，而不是让有城市户口的人生活更美好，现在其实大家选择住在什么城市是怎么选择呢？实际上是跟着工作走的，那么现在我们的工作机会，工作岗位大多在大城市，沿海城市，但是恰恰这些大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