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企中冶的“烧钱闹剧”

　　民营老板“金蝉脱壳”、商业银行“转嫁风险”——冲击“世界500强”的梦想使得中冶集团在唐山“被导演”了一场始乱终弃、代价高达几十亿元的闹剧

　　文 | 冯一丁 编辑 | 吴金勇

　　河北省唐山市东南约100公里的海港经济开发区，是一个常住人口1万余人的海边小城，沿着港盛街东行3公里，便是马路南侧中冶恒通冷轧技术有限公司那雄伟的暗红色大门。现在，厂内外不见一个工人的身影，占地近3000亩的厂区一片寂静。这间工厂已经停产大半年。

　　而在2000公里外的湖北宜昌亭工业园区，占地近5000亩、年产能达1000万吨的三峡全通涂镀板股份有限公司内，却是宏声隆隆、酸气刺鼻，8000余名身着蓝色工服的“全通”人行走在一眼望不到头的车间、厂区和亭街道上，脸上洋溢着憧憬和希望。他们之中的大多数都已经知道，“恒通垮了”。

　　一名刚入厂3个月的大专毕业生赖乐(化名)告诉记者，他胸前红蓝相间的“龙托日”厂徽，被工友们戏谑为“蜗牛”。他不知道这个玩笑的原创者，并非全通人，因为这也曾经是中冶恒通的厂徽。

　　河北人梁士臣，是这两间工厂的共同创始人，他对全通全体员工说，“全通与恒通血脉相连，文化相通。”

　　梁创办了恒通，又把它卖给了央企中冶集团。今年7月，恒通因为令人难以置信的巨额亏损，和规模达数千人的大裁员，震惊全国。恒通的前员工在找工作时，同行业的面试官往往不相信他们的说辞：“4年亏46亿元，你以为我不懂行？你们公司做什么的，烧钱的吗？”

　　“突然而匆忙”的收购

　　中冶收购前，恒通虽然债务负担沉重，但基本可以做到盈亏平衡，最多时也就亏1亿元。中冶收购初期，即便遭遇2008年金融危机，也只亏了4.87亿元

　　“恒通像个‘野孩子’，他的生父和继父对他都可谓‘始乱终弃’。”一位已经离职的恒通中层对《中国企业家》感慨道。

　　中冶恒通的前身为唐山恒远涂镀板有限公司，由梁士臣于1995年在唐山市丰南区创立。涂镀板主要应用于家电、灯具、电脑机箱、钢结构住宅和汽车行业等。

　　前期的丰南厂拥有一条“五连轧”冷轧生产线和4条镀锌线，2002年之前，凭借先发优势，恒通的效益不错，“那时候厂子赚钱，我记得丰南厂出货时，包装都没有就被经销商提走了。”一名恒通老员工回忆说。

　　然而，“丰南厂”的产能受空间所限，梁士臣考察之后决定到唐山海港经济开发区另建新厂。

　　2001年，规划产量500万吨的恒通海港厂破土动工，内部人士向本刊透露，海港工厂的启动资金来自于梁士臣个人投资和银行贷款，但“大部分是银行贷款”。当时恒通采用“建线贷款”模式，即贷款建起一条生产线后，再向银行抵押获得建下一条生产线的贷款。而在申请抵押贷款时，生产线的价值存在“高估”现象，一条生产线的实际建线成本可能只有5000万元，恒通却能从银行贷出5亿元抵押贷款。

　　据介绍，同行业中武钢、宝钢等企业的镀锌生产线，建线成本也高达数亿元甚至十多亿元一条，恒通之所以建线成本大大低于此水平，一是省在框架、设备等尽量由自己的恒通机械厂加工生产，其1号冷轧生产线是由恒通高级工程师曹全禹设计；二是其从国外进口的生产线乃价格极低廉的淘汰设备，“基本是1950年代前后出的古董”，有工人告诉本刊，他亲眼见到一台卷曲机上的部件是“Made in U.S.A 1938(年)”。

　　占地2700亩的恒通海港厂建成后，恒通在海港有3条“五连轧”冷轧生产线和14条镀锌线，大大扩展了产能，但也背上了巨额银行债务。恒通内部人士估计，为建厂恒通共向银行贷款超过60亿元，其中镀锌线主要由民生银行提供贷款。

