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贱伤农彻底真相：政府行为严重干扰市场信息

　　在“菜贱伤农”与“菜贵伤民”之间， 流通环节固然推高了蔬菜价格，但并不是罪魁祸首

　　财新记者 于海荣 实习记者 邢昀 | 文

　　一个山东农民的自杀，让公众对菜价的感受，迅速由“菜贵伤民”转化为“菜贱伤农”。

　　4月16日上午，山东39岁的菜农韩进自缢弃世，留下妻子和两个未成年的女儿。自杀的原因是6亩田，1万余元资金投入，两三个月持续劳作，换来的竟是8分钱一斤的伤心菜价。

　　而就在春节期间，飙升的菜价还让公众感慨“吃不起菜了”。短短两三个月的时间，是什么导致了如此重大的变化？在菜贱伤农的同时，为何城市居民餐桌上的菜，其价格却未见明显回落？

　　包括商务部、发改委在内的政府部门倾向于认为，除了季节性因素，流通环节是重要原因。有学者提出，中国的流通成本占到了商品价格的50%-70%，建议减少流通环节。

　　为此，韩进自杀事件发生后，十天来，商务部接连发出通知，要求采取更有针对性的措施，组织开展蔬菜“卖难”紧急救助行动。在组织引导大型连锁超市召开产销对接会，直接采购“卖难”蔬菜的同时，突出蔬菜流通设施的公益性，建设一批社区平价菜市场。支持农业合作社和农民进入城市社区、街道直销蔬菜；研究在城市特定区域和时段，设立免摊位费的“周末市场”。

　　在财新《新世纪》记者的调查中，流通环节固然推高了蔬菜价格，但并不能将其作为当前事件的主要原因。目前的蔬菜流通环节，是经过市场竞争形成的，几无减少空间。而要降低物流成本，更多的需要政府在各环节让利，同时在基础信息平台上增加投入。

　　更深层次的原因是，政府行为严重干扰了市场信号，也严重影响了中国农民的种植决策。在这次蔬菜价格的短期大逆转中，去年底以来各地政府为了抑通胀而采取的补贴以增加种植面积的做法，加剧了市场的波动。

　　一棵蔬菜的流通轨迹

　　从菜地到城市居民的手中，一棵蔬菜要经历农户分散种植-集中收购-长途运输-消费地批发市场-零售商采购销售等环节。财新《新世纪》记者在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和北京部分小区零售摊点，调查各个环节的加价情况。

　　从山东聊城运输卷心菜的一个商户，向财新《新世纪》记者描述了卷心菜的流通轨迹。

　　在收购环节，运输商将蔬菜包装袋发给农民，农民装好后送到代收点装车，价格是每斤0.08元，一个包装袋的费用是0.50元，能装下40斤左右的卷心菜，代收费是每斤0.01元，装车费用是每吨15元。这意味着，到运输商手中，卷心菜的价格已经上升到每斤0.11元。

　　目前蔬菜的长途运输有专门的绿色通道，不需缴纳路费，但由于油价上涨，从聊城到北京的运费，已由春节前的每吨130元上升到超过170元，这个商户包的20吨货车运费已经达到4000元。

　　新发地批发市场自4月25日起，已经免除圆白菜、大白菜和芹菜三个品种的入场费，一直持续至5月15日。但此前进入的这辆货车需要缴纳350元的进场费。还需要雇佣两人专门卸菜，每人每天支付80元，外加一日三餐，实际支出在100元左右。由于近期市场行情不好，一车菜大约需要三四天才能卖完。

　　另外，蔬菜水分会蒸发，加上自然损耗，每车真正卖出的重量要比收购时少数百斤。考虑到这些，每斤要加价0.15元左右才能保本。

　　来自河南杞县经销大蒜的陈计划，提供的信息也大致如此。

　　他在杞县收购的大蒜价格为每斤1.90元，收购过程需要雇工人清理打泥，一车10吨的货，共支付420元。运费由原来的2000元上涨到2400元，在新发地市场要缴纳240元进场费，卸货每天支付70元。运输及装卸过程中，1万斤大蒜的损耗在800斤左右。

