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四倍

　　从23日的“今天就开始征收”，到之后的“等总局文件”，再到28日的“短期内恐不推行”、“暂不征收”，让我们看到了什么？除了“7天3变”带给我们无所适从之外，更有政策公信力的自我损伤和民意的反弹、诟病，这不仅让政策制定者处于尴尬的境地之中，似乎也把公众和社会当成了“木偶”。

　　婚前房屋产权证“加名税”的“7天3变”，验证了学者季卫东先生的判断：“国家和法只有当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共同意志和普遍利益，在人民内心得到认同的时候，才有充分的实效。”简单地说，“加名税”之所以“7天3变”，恐怕根本原因就在于民众的不认同和反对。对此，决策者应有清醒的认识。可以说，“加名税”“7天3变”至少折射了当下社会决策中的三种弊端：

　　一是精英决策盛行以及“黑箱决策”、“关门决策”的弊病。我国当前的决策大多数都是精英决策，在这种决策机制下，决策权基本上归集于组织内部某个人或者小集体身上。公众在决策过程中几乎是被动和信息闭塞的，而权力精英往往容易将个人的价值判断、长官意志和行为方式等融入到决策过程之中，喜欢关起门来搞独断式的“拍脑袋”决策、“黑箱决策”、“关门决策”。决策过程与公众之间没有互动，充其量也只是在决策层内不同权力精英群体之间的相互妥协与折衷。南京地税部门在“加名税”事件中一再改口，将自己推上了舆论风口浪尖尴尬位置的原因就在于此。

　　二是忽视公众参与的价值和意义，由此造成了对公众参与热情的漠视。公共政策事关公众的切身利益，必须随时接受公众的检验，而这离开了公众参与作用的发挥，显然是空想。但是，在现行的制度安排下，由于社会公众在政府行政决策中维护自身权利的能力太弱，一盘散沙和不确定的大多数与决策机构之间缺乏平衡的对话和互动能力，而且过于分散的声音也难以在决策层形成影响，因此就出现“加名税”“7天3变”的怪象。这给我们的启示是公众参与本身也是监督，离开了公众集体智慧的发挥，不但政策可能出现偏差，更可能让政策夭折。

　　三是轻视民意或者对民意熟视无睹，把民众的意见表达当成了可有可无的陪衬，而“加名税”“7天3变”则证明这种思维逻辑已经落伍，应退出历史舞台，否则，将造成更多的决策困境。笔者以为，“加名税”“7天3变”从表面上看是民意反弹的结果，实际上在决策的初始已经埋下了伏笔——一个不重视民意价值的决策怎能不引起反弹呢？与其说“加名税”“7天3变”是决策机关自我纠偏，不如说是民意倒逼的结果。

　　《瞭望》新闻周刊28日刊文称，当前中国社会诚信缺失主要原因是政务诚信出了问题。“加名税”的“7天3变”，再次给我们提供了观察的例证。而“7天3变”背后的三大病症告诉我们，政府必须改变习惯于关起门来制定政策的陋习，道理很简单，掌握权力者在有限理性的前提下，制定的政策往往与公共需要相差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