　　海港生产线2003年投产之后，由于“摊子铺得太大”，贷款利息负担重，且行业已充分竞争，恒通的财务状况逐渐陷入困境。至2006年，恒通资金链紧张，曾拖欠员工工资达半年之久，后来连本付息还清。

　　有未经证实的说法称，2006年恒通曾向海港开发区管委会申报破产，但由于对人口仅1万余人的海港GDP和就业冲击太大，而没有获批。但自此梁士臣急于出让恒通股权，则是不争的事实。据说当时有多家企业前来考察，其中包括后来在2010年一度托管恒通的港中旅集团。

　　知情人士透露，最终由中冶集团接盘恒通，背后主要的牵头者和推动力来自恒通的主要债权人——民生银行。当时民生银行与中冶集团之间有紧密合作关系，2005年底两家签署《基本合作银行协议》，民生银行不仅为中冶集团提供30亿元的授信额度，同时还愿意为中冶提供全面的金融支持和服务。

　　据中冶内部人士事后对媒体解释，当时中冶收购唐山恒通的两个主要意图，一是借助工程建设向生产转型，二是为集团整体上市扩大资产总额。此外一个重要背景是，时任中冶集团董事长杨长恒一心想在2010年之前把中冶集团做大规模，进入“世界500强”。

　　有报道称，中冶原计划只收购恒通旗下机械业务51%的股权，后经梁士臣游说，扩大至整个恒通，并计划将其打包上市。

　　原恒通办公室员工谭龙(化名)的印象中，中冶集团收购恒通的过程是“突然而匆忙”的。他说这一过程前后历时仅一个多月，期间恒通内部紧急盘点资产，“改票据改了一周，比方说把100吨的票改成140吨以夸大产量。”为迎接2007年“5.18”厂庆之时中冶集团领导的视察，恒通全厂人还提前一个月反复排练走方阵等汇演节目。

　　恒通各部门“乱成一团”的资产盘点、评估还没完成，2007年6月5日，中冶宣布出资10.72亿元，承债收购了恒通67%的股份，剩余股份则继续由梁士臣控制。“我们都没想到，中冶那么快就投了(恒通)。”谭龙说。

　　2007年9月21日，中冶恒通正式注册成立，原唐山恒通厂徽“龙托日”变更为中冶的缩写标识“MCC”，经梁士臣力保，“恒通”两字得以续用。

　　从此，虽身为股东、副董事长和执行董事，梁本人事实上淡出中冶恒通的权力中心和经营管理事务，转而寻求复制下一个恒通。

　　据本刊了解，梁任恒通董事长期间，虽是负债经营，但始终能保证正常生产。每年偿付数亿元银行利息之后，基本可以保持盈亏平衡，“最多时亏损一个亿”。事后来看，这远远算不上恒通发展史上的重大亏损。

　　中冶成为恒通大股东后，委派冶金部武汉钢铁设计研究院副院长张哲英任恒通董事长兼总经理，恒通董事会执行董事为张哲英、财务总监李德山(中冶派驻)和梁士臣三人。

　　恒通员工介绍，高级工程师出身的张哲英为人良善，曾自垫资金为恒通员工发工资，“给员工谋了福利”。并且她推动精简部门，减少开支，健全机制。但张由于还身兼中冶首钢工程项目部总经理等职务，来恒通工作的时间并不多，“一周只呆一天”。实际主持恒通日常工作的人是梁士臣的老部下，任常务副总经理的李大愚。

　　时运不济，张在任期间恰逢金融危机肆虐，涂镀板行业价格巨幅波动。数据显示，2008年中冶恒通亏损4.87亿元，而另一说是5.6亿元。当然这与此后恒通的亏损相比，仍是小巫见大巫。“扣除银行利息和设备折旧，2008年的日常运营应没有赔钱。”内部人士告诉本刊。

　　不知是否由于为亏损负责，张哲英于2008年6月“因工作调动”辞去在中冶恒通的相关职务。

　　张离职之后，中冶并没有提拔实际主持工作的常务副总李大愚，主要原因是李与梁士臣的关系甚密。将恒通大部分股权转手之后，梁士臣于2008年下半年奔赴湖北宜昌另起炉灶，筹建三峡全通公司。全通与恒通的主营业务相同，厂庆日相同，红蓝色“龙托日”的厂徽也被梁带到了全通，并拉走了一部分原恒通人士。在此背景下，梁一手提拔的李大愚在恒通再未获得中冶的重用。事实上，2009年李大愚离开恒通后，也的确前往全通出任过总经理一职。