　　“每斤大蒜要加价0.20元，才能保证不赔钱。”陈计划称。

　　从新发地到北京居民的餐桌，还要经过零售商。目前新发地批发市场对进货的车辆收取出门费，三轮车3元，面包车5元，大一点的车辆则为10元。

　　在崇文门都市馨园小区卖菜的李先生，每天开着自己的面包车到新发地批发市场进货，每周油费至少200元。

　　李先生的店每年租金是5万元，店里除了不用支付工资的父亲和妻子，还雇佣了一个亲戚。

　　他告诉财新《新世纪》记者，像豆角、茄子这类细菜，都会每斤加价0.50元左右出售；大白菜、卷心菜这些低价菜，加价一般在每斤0.20元左右。

　　减少流通环节谎言

　　在“菜贵伤民”和“菜贱伤农”的讨论中，流通环节过多一直是政府部门和专家学者所认为的症结所在。不过，在财新《新世纪》记者的调查中，减少流通环节几乎没有空间。

　　即使是很多学者所推崇的农超对接模式，仍然需要经历集中收购、长距离运输到消费地市场，然后再零售；与现行模式的不同仅仅在于，由超市同时扮演了物流商、批发商和销售商的角色。

　　而农超对接的流通费用，并不一定低于现行模式。毕竟目前有农民和进城农民工组成的这条流通链条，在节省成本上，几乎做到了极致。

　　财新《新世纪》记者调查了九个经销商。他们大都是蔬菜产地的农民，收购期间住在家里，在市场上则睡在车上，因为住店两个人要花40元钱。而对于超市来讲，这些费用很难免除。

　　目前批发环节的流通费用，并不像想象的那么高。新发地对进入市场的车辆，根据车型大小收取80元-600元不等的费用。根据受访者提供的数据，财新《新世纪》记者计算得出，从产地到新发地批发市场，每斤蔬菜的流通费用为0.10元-0.15元。

　　不同的蔬菜，这一费用在菜价中的占比相差较大。一位山东聊城运送豆角的车主称，4月26日新发地的宽豆角能卖到4.20元/斤，流通费用占比并不高。

　　但对于卷心菜等低价菜来讲，流通费用占比会高很多。前述聊城卷心菜商户算了一笔账，按从农民手中收来的价格1斤8分钱计算，一车4万斤的卷心菜，收购价不过3200元，远低于4000元的运费。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主任范剑平对财新《新世纪》记者表示，这可能会使中间商更愿意运贵一些的菜，越便宜的菜越没人运，造成“菜贱伤农”。

　　当然，长途运输成本确实存在压缩的空间。范剑平将长途公路运输去程超载、返程空载与发达国家相比，认为中国物流成本要高2倍以上。

　　在新发地运输蔬菜的车辆，返程大多也会空载。即使拉上其他货物的货车，其返程运费也远低于运输蔬菜。前述聊城豆角车主称，返程的运费一般在1400元-1500元左右，低于运输蔬菜的2200元，但还需支付400元左右的过路费。这样看来，如果没有空载，蔬菜的运费会降低。而批发市场的入场费，也有很大的下降空间。

　　蔬菜流通各环节中，加价最多的是零售环节，这并不是偶然的。城市建设中并没有规划配套的蔬菜销售点，无论是超市还是专门的蔬菜店，都只能完全按照市场租金租用店面，这一价格必然在蔬菜零售价格中反映。

　　这种低附加值、竞争充分、经营必须一定场地，很难差异化销售的行业，在房地产价格大涨的情况下，要么提高售价，要么关门歇业。这也正是蔬菜产地价格大幅下降，而城市零售终端降幅有限的重要原因。

　　以北京北四环外的逸成东苑小区为例。2005年时，小区内有四家租用一楼居民楼卖菜的零售店和一家租用一楼阳台的零售摊。随着近年来房租上涨，其他四家陆续退出，只剩下租用阳台的零售摊，而且价格比小区外路边摊贩每斤要高出0.20元-0.50元。

　　“蔬菜是一个完全竞争行业，各环节都很难获得暴利。”范剑平说，如果有谁会获得垄断性利润，那可能就是高速公路，但是，这两年高速公路又开设了“绿色通道”，对蔬菜免费，结论并不成立，“一定是有一种体制，浪费掉了这些资源，造成了‘菜贵伤民’。”

