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人力资源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

　　先后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学博士。曾在国外多所大学担任访问学者。中共十七大代表、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委员。

　　中国经济50人论坛、新浪财经和清华经管学院联合举办的新浪长安讲坛第202期日前召开。论坛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所长蔡昉发表了题为：“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经验及对中国的针对性”的主题演讲。蔡昉说，尽管存在众多争议，但是经济学界基本认定经济发展存在中等收入陷阱阶段。中国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人口结构的变化，即将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考验，解决办法在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在这方面中国应该吸取日本的教训，为技术创新创造社会环境。

　　经济发展进程存在中等收入陷阱阶段

　　蔡昉的演讲从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是否有意义谈起。他说，很长时间以来大家都在谈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实际上第一次提出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的，是在2000年以后世界银行一份关于东亚的报告中。

　　上个世纪90年代，世界银行提出了东亚奇迹的概念。然而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东亚经济出现了问题。进入21世纪，东亚经济开始复兴，不仅是从亚洲金融危机当中恢复过来，更逐步向历史地位回归，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群体。这时在世界银行的报告里，提出了东亚要警惕中等收入陷阱。因为根据经验结论，比起较富和较穷的国家来说，中等收入的国家增长比较慢。

　　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谈得多了，出现了一些不同的意见。不太赞成的理由主要有四个。第一个是认为陷阱这个用词不恰当，因为陷阱会让人想到是人为的在下套。其次，有人提出理论上找不到依据，没有一个理论支持存在中等收入陷阱阶段。第三，中等收入陷阱的提法也缺乏经验证据，有人专门用数据验证，没有发现中等收入国家会显著的比高收入或者低收入国家增长慢。

　　最后，有人怀疑说中等收入陷阱概念的提出对中国到底有没有用处，中国现在面临的挑战是不是和中等收入发展阶段相关的。如果不能用中等收入发展阶段来解释中国现在遇到的问题，那么这个概念其实无助于找到正确的解决思路。

　　他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概念的提出对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是有帮助的，尽管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专门的学术文章为中等收入陷阱做全面的理论概括，但是相关的内容以及历史文献是存在的，可以支持这个概念的理论化。在这里需要明确，在经济学中，陷阱特指比较稳定的均衡状态，以至于一个短期的破坏打破了这个均衡，未来它还会自我恢复。

　　最典型的例子是马尔萨斯的低水平均衡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贫困均衡陷阱。这个概念比较好理解，就是讲实物的生产是以自然基数增长的，但是人口是以几何基数增长的，最后的结果必然是人口的增长超过实物的增长，以至于人均食品产量不能满足温饱，于是人们长期处于贫困状态。后来的人把它模型化，又叫做马尔萨斯陷阱或者马尔萨斯均衡。

　　把马尔萨斯的理论和最早的经济增长理论———哈罗德模型结合起来就是低水平均衡陷阱，就是讲任何产出的增长都会被相应的人口增长摊薄，最后人均收入只能维持在生存水平上，不能致富。

　　根据中国历史来看，19世纪中期以前，中国人口多G D P总量也大，而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生产率也比较高，但是中国并没能率先实现工业革命，发展出资本主义，如何用经济学解释，这被叫做李约瑟之谜。回答李约瑟之谜就引入了一个新的概念，叫做高水平均衡陷阱。也就是说尽管中国人配置土地和劳动力比较完美，但是长期来看，最终随着人口的增长还要回到仅够维持生存的水平上。

　　这种理论假说有它的政策含义。比如说如果一个国家处于低水平均衡陷阱阶段的话，就必须有一个比较稳定又足够大的特殊力量，才能把这个稳定的均衡破坏掉，这叫做临界最小努力理论。在此基础上，后来形成了平衡发展理论，就是说在几个关键的领域中应该不平衡的去进行投资以形成临界最小的投资规模，以达到推动的效果。

　　由于这些理论大多是上个世纪50年代提出的，提出者也大都不是纯经济学家，于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这些理论开始受到质疑，到80年代慢慢销声匿迹。后来的经济学以新古典理论流派为主，但是在新古典经济学里一样能看到对均衡状态的论述。比如说芝加哥大学教授舒尔茨，他在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著作《传统农业》中，同样把传统农业看成是稳定的均衡状态，认为需要引进新的要素以打破过去的均衡。

　　在新古典增长理论中，最著名的是索罗模型。该模型假定劳动力供给是短缺的，所以经济的增长需要不断的投入资本，但是这会导致规模报酬递减现象。该模型引申出来的结论是：在资本越缺乏的地方资本的回报率越高，因此经济发展就越快。发展中国家资本缺乏，于是在一定时间内发展中国家就会发展的更快一些。另外，如果各国之间生产水平趋同，在资本回报率不断下降的前提下，想保持经济增长要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在索罗模型中并没有涉及到低水平收入陷阱的概念，但是后来有理论尝试把马尔萨斯的理论和索罗的理论统一起来，用同一个框架解释人类的经济发展史。研究者们发现，从马尔萨斯到索罗缺乏过渡的阶段，这个阶段现在被叫做刘易斯发展阶段或者二元经济发展阶段，它的核心是克服制度障碍，以便让劳动力充分流动。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者们又发现，从马尔萨斯阶段到刘易斯阶段还需要有一个突破，以打破低水平均衡陷阱。既然从马尔萨斯阶段到刘易斯阶段需要打破低水平均衡陷阱，那么从刘易斯阶段到索罗阶段肯定也需要有一个突破，跨过去了就进入了索罗模型描述的状态，跨不过去就会掉入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即将面临中等收入陷阱考验