　　“韩流”来了与“老鼠”看厂

　　中冶外聘的恒通董事长韩继征曾宣称，“央企与民企的结合，双方优势可以互补，创造更大效益。”事实却是，“央企与民企的结合”，创造的是“更加匪夷所思的巨亏”

　　2008年6月，中冶恒通外聘唐山钢铁集团轧钢厂厂长韩继征为恒通董事长兼总经理。恒通董事会成员随之变更为韩继征、李德山和梁士臣。至2010年中，中冶派出郭继舟任恒通总经理，韩继征才不再兼任总经理一职。

　　无人料到，此后正是在韩继征主持的三年间，中冶恒通会陷入更大规模的亏损深渊。

　　韩继征，2003年国家发明专利获得者，曾凭借冷轧生产方法被评为“2006年度河北省十大优秀发明者”。多位恒通人士说，来恒通前，韩在唐钢内部“早已被边缘化”。

　　为何中冶让韩继征大权独揽，而没有如张哲英时期，在人事安排上采用更平衡的权力架构，外界不得而知。恒通员工对此的解释是，恒通在中冶集团内部属“后妈的孩子”，没人愿意来接这个“烫手山芋”。

　　上任恒通董事长兼总经理后，韩继征着手“引进唐钢模式”，他在唐钢的约20名老部下纷纷随之跳槽至恒通管理层，且普遍擢升，年薪翻番。恒通基层员工称韩继征与其旧部为“假唐钢帮”(意指他们原在唐钢受排挤)，并将其全面入主恒通称为“‘韩流’来了”。

　　“韩流”入主后，原恒通销售、采购、生产三大部门关键岗位的高管几乎全部换岗，常务副总李大愚被任命为新成立的独立销售公司国贸公司总经理，而国贸公司驻全国各办事处主任则大部分换为“韩的人”。此外，负责采购的缪昌义被调任物流厂厂长；原镀锌厂厂长孙昌印被调任安全监察部部长；轧钢厂厂长黄世昆被调任重机厂厂长。在最重要的轧钢厂，据说从科长以上都换成了“唐钢帮”，“唐钢的小科长过来最低是个部长”。

　　韩继征上任后的“新官三把火”，一度给人新气象之感。在就职演讲中，他宣称，“中冶恒通是一个有前途、有希望、生机勃勃的企业，我个人认为现有的设备及生产线装备在全中国、乃至全世界都具有较高水平。如果能完成目标年产量300万吨，市场占有率将达到20%。中冶恒通是央企与民企的结合，双方优势可以互补，创造更大效益。”

　　可叹的是，“央企与民企的结合”，创造的不是“更大的效益”，而是“更加匪夷所思的巨亏”。

　　最早报出恒通巨亏的，是香港《明报》2011年7月11日的一篇报道，称中冶集团因投资恒通公司录得巨额亏损，并遭到中纪委调查。随后中冶集团否认正遭中纪委调查，但承认恒通持续亏损。

　　随后有媒体爆出，经开元信德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2007年9月至2009年，中冶恒通亏损达46亿元；其中，2009年亏损12亿元。2010年亏损再度超过10亿元，总负债超过120亿元。不过，以上数字一直没有得到中冶或恒通方面的承认。

　　据本刊了解，恒通在一次中高层内部会议上曾宣布，韩上任不到3年，已从中冶“借”了25亿元。从后来公司的财务状况看，这25亿元是实实在在地亏掉了。加上2007年中冶收购恒通时的10.72亿元现金入资，4年来，恒通至少亏损约36亿元，平均到4276名员工头上，每人也能均摊90万元亏损额，相当于一名一线工人整整30年的工资收入。

　　这是令人瞠目的亏损。作为一家钢材深加工企业，恒通利润主要来自加工费，并不太容易发生巨额亏损。

　　恒通内部人士为记者粗算了一笔账，作为一家纯加工企业，从每吨原料进厂到出厂恒通理论上能赚到约300元差价，恒通实际年生产量为110万吨，扣除工人工资(4000人×3万=1.2亿元)等费用，理论上恒通的生意每年应盈利约1亿元。韩主政期间，恒通并未新建生产线，也没有大的投资事项。照此计算，加上每年付出的利息、设备折旧等成本，恒通3年的亏损额顶多15亿元左右。

