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趋势判断各抒己见，有人做空中国，有人力捧中国，而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却很少有人深入探讨。中国经济增长的周期和趋势正越来越受到结构性问题的影响。

　　中国的人口结构正推动着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和区域发展分布发生着重大转折，中西部地区的劳动力人口不再向东部大量流动，直接导致东部劳动力价格飙升。而西部地区劳动力人口数量增加，使得中西部本来不太充足的各种商品供应更为紧张。短期内，中西部的通胀有很大因素是劳动力人口增加，收入增长，而供给不足所导致。

　　原本的区域分布是西部输出劳动力，东部建立大型生产基地。随着出口极限和劳动力收入增长的到来，西部的劳动力不再输出，而生产基地绝大部分不能随劳动力瞬间转移到中西部。同时，大量货币随劳动力迁移到中西部，导致货币因素和供应因素的叠加，这也是为什么中西部省份的通胀要比东部地区更严重的原因。

　　人口结构导致的通胀还与另一个结构性问题直接相关，中国的资本结构配置严重不平衡，资本在年龄分布上严重不平衡，资本所有者基本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出生的，他们正在完成生命周期的资本积累，开始进入退休状态，而绝大部分资本又是由他们掌握，他们的子女人数也基本是两个以下，这都直接导致资本局部严重过剩。房屋作为资本物化的重要形式，集中体现了这一结构问题。

　　资本除了在年龄分布上不平衡以外，还表现为区域分布的不平衡。资本西进肯定是未来的一个主要趋势，东部的资本过剩和西部资本不足需要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进行平衡，而这在中国是一大短板，我们的金融机构缺乏这样的能力，我们的金融市场基本没有配置功能。这将直接导致短期经济增速的下滑和资本增长效率的低下，东部资本赚不了钱，西部缺少资本投资。

　　与资本机构关联的另一结构性问题就是产业结构，我们的产业结构又和所有制结构混合在一起，非公所有制在产业壁垒上受到很大限制，资本无处投资，产业无法实现升级，要么转而地下，要么转而流出，大量耗费。温州的跑路现象正是由于当地产业结构和所有制结构产生的矛盾形成的扭曲，高利贷是资本严重过剩和产业升级受到所有制限制导致的结果，这一问题在东部沿海地区普遍存在。产业升不了级，资本没地方去，那只能买房子和高利贷。这种扭曲直接导致短期内的金融风险积聚，形成民间资本的大量耗费，最终导致资本紧缩，经济增速快速下滑，失业大量增加，不从结构上解决问题，是不能彻底解决问题的，一轮结束后，下一轮又开始酝酿。

　　明年的经济形势依然将是高通胀，但是经济增速下滑，经济增长的难度会继续加大，各种结构错配将导致企业盈利下滑，结构问题不再是长期问题，更为明显的表现为短期增长的困难。制约明年经济增长的结构问题必须靠结构方案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