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涛

　　本周二，中国银行家朱民正式就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副总裁，这是中国官员首次在该机构高级管理层中获得一席之地。朱民履新当然并不表示中国在IMF或者国际经济金融游戏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有了质的飞跃，但可视为中国话语权逐步提升的又一个标志性事件。

　　朱民履新首先有助于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与IMF之间增进了解。用IMF新总裁拉加德的话说，“作为副总裁，朱民将与我和管理层其他成员合作，发挥重要作用，共同应对各成员国未来面临的挑战，并加深IMF对亚洲及新兴市场的了解。 ”传统上，IMF由欧洲人主导，世界银行由美国人主导。在这些国际金融机构中，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利益诉求没有得到充分体现。朱民就任副总裁后，他在经济学研究、世界银行、中国银行和中国央行等部门的经历，能够帮助他发挥来自新兴经济体并专注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发展的能力，同时推动IMF更好地协调南北货币经济关系。

　　朱民就任IMF副总裁本身就说明了中国经济地位的日益提升。根据2010年通过的IMF份额改革方案，中国的份额从过去的3.72%升至现在的6.39%，投票权从3.65%升至6.07%，超越德国、法国和英国，位列美国和日本之后，排世界第三。实际上，中国在经济实力上已经超过日本称为第二大经济体，增加在IMF中的份额和投票权顺利成章。在这轮国际金融危机中，中国在全球经济复苏进程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中国不仅率先实现复苏，还通过4万亿投资拉动了全球复苏，可以说，中国经济在危机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不仅提升了全球的信心，中国进口的迅速增长增加了主要经济体的外贸需求。此外，在IMF新总裁拉加德此前来中国寻求竞选支持时，中国对其表示了支持意见。这表示，在国际事务沟通中，中国和其他主要国家之间已经有了良性互动。

　　IMF绝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机构。 IMF是负责制定和协调国际货币体系和贸易关系的主要国际机构之一，它在全球汇率协调和金融危机管理救助方面发挥着关键性作用，危机之后，IMF在金融监管方面也承担了更多的职责。大家所熟知的特别提款权(SDR)就是IMF创设一种储备货币。 IMF在亚洲金融危机、这轮国际金融危机和当前的欧洲债务危机等主要危机处置中，都参与其中，提供技术和资金协助，乃至提供综合性的改革框架。简单地说，IMF平常可以对各国的货币贸易政策做出评估，而当一国出现危机时，它可以借钱给你，但会同时开出各种条件。

　　中国正处在进一步对外开放的重要时期，人民币国际化和资本项目开放是其中重要内容。如果中国能够成功实施这些改革，中国将不仅是一个经济大国，还将是一个金融大国和货币大国。然而，这些领域的改革也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有很高的技术含量。IMF在这一领域有着重要话语权，如果中国能增加在IMF的影响力，就有助于中国平稳实现金融开放向纵深发展。

　　客观地说，中国目前在全球经济事务中的话语权，还落后于经济总量在全球中的比重。朱民就任副总裁有助于缩小这一差距，但还不足以完全抹平。 IMF改革后，拥有17.67%份额的美国依旧是其中唯一拥有“否决权”的国家。无论是中国在IMF所占份额的提升，还是朱民就任副总裁，都无助于改变这一现状。这无疑需要经过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全球不平衡复苏是全球经济领域的一大风险。全球经济要更多地平衡发展，就需要新兴经济体更平衡地发表自己声音。全球经济复苏正越来越倚重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推动，同样，在全球货币贸易事务中，全球也需要更多依赖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智慧，倾听新兴经济体的声音和诉求。朱民就任IMF副总裁可视为这个转变过程中的一个有益变化。

　　(作者为经济学博士，经济金融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