　　“菜篮子”工程加剧波动

　　近期，京鲁豫等部分地区出现“菜贱伤农”现象，这是由于短期供大于求造成的。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研究员秦中春告诉财新《新世纪》记者，当前的菜价波动主要是季节性的原因。鲜活农产品季节和年度波动都很大，如果上一年价格暴涨，就容易导致下一年供给过剩，价格自然就会下降。

　　不过，这一观点并未得到部分农业从业者的认同。河南淮阳全然生态园经理赫青全对财新《新世纪》记者直言，虽然农民种菜是根据市场行情的，但是此次“菜贱伤农”的主要原因就是政府宏观调控扰乱了市场。具体而言，是近两年各地政府补贴扩建“菜篮子”基地，加剧了市场波动。

　　去年下半年以来，由于通胀预期加剧，食品特别是蔬菜价格一直居高不下，国务院出台稳定物价的“国十六条”，在促进农业生产，稳定农副产品供应方面，提出落实省长“米袋子”和市长“菜篮子”负责制。随后，一些地方开始对蔬菜种植进行补贴。

　　国家发改委网站信息显示，北京对“两区两带多群落日光温室和大棚建设项目”按中高档温室每亩1.50万元，简易温室1万元，钢架大棚0.40万元进行补贴；对“百村万户一户一棚工程”按中高档温室每亩4万元；简易温室2万元；钢架大棚1.50万元进行补贴。

　　天津对新型节能温室每亩建筑面积补贴7000元，普通温室补贴4200元，钢骨架塑料大棚补贴2500元，普通塑料大棚补贴1200元；对每50亩以上的设施蔬菜小区，给予10万元的补贴。

　　实际上，此前的菜价上涨，更多源于成本上升而非供应短缺。赫青全告诉财新《新世纪》记者，他租种的土地每亩租金为800元，种植、打药施肥和收获的费用是租金的2倍。

　　化肥农药价格逐年上涨，年均增速在30%左右，每亩地化肥支出要增加100元，雇工费用也在上涨，虽然他所在地区人工成本较低，目前为每天20元，但与以前的每天12元，涨幅近70%。

　　以补贴增加种植面积的方法，首先恶化了成本上升的压力，接着，经过三个月至半年的生长周期，补贴蔬菜陆续上市，供大于求的严峻形势，使原有的季度性价格回落变得更为明显。

　　赫青全称，得到补贴的农民不会介意菜价走低，有些农民的种植成本甚至接近于零，而对没有拿到补贴的农民，则承受不了当下的菜价低迷。

　　财新《新世纪》记者发现，目前北京市的部分蔬菜批发价格，较北方最大的蔬菜集散中心山东寿光低了不少。4月26日，小白菜、菠菜、油菜、莴笋、芹菜等叶菜，北京新发地批发市场的价格均不到1元/公斤，低于寿光农产品物流园；番茄、黄瓜、茄子、土豆等蔬菜，新发地的价格则要高于寿光。

　　寿光农产品物流园在其周价格指数分析中指出，菜价比去年同期跌幅较大，近两年全国各省市都在扩建蔬菜生产基地，大棚蔬菜种植面积不断增加，是原因之一。

　　根据其数据，4月11日至18日，寿光农产品物流园蔬菜周价格定基指数90.25，比前一周103.63下跌13.37个百分点，跌幅达到12.90%。叶菜类部分品种如芹菜、菠菜及白菜类、甘蓝类价格都十分低迷。4月19日至25日，周价格定基指数84.77，跌幅为6.11%。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安玉发认为，目前部分蔬菜价格低迷、出现滞销，主要由于去年蔬菜价格走高刺激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经过一定的生产周期，扎堆种植的蔬菜集中上市导致。这本是正常的市场波动，但是政府通过补贴的方式增加种植面积，加剧了这种波动，“无论是给生产者的补贴，还是消费者的补贴，都不足取。”

　　不过，各地似乎只看到了“菜篮子”基地建设及政府补贴对保障供应的强大作用，并未注意到其行为在季节性因素之外，可能加大市场波动。

　　以北京市为例。4月初，北京市农业局透露，除对在“夏淡”期间种植绿叶菜的常年种植蔬菜农户每亩补贴现金80元，今年北京将投入8亿元，用于增加基本菜田总量、建设2万亩日光温室、推进集约化高产高效生产基地建设等。年内基本菜田将增加5万亩。今后五年间，北京菜田面积拟增加12万亩，达到70万亩。这样，到“十二五”末，北京全年蔬菜产量将由目前的300余万吨增至450万吨，蔬菜自给率由28%提高到35%。