　　那么，这多亏出来的数十亿元亏到哪里去了呢？

　　中冶方面对亏损给出的解释是，“生产线和生产设备改造未完成、债务负担过重、财务成本过高、原材料价格上涨过快、金融危机冲击”，对于此说法，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恒通高管评论道，“这些历史包袱固然存在，但还都是可控的、固定的，多出来的那一大块亏损，我认为主要还是在于不可控的经营管理环节。”

　　据本刊了解，恒通所欠民生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和中国银行等的贷款共约60亿元，每年付给银行的利息约4亿元。

　　固定资产方面的历史包袱，的确沉重。多位工人证实，恒通生产线经常断带和爆辊，“炉内打褶”的问题从梁士臣时期就悬赏百万元征集解决方案，但一直未果。一位厂长告诉本刊，从2008年起，海港厂3条连轧线，只有2条可以正常“开车”，其中一条还经常停产检修；14条镀锌线只有8条正常开车，其余6条始终处于“在建”状态。而作为央企，固定资产必须按法定提取折旧，每年恒通提取设备折旧就达到2亿元左右。

　　而前述高管所说的经营管理环节，应是亏损的重要源头。本刊走访得到的信息显示，在国有企业“所有者缺位”和软预算约束的先天制度缺陷下，恒通经营者无动力履行“委托—代理”义务，致使公司在各环节都陷入了管理失控的状态。

　　比如恒通生产环节存在的严重的“大锅饭”和浪费分肥现象。知情人介绍，2009年，恒通丰南厂曾发生过内外勾结偷料的丑闻，“一晚上偷运出去80万元的料，最后只查到班段长和保安队长，这么大规模的偷盗没有更高层领导的参与，可能吗？”另一位恒通人士则透露，“生产车间的一部分领导偷偷往出甩料，把合格品作为协议品卖给客户，挣中间的差价(合格品价格比协议品高150元／吨)，很多都是按成本价就卖了。”

　　一位在质检部门工作过的恒通员工告诉本刊，每天恒通的冷轧、镀锌和彩涂生产线上都常态化地发生岗位疏忽导致原料浪费的情况，他估计一年能浪费数百万元，而对于此类浪费，恒通几乎没有任何惩罚机制。他亲历的一次事故是，某澳大利亚客户购买了500吨1.0mm无锌花镀锌板，由于管理混乱，调度员下成了0.8mm规格的生产单，导致公司无法按时交货而赔偿了对方50万美元违约金，当时相当于近400万元人民币。就是这么一起事故，最后该厂厂长被罚2000元，调度800元，质检和班长每人500元，工人每人100元，“到此为止”。

　　2011年4月15日，恒通总经理郭继舟在第一届二次职工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称，“企业内部管理还存在较大问题，基础管理仍然很差、管理粗放，许多管理制度流于形式，以致我们在一些合同纠纷等问题上出现了重大的法律风险和财务风险。”

　　多位恒通员工证实，这几年恒通内部基层员工虽然工资低，离职率却非常低，因为“日子舒坦、清闲，领导们忙着捞钱，不太管下面。”

　　与恒通基层员工的“放羊”状态相映照的，是管理层肆无忌惮的以权谋私。曾在恒通销售和售后部门工作的内部人士告诉记者，公司从事的是B2B生意，价格最低且供不应求，给掌握供货权的人留下了寻租空间。比如在销售旺季，领导会优先供料给和自己关系好的协议客户，对其他协议客户则先压货，等销售旺季过去之后，再把公司剩下的料折价卖给他们。客户为了下一个旺季能多进货，只能想办法疏通关系。

　　“蛀虫”另一个挣钱的途径是售后赔偿。一批现场明明看不出质量问题的货，只要客户与领导达成赔偿协议，售后质检配合给出鉴定，就能从公司领出动辄数十万的售后赔偿款，这笔钱当然少不了给相关领导的分成。

　　财务成本过高，是恒通内部的经营分析会上多次提到的亏损源。据悉，恒通的加工运营成本约900元每吨，而财务成本竟高达300-400元每吨。一位恒通内部人士指出，公司财务管理太混乱，“只要领导签字，所有票据一律报销，财务部不问事由，不审核。”他举例说，“我们二楼有一间办公室，588元一瓶的五粮液，装满了整整一屋，副总级别以上可以成箱领。”

　　另一例证是，2010年底恒通停产后，轧钢厂为防止偷盗，在厂外焊了一道钢筋护栏，钢筋和焊工都是轧钢厂自己的，事后却向公司报销了20万元。据说，韩继征为此还在周会上“狠批”了厂长李志涛一顿。