　　研究发现：在整个全球化过程中，富裕国家和低收入国家经济发展速度快，在全球化中获益颇多，中等收入国家增长相对而言慢一些。为什么中等收入的国家会容易陷入到陷阱里面呢？一个解释是不同国家的职业调整。

　　通俗地说，以美国代表的富裕国家处在技术创新的最前沿，引领技术发展的方向，它推出的新的创意会将整个人类的知识往前推进。所以这些国家在技术、知识、资本密集型产业中有足够高的比较优势，有全球化就会收益，而且收益最高。在另一边，不管有什么样的创意品，也不管有什么全球化的市场需求，生产产品需要工人。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劳动力便宜，因此具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

　　相比两个极端来说，处在中间的国家比较优势就不那么明显了。它也从全球化获益，但是不是获益最显著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有中等收入陷阱的现象。

　　有很多存在中等收入陷阱现象的经验证据。比如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胡永泰不久前发表了一篇文章，其中采用了相对的概念来形容不变状态下的收入水平。它以美国的收入为基准，衡量其它国家收入占美国收入的比重，并由此划分低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

　　根据这样的划分，胡永泰发现：研究时间起点上的中等收入国家会有一半的可能性留在中等收入组里，既不会涨上去也不会跌下来，但是另一半的国家则更可能向下流动而不是向上流动。也会有新的国家进入中等收入组里，这里面低收入组晋升进来的数量是高收入组降下来数量的两倍。

　　最近有一些经济学家提出，没有一个国家会永远高速增长，高速经济增长的国家终究是要减速的。于是这些经济学家就研究高速经济增长的国家会在什么时候减速。中国国际金融公司董事总经理王庆研究的结果是，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话，减速大约会出现在人均G D P7000美元的时候。根据他们的研究，在过去的100年里有40个经济体达到了人均G D P购买力平价7000美元，其中有31个经过拐点以后平均减速2.8个百分点。

　　另有经济学家测算，也是用购买力平价来计算人均G D P，发现人均G D P到达17000美元的时候开始减速，减速的幅度是两个百分点。如果以这两组研究的结论作为经济减速阶段的两个端点，中国现在人均G D P是4000多美元，按购买力平价来计算至少要翻番，也就是差不多8000多美元水平，才会在减速区间里。至于说中国可能减速的因素，概括的说法是温家宝总理讲的不协调、不平衡、不可持续。

　　中国经济减速，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人口发展的阶段。看人口抚养比数据，一个国家收获人口红利的时期人口抚养比是下降的，人口负担轻，劳动力供给充足，储蓄率也比较高。随着人口抚养比降到最低点以后开始上升，于是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甚至出现人口负债，这个时候一国经济就有可能从收获人口红利的高速经济增长转为人口负债情况下的低增长。日本当年就正好是这样的。日本先是人口抚养比下降，到最低点后迅速上升，整个过程中日本经历了1955年到1975年年均G D P9.2%的高增长，1975年到1990年是年均G D P3.8%的低速增长，1990到去年年均G D P0.85%的停滞。“日本经济从高增长到减速再到停滞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是其中一个原因是跟人口红利相关的。”蔡昉说。

　　蔡昉认为，由于中国的人口红利也正要消失，因此当前说中等收入陷阱对中国是有针对性的。他说，中国经济现在已经不是减速不减速的问题，而是什么时候减的问题。中国是世界上最低生育率的国家，根据联合国预测，大概在2030年到2035年之间，中国人口将达到14.37亿的顶峰，随后人口就会负增长。

　　这种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变化很自然会导致中国比较优势的变化。有投资银行调研发现，如果劳动力成本提高20%，那么对各个行业的企业利润率就会发生很大的影响。影响最小的是路桥、水路运输、铁路运输、机场、港口等基础设施项目，但是在竞争性行业里，企业利润受到的影响将在20%到65%之间。也就是说，竞争性行业企业的竞争力将因劳动力成本提高而受到削弱。

　　还有研究认为，未来中国贸易顺差会因人口因素而减少，最终到2016年贸易顺差成为零。

　　总之中国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个发展阶段是和人口转变相关的。这和中等收入陷阱有很密切的逻辑关系，日本的实例就表明了这一点。

　　跨越陷阱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中国的情况和日本还不完全相同，中国可能出现未富先老的情况。未富先老的含义是说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在快速发生，而且老龄化的程度是其它国家在同样发展阶段上所没有的。未富先老意味着人口结构发生了变化，劳动力即将停止增长，因此中国将逐渐丧失在劳动密集型产业里的比较优势，但是当前中国人均G D P只有4000多美元，还刚刚跨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门槛，所以也没有处在技术创新的前沿上，无论是生产力还是资本积累水平都不够，结果就是中国丧失了原来的比较优势，可是也未得到新的比较优势。

　　于是，问题出现了，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源泉在哪里？这首先要探讨中国现在经济增长的源泉是什么。在整个改革开放时期从1978年到去年为止，分解中国G D P的增长，资本的贡献率是71%，劳动的贡献率是8%，人力资本的贡献率是4%，人口抚养比下降对经济增长也有贡献，贡献率是7%，剩下还有10%叫全要素生产率。其中，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提高，但是不能指望它再提高下去，因为已经不可持续、不协调了；劳动的贡献这些年是下降的；人力资本的贡献虽然也是一直在提高，但是到目前为止还不太重要；人口抚养比或者叫纯人口红利的贡献也是缩小的趋势，预计最迟到2015年就没有了，再以后是负的；全要素生产率也趋向于降低。

　　从这五个因素来看，靠资本投资是不可能的，没有一个国家长期用资本投资支持经济增长；同时中国新的劳动力供给即将枯竭，不可能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