　　湖南省物价局透露，今年全省14个市州每个市州拟重点扶持两个蔬菜基地，每个基地补贴资金100万元。长沙明确每年从价格调节基金中安排2000万元，支持蔬菜产业发展和叶类菜基地建设，力争三年内全市专业化蔬菜基地面积，由现有的10万亩增加到16.5万亩。

　　哈尔滨市今年计划拿出1亿元资金“以奖代投”扶持蔬菜生产，对设施蔬菜基地规划面积1000亩以上，当年连片建设500亩以上，每100亩基础设施补助10万元，建设面积一亩的大棚补助5000元，建设面积1亩的温室补助2万元。

　　“每个城市保留一定的当地菜的供应水平，也是有必要的。”范剑平认为，这主要是为了在冰冻雨雪灾害的时候应急之用，“事情不能做过头，还是应该尊重市场规律。”

　　安玉发也表示，价格在2元/公斤以下的菜一般都适合在郊区种植。叶菜价格低，在郊区种植可以直接运送到市场，减少流通费用。他同时建议，政府应该少干预生产环节，种什么品种、种多少应由市场自己决定。

　　老问题如何解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菜贱伤农”“菜贵伤民”，这种经济学上农产品蛛网理论的典型案例，在中国多次上演，至今未能根本解决。

　　“这充分反映了中国现在这种分散的农业小生产与大市场之间不匹配。”范剑平称。

　　目前，中国农民的生产决策，多靠经验与相互之间有限的信息交流，在信息不充分的情况下，这种口口相传的信息，很容易造成某类农产品涨价，来年农户大量种植。跟风式的生产决策，是农产品价格大起大落的主要原因。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研究员崔晓黎认为，解决农民与市场的信息不对称，积极推进仓储物流平台建设、让产销一体化的农业合作社有效运转，是缓解这一问题的惟一出路。

　　近年来各级农业部门力推农业信息交流平台和农产品信息网络建设，但崔晓黎认为，距离理想目标差距甚远。建立农副产品仓储平台，可帮助农户在菜价偏低时，以较低的价格储存。等到市场价上涨后，再逐步向市场供应。但目前中国生鲜农产品的仓储体系薄弱，政府重视和支持不够。

　　崔晓黎认为，中国政府应当尽快完善对各类农业合作社的政策支持，让产供销一体化的农民专业合作社逐步发展壮大，有效提高农业生产者的谈判能力，降低市场风险。

　　范剑平则认为，从长远来看，农业应该逐步有一种适合中国国情的方式，农产品生产应该更多地依靠订单农业。

　　他讲述了上世纪90年代初在日本的考察经历：日本甜瓜的生产中，农民采摘时直接贴上超市的条形码，“连在哪个超市出售都清楚了。”

　　在日本80%左右的农产品是订单生产的，只有20%的是自由交易的，虽然这20%的价格波动也很大，但是，更多的商品提前数月就通过订单锁定成本和利润，所以农民受到的影响并不大。

　　“中国人口多，市场大，更有条件诞生大规模的物流企业、搞大规模的订单农业。”范剑平称，政府应将更多的力量放到帮助农民从生产组织方式上解决，逐步建立起与中国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市场化规模不断扩大相适应的、更加有组织的农产品生产、流通方式。

　　在降低流通环节成本方面，政府也大有可为。范剑平建议，政府建立信息化平台服务中小企业，减少空载率，提高整体运输效率。

　　安玉发则建议，政府可以对正规的经销商专门组织解决卖难问题，给运输车辆提供油价补贴，对批发市场、农贸市场等公益性设施减少摊位费、入场费，通过公益性的批发市场来发布准确的价格信息。

　　随着轰轰烈烈的“卖难”紧急救助行动，这场风波或许会很快过去。但是，笼罩在中国农民头上的阴影并未远去。如果农民与市场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得不到解决，这种经济学上农产品蛛网理论的典型案例，还会继续发生。

　　记者王长勇、刘志洁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