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刘华 温州报道

　　花姐脱掉破了小洞的黑色长筒丝袜，将它像一截蛇皮一般扔到垃圾筒上。

　　“你想问什么？我投钱的方向，还是月息、年息？”8月24日，在温州五马路一家银行门口，民间借贷业者花姐对本报记者说。最近货币政策持续收紧，每个月底资金都非常紧张，30万以内的小单子，她都推掉不做了。

　　这位鼎盛时期放贷高达4个多亿的温州女人抱怨称，“大银行违规放贷，搞坏了民间金融的市场环境”。

　　“钱荒”危机

　　浙江鹿邦羊绒制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叶松海苦笑不已。由于银根收紧，急需扩大生产规模的他告贷无门，欲哭无泪。

　　“现在银行卡得很紧，中小企业通过民间借贷来垫资还款的现象快速蔓延。”中国工商银行台州分行个人金融业务部经理冯新宇说，该行要求对个人放贷一般不超过200万元，而对一些中小企业借贷规模在紧缩，放贷前要严格审核。现在到期贷款客户最关心的不是贷款价格，而是什么时候能转贷下来。

　　“中小企业面临的生存压力，比2008年还复杂，最突出的就是‘钱荒’危机。”浙江富润集团董事局主席赵林中指出，与去年同期相比，除基准利率提高1个百分点外，利率普遍提高10%~20%，对中小企业上浮幅度达40%~50%，使得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骤增。

　　“缺钱”，在浙江民企中有一定的普遍性。据浙江省统计局调查，在全省230多万家大中小企业中，仅有20余万家获得了银行贷款，覆盖率不足10%。

　　而全国工商联刚刚对17个省市中小企业的大调研结果显示，过去三年中，有90%以上的受访民营中小企业无法获得银行贷款，小型企业选择民间借贷的高达67.8%，中型企业为48.3%。

　　“金融危机之后，浙江省民间借贷规模总量逐渐扩大”。浙江省民间融资研究报告显示，2010年浙江省民间融资规模超过1.5万亿元。而2008年到2010年，浙江省一个地级市非法集资案件就发生61起，涉案金额18.3亿元。

　　正规渠道的告借无门，导致民间借贷的畸形繁荣。7月21日，人行温州中心支行发布《温州民间借贷市场报告》显示，温州大约89%的家庭个人和59%的企业参与了民间借贷。

　　7月份，温州民间借贷综合年利率水平为24.4%，月息为4%至6%，年化收益最低可达48%，扣除资金闲置、坏账和成本，此回报率仍远远高于大多数实业企业。

　　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微博)调查，温州典当行3个月以上的长期借贷月利率从去年的2.2分(约合年利率26%)涨到3分(36%)，而短期借贷已普遍超过8分(96%)。

　　“高利贷严重影响了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周德文忧心忡忡地表示，如果政府再不出手相救，如果外部环境得不到改善，今年下半年，国内存量中小企业中的40%将会半停产、停产甚至倒闭。

　　食利“蚁族”

　　“我越做胆子越小！”花姐对本报记者说，两年前上亿的钱放出去，她手上都很少有借条，如今超过10万都必须收抵押了。

　　花姐早年靠印刷作业本起家，后来在南方某地注册了表链厂、汽配厂和外贸公司等实体企业。经过多年经营，结交了5家银行营业部经理，“投资”业务鼎盛时期每年的银行授信超过三千万元。而通过转按揭、二次抵押等一系列操作，其高利贷总量可以做到4个亿。

　　而作为回报，除佣金及节庆礼金外，花姐必须协助银行揽储和转贷业务。但有些银行业务员自己也做“投资”，这种“恶性竞争”影响到了花姐的“正常经营”。

　　最近，花姐就碰到了一起“恶意骗贷”事件。今年6月份，公务员许某带着一套排屋的房产三证来借钱，用于支付转按揭贷款，该房产已有600万的银行贷款，但按照贷款银行评估报告其价格为1100万元。花姐认为这套房的“净资产”有500万元，就决定借130万元，借期30天、日息3‰。扣除利息11.7万元，许某获得了118.3万元现金。

　　花姐说，按照行规，民间借贷人放款都以个人名义订立借据，走个人账户或现金交易，而且利息会提前扣除。这样不仅可以避税，也有利于在纠纷中占据主动地位。

　　就在一个月后，许某表示无力还钱。花姐赶去实地调查发现，这套排屋因严重质量问题，市价只有750万元，远远低于银行评估的1100万元。如果处理房产，她首先要还上银行的600万贷款，若再加各类交易税费，这笔买卖必亏无疑。无奈之下，花姐将对方告上了法院。

