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是货币政策的持续紧缩，给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造成前所未有的压缩；另一方面是大规模的脱媒资金，依附于商业银行且呈日益增加之势进行体外循环。

　　必须透析以上商业银行表里两方面的运营模式，我们才会明白，为何在今年信贷规模剧减的情况下，商业银行仍可获得高额利润。

　　去年下半年以来的货币紧缩力度，可谓历年罕见。8月末，中国M2余额为78.07万亿元，同比增长仅13.5%，M2增速连续五个月保持在16%以下。M2的如此低速增长，仅为中国改革32年来M2平均增速的一半。

　　但即使在如此紧缩的政策压力之下，今年上半年，工、农、中、建、交五大银行，仍取得了净利润平均同比增长32%的业绩。

　　加息等货币紧缩政策并未能有效吸附存款，与未能拉低商业银行利润率一样，同样令人诧异。据统计，仅9月上半月，工、农、中、建四大银行的存款额，就较8月末减少了4200亿元左右。存款额度的急剧减少，令人怀疑持续紧缩的货币政策，就吸附市场流动性而言已经失效。

　　实际并非如此，市场流动性减少是真实的，只不过这些“存款”已变为商业银行的体外循环。而这却是今年商业银行在货币紧缩、在巴塞尔协议Ⅲ（存贷比）等多重考核压力之下，仍获得高额利润的根本原因。

　　依附于商业银行进行体外循环的资金，仅今年上半年，即以理财产品等形式发行逾万款，同比增长超过100%，募集规模早已超过去年全年。

　　而由此募集的巨额资金，亦是今年商业银行存款额度剧减的主要原因，因为储户通过购买“银信合作”的理财产品，就可以获取超过银行存款利息1/3左右的收益，且从表面上看并无风险。

　　正是如此众多“银信合作”的理财产品，使商业银行既可以绕开央行、银监会的监管，又可以解决信贷规模受限所带来的“无米之炊”的窘境。

　　但如此“金融创新”，并不能说明商业银行业务在转型，因为包括“银信合作”在内的金融脱媒手段，本质上仍然是与传统信贷相同的利差模式。

　　这显然与央行当初制定趋紧的货币政策，在抑制通胀加剧的同时，又可以对商业银行进行倒逼转型的初衷相违背。

　　信贷紧缩不可能倒逼商业银行转型，因为只要有垄断经营和高额利差事实存在，商业银行的路径依赖就会持续，这亦是2005年汇率体制改革后，我国商业银行业务模式仍然单一的根本原因——截至目前，信贷利差收入仍然占我国银行业总收入的90%左右。

　　一直难以改观的利差管制，不但会造成储户对银行持续的利率贴补，从而不得已追逐更高收益但亦会形成系统风险的“银信合作”等理财产品，而这更会让商业银行业务转型的动力消散。虽然，今年初央行就利率市场化已开始试点，但试点范围仍主要限于城市商业银行为主的中小银行，而试点项目亦仅限于中短期存款利率市场化。

　　当享有存贷利差“天然福利”的时候，指望商业银行有业务转型的动力，指望商业银行能够满足中小企业融资等社会需求，可谓痴人说梦。而对于诸如银信合作的所谓“创新”，除了让商业银行逃避金融监管，推高贷款市场利率外（高出央行贷款基准利率一倍以上），还会为未来的金融风险埋下随时可能引爆的炸弹。

　　信贷收缩难逼商业银行转型，在缺乏严格金融监管的前提下，只会造成商业银行的违规操作，以及由此形成的金融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