　　“这企业是蛀虫当道，树再大，一群蛀虫啃上几年也就倒了。”谭龙说，最后的分肥时刻，恒通面向外界招标出售一批废料，三家前来投标的公司居然属于一家公司，因而遭到举报。“恒通内部人和外部沆瀣一气的事情多了去了，我们每次产品提价之前一天，总有供应商前来提货，等价格涨了库房已经没货了。”

　　在中冶集团70多家子公司中，中冶恒通的口碑不佳，内部人称“无底洞”，早在2009年就被列入被转让的名单。这也许是为何中冶集团作为大股东对恒通的经营管理不加约束和监管的原因之一，“中冶给了几十亿，这些钱去哪儿了，你为什么没有监督，没有风险评估？撒完钱就不管了。”一位恒通厂长愤怒地质问，“尽管恒通的资产规模非常大，但我感觉中冶对我们不大看重，总觉得我们是外人。”

　　这种边缘地位的体现之一是，恒通并不能从中冶获得直接的拨款，而只能以承诺还本付息的方式从集团“借款”。

　　央企“爆料”央企？

　　央企港中旅托管恒通的消息一度令员工“看到了新的希望”，但未满3个月，便宣布退出。为何退出，至今成谜。但却就此揭开了恒通巨亏的“黑洞”

　　2010年8月，恒通全厂流传着一个久违的好消息——公司当月盈利了。因为之前一直亏损，所以不少工人对此喜出望外。同月，两家央企中国港中旅集团和中冶集团宣布，就中冶恒通重组事宜正式签署《合作协议》及《经营托管协议》，自10月1日起中冶恒通交由港中旅托管。为此，中冶收购了梁士臣剩余的中冶恒通33%股份，使其成为全资子公司。

　　事实上，当初为上市大计而收购的这家民营企业，由于“土地、房屋等产权存有法律瑕疵及连续亏损”，未能被纳入上市公司中国中冶(601618.SH)，而随着中冶集团管理层的换届，恒通在中冶棋盘上已无足轻重。2009年中国中冶在招股书中承诺，上市后的24个月内即2011年9月24日之前，拟通过转让所持恒通股权等方式予以处置。

　　2010年8月25日，港中旅集团董事长张学武在北京维景酒店的签约仪式上表示，签订协议就意味着责任的承担，港中旅会本着对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负责、对恒通4000多名员工负责的高度责任感，努力经营、搞好管理、做实账目。

　　据悉，港中旅接管恒通的意图，主要是希望恒通的冷轧、镀锌产能，能与旗下唐山国丰钢铁，和同期收购的葫芦岛锌业形成一条龙的产业链条。知情人介绍，港中旅旗下的国丰钢铁集团是恒通的原料供应商，所以对恒通连年亏损的情况了如指掌，但由于恒通的产能规模华北地区的首屈一指，港中旅别无可选。据报道，中冶开出的条件是，只要港中旅愿意承债，恒通资产可以零价格转让。

　　托管期间，港中旅派出国丰钢铁集团董事长张震出任恒通负责人。之前于2009年下半年离开恒通，曾去全通任职总经理的李大愚，此次也由国丰举荐被返聘回恒通，出任主管国贸公司的副总经理。

　　港中旅托管恒通的消息一度令基层员工“感觉看到了新的希望”，类似“港中旅接手后工资会涨20%，每月补助从180元涨到300元”这样的小道消息盛传。

　　但托管期不满3个月，风云突变。12月27日晚，恒通各部门中高层管理人员接到紧急通知，第二天召开早会不得缺席。翌日，与会者被告知港中旅已“不再托管”恒通。中冶年报显示，“经港中旅集团提出，中冶集团与港中旅集团通过协商终止了《合作协议》和《经营托管协议》。”

　　恒通一位厂长级高管告诉本刊，他听到此消息时“人都懵了”，“不能理解，不可思议，我感觉堂堂两家央企做事情有点太不严肃，跟小孩过家家似的。”