　　“我敢肯定，那家做评估的银行跟许某串通一气，‘黑’了我的钱！”花姐很气愤。

　　当然，花姐也有自己的“金主”。去年，她曾为邻省一家内衣厂老板马先生牵线，以一套住宅抵押获得某银行70万元贷款。银行事先将抵押房产按9折评估，再按7折放贷款，谁料到期后还是成了“死单”。

　　“这个单子跟我没有任何关系，我只收了马先生几万元劳务费。”花姐说，因为担心“死单”影响她跟银行往来，她被迫为马先生垫资8天，后通过当地某夜总会大哥成功追债。

　　类似民间借贷债务纠纷，充斥包括个人、民企、租赁公司、典当行、寄售商投资公司及担保公司在内的各个环节。

　　温州市中院的一项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二季度全市法院共受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2628件，比去年同期多出474件；总标的额高达9.3亿元，比去年同期多出3.15亿元。

　　浙江光正大律师事务所金融领域案件律师林达认为，大多案例背后都搅合着银行资金。尤其案件标的超过1000万的案例，基本不会例外。

　　问责“黑金通道”

　　在高利贷金字塔的顶端，那些违规入市的银行资金闪耀着冰冷的光芒。

　　温州大学教授马津龙对本报透露，他有一位做农业高科技的朋友，从银行获得3个亿的授信，但是眼下并不需要这么多资金。这位老板算了一笔账：从银行贷出来一个亿，5000万用于企业发展，再将5000万拆借出去，以年利率50%算，就有2500万的利息。

　　“我从银行总共贷了一个亿，付给银行才600万利息，净赚息差1900万。”这位老板表示。

　　而温州永嘉某鞋革生产商同样没闲着。他牵头多家当地企业设立某担保公司，各股东单位从银行获得贷款，向担保公司注资规模超过10亿元。这个“现金池”不仅向股东及关联企业借款，也对外放贷。

　　据人民银行温州支行的工业监测企业景气调查显示，二季度资金周转状况指数35.72，较上季大幅回落9.52个百分点；银行货款回笼能力指数30.96，较上季回落4.76个百分点；企业应收账款与销售产值的比重，同比提高10.8个百分点。

　　“这表明销售收入并未转变为当前的现金流，企业资金周转速度趋于放慢。”人行人士分析认为，企业的经营意愿在降低。

　　有迹象表明，浙江民间借贷市场还有较多变通操作手法和“合法”收入来源。

　　例如，银行从中小企业贷款中所获得的不仅是上浮的利息收入。在一些地方，如果企业贷款500万元，银行会“扣押”100万元作为“存款”，还会向贷款企业搭售基金、收取咨询费等。因此，一年期贷款综合融资成本普遍达12.3%左右，高的甚至超过15%。

　　而在绍兴，则出现了一种类似传销的“转贷”业务——当地的资金中介会雇佣人员走村串巷，以2%的额外收益揽储，再经过2.5%~4%的价格层层转卖到最上层的大庄家，汇总存放至温州、台州等地的指定银行。

　　知情者介绍，存款人的资金存到异地正规银行，没有任何风险；贷款人只需额外支付这部分资金的利息4%左右，即可获得授信套出资金再放贷；而资金中介也能获得大致1%的收益。

　　“这种情况确实存在，但不是主流。”温州市金融办主任张震宇坦言，因为银行资金便宜，国家基准利率和民间借贷之间存在利差，在利益驱动之下，企业会拿出一部分资金以高利放给那些得不到银行资金的中小企业。

　　而放贷者勾结银行员工的案件也不鲜见。

　　今年7月22日，一起由“高息揽储”引发的特大诈骗案在杭州市中级法院开庭。据了解，一个叫李阳的中间人勾结光大银行内部人员，将多名储户的4000多万巨额存款骗入地下高利贷市场。

　　据了解，在李阳之前同案的9名被告人(其中有两名银行工作人员和另两名在银行上过班的被告人)已被法院认定诈骗罪，并判刑。

　　无独有偶，8月初，中信银行乐清柳市支行一位姓高的客户经理神秘失踪，她被曝挪借客户7000万左右放高利贷。

　　“民间借贷已累藏着巨大的风险，应引起政府高度的关注。”被誉为温州民企守夜人的周德文认为，温州经济不会崩盘，但民间资金投向值得重视。他建议中央应适度放松货币政策，对中小企业贷款给予更多的支持，并建立民间借贷法规制度，让民间借贷走向规范化。

　　(应被采访人要求，文中部分人名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