　　港中旅为何会变卦，至今是谜。本刊向港中旅和国丰集团均发去采访函，未得回复。中冶派驻的恒通总经理郭继舟在2011年4月的恒通职工代表大会上称，“2010年12月底，由于港中旅集团突然提前终止托管经营，一下使公司陷入困境：公司9-12月份发生巨额亏损，原料和产成品库存几乎为零，造成了公司无产品可卖、无原料可用的尴尬境地，设备状况极差，故障率高居不下，在12月底公司实际已经停止了全面的生产，公司的可支配资金近乎枯竭，2011年的年度原料供应协议尚未签订。针对这样严酷的现实，中冶集团果断决定重新接管，公司正式进入全面停产检修阶段并同时给予资金的支持，也正是这样才使我们躲过一劫，得以生存下来。”

　　12月底，恒通员工接到了令之震惊的通知：停产，全体一线员工停工学习一个月，再放假回家等候复工通知。放假时他们得到的解释是，港中旅托管期间把原料和现金用完了，致使公司暂时停产、放假。

　　但一位内部人士对本刊分析，这一解释是缺乏说服力的。因为托管期间港中旅若动用恒通账上的现金，须由中冶集团批准。据他所知，托管之前恒通的账上就已只剩下几千万元流动资金，“我们出差费用都不好报”。

　　或许是由于港中旅不愿“背黑锅”，今年7月，香港《明报》获得了一份港中旅委托某公司对恒通所做的尽职调查报告副本，其中称中冶恒通存在“产量不符”及“资产重大减值”等问题，并指由于没有取得投资项目的立项批准文件，以及主要资产并无发票等，若港中旅接管中冶恒通后，或需要负担不容忽视的潜在支出。

　　恒通停产之后，各家银行上门追债，工人们看到，恒通进的原料都被法院贴上了银行的质押条。工人们亲眼所见库房里五六百万吨锌渣在几天内就被转运出厂。每颗20吨重的1500多颗钢卷(库存峰值)也从库房消失了。内部人证实，至今年6月份，工厂里的所有钢卷、原料、成品半成品、废料、锌渣、废部件、备用件等已经一扫而空，“变成了一个空壳”。

　　在郭继舟4月的发言中，恒通复产已无可能，“从公司历史和现实来看，简单复产是不能根本解决问题的，我们的公司就像一个身患重病的巨人，仅仅靠‘输血’来简单的恢复生产，只能是救了一时救不了一世，是不可持续的，国有资产也将会不断的缩水、企业也将无法长期生存。因此我们必须找准病因、下大决心、花大力气、动大手术，来彻底解决问题。”

　　对于中冶集团来说，“彻底解决问题”之道，就是转手。

　　港中旅之后，唐山钢铁集团成为传闻中恒通的下一个接盘人。唐钢与恒通之间长期存在业务关系，据说它提出的条件之一是，“员工一个不留”。内部人士透露，唐钢就连设备研发部的工程师都不要，因为收购之后不会用恒通的设备。有说法认为，唐钢不要人、不要设备，却愿意承债数十亿收购恒通，图的是恒通在丰南和海港的地皮，因为唐钢之前自己申请一块地没有获批。

　　恒通数千名基层员工是这场交易中最无辜而弱势的群体，他们被隔三岔五的电话催促，尽快拿着EMS给他们的《解除劳动合同告知书》去厂里办理“自愿退厂”，“越晚办理补偿金越少”，逾期者按“经济性裁员”处理—没有生活补助，停止一切保险。

　　“最后期限”已经由6月27日延长到7月8日，再延长到8月31日。“听说这次真的不再延期了，只有几百人还没退厂。”一直坚决不退厂的谭龙对记者摇头说，“但是我真的不甘心，我觉得央企应该有社会责任吧，厂子怎么突然就黄了，至少该给个说法。”

　　8月初的一天，在2000公里外的三峡全通大门外，几名员工告诉记者，全通最近几个月没有按时发过工资，“领导说，要理解公司，公司还没盈利，等贷款下来我们才能买料回来加工，才能发工资。”

　　2009年2月，他们的董事长—已入美国国籍的梁士臣在宜昌市市长几次“诚意邀请”之下，把自己的新工厂落户在亭。于是，8000余名怀揣梦想的年轻人聚集到这个小城镇。

　　梁本人在2011年新年致辞中总结“全通速度”—“从一片田园农舍到一期320万吨项目竣工投产，只用了15个月！崛起在长江之畔的500万吨专用码头从正式开工到试运营，仅用了190天！”

　　就在全通长达1100多米、宽150米的车间外，一辆等候在此的空的大卡车旁，赖乐骄傲地对记者说，“这个厂已经投资了200多亿元，我们老板就投了10亿！有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