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开放之后，改革不力，致使中国产业空有创新战略而成果寥寥，大批企业长期被锁定在国际分工的低端环节上，难以跃升

　　文 | 本刊记者 李聪 编辑 | 吴金勇

　　“中国已落入了‘坏的贸易’陷阱，1993年以来特别是加入WTO后，我们深陷‘进口高端产品并出口低端产品’和‘出口实物产品换取美元纸片’的‘坏的贸易’之中，这是一条通向贫困和依附型经济的道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一位教授愤怒地说，“为了保护民族产业和国内市场，我们应不惜以退出WTO为筹码对世贸条约重新进行谈判，并考虑退出WTO的战略问题。”

　　尽管是学者一家之言，但也让那些为入世申请和谈判忙碌了十年甚至几十年的人感到悲凉。表面看，入世后中国出现的巨额贸易顺差和国际分工的低端锁定，引发了当下让中国政府挠头的汇率问题、以及所谓的“坏的贸易”陷阱，而更深层次上，更多人关注的，是以WTO多边框架为主体的国际贸易力量给中国政府、市场和企业带来的不适感正在加剧。

　　贸易力量越过货物产品，跨过边境，渗透到与产品相关的企业运作、市场体制改革和政府治理上。WTO给中国经济起飞带来的推动力不言而喻，它深刻地改变一批企业的命运，但对中国市场体制与政府治理深层次的改革，目前来看，作用还有限。

　　拆除政治炸弹

　　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副会长薛荣久是中国最早研究关贸总协定和WTO的学者之一。

　　尽管全球经济治理的三大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和关贸总协定(GATT)的产生与中国都有些渊源，但直到1970年代初，中国对这三家机构仍敬而远之。“当时，我们给这三个组织的定性是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剥削和掠夺发展中国家的御用工具，也就是说不是什么好组织。”薛荣久对《中国企业家》回忆。

　　这一切直到1974年才有松动。当时，邓小平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准备参加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主题是经济和贸易发展)，为给邓小平准备发言稿，当时的对外经贸部国际小组二处开始组织官员和专家翻译、学习相关国际会议资料。期间，薛荣久等学者发现关贸总协定不太像是“帝国主义的工具”，因为，关贸总协定原来是35个条款，但1965年以后为照顾发展中国家，专门加了3个条款。不仅如此，总协定中强调的国际分工不仅没有剥削的意思，还与马克思经济理论中国际分工大同小异。

　　改革开放后，中国先后恢复在IMF和世行中的身份，并开始研究“复关”。当时还从日内瓦请来了国民政府时期中国参加创建关贸总协定时的主要参与人石钟策帮助研究策略。

　　1986年7月11日，中国正式照会GATT，要求恢复关贸总协定成员国席位，薛也是中国复关专家组成员之一。一年后，中国正式递交中国外贸体制的答疑稿，此后开始了漫长的沟通和谈判，1995年关贸总协定改为世界贸易组织(WTO)。随着时间推移，中国入世的决心也越来越大。

　　“当时中国政府下决心‘入世’是想解决两个主要问题；一是最惠国待遇；二是贸易中的歧视。”薛荣久说。

　　尽管决心很大，但由于最惠国待遇问题涉及修改美国国内法而被搁置，直到1999年中美才恢复入世谈判。不久，美国国会顺利修改了国内法，确立了对华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PNTR)，年度定时炸弹拆除。而贸易歧视问题也在2001年11月解决。当时，中国无奈地接受了12年期限的特殊保障措施条款和15年期限的市场经济地位的过渡期的条款(简称“两反一保”)，才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

　　一直以来，许多人管这两条叫歧视性条款，因为在全世界这两条就是给中国制定的。当时中国的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优势已经显露，为了防止中国向国际市场释放巨大产能，精于算计的西方人提出特保条款。而有关市场经济地位条款的情况也类似，“从实际情况来说，1994年中国才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西方国家也认为我们不是完全的市场经济国家，而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阶段。”薛荣久说，“但我觉得说这是歧视性条款不合适，叫附加条款更好一些，因为当时中国如果不接受，你根本就进不去。”

　　心病已除，但如鲠在喉的感觉仍强烈，直到入世前夕，国人还在争论加入WTO是否就是中了美国人的圈套，全球化是否就是美国化？为了庆祝永久性拆除了炸弹的胜利，在2001年12月10日夜里，许多官员也在欢呼。事实上，当时几乎没人能肯定地预测，WTO对未来中国贸易和产业的实质影响。但此时，中国的心态是情愿用这块他山之石敲打体制之垒。

　　产能的低端释放

　　2002年起，中国开始大力推进规则导向的经济市场化和自由化。清理、审查和修订与WTO不一致的法律法规，对中国所有性质的企业开放贸易经营权；在关税方面，适用的最惠国平均关税从2001年的15.6%降至2005年的9.7%，其中汽车及零部件、纺织品和服装、农产品的关税降幅更大；在非税壁垒方面，在加入之日起分阶段取消了进口许可证、进口配额。

　　这一切让西方国家感到满意。2002年4月，美国总统布什在一次演讲上说：“贸易会带来自由的习惯，那些对境外贸易开放的社会，在境内也更加开放。”事实也如此，“入世”后，中国的对外开放和对内改革都在加快。2003年的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就将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纳入同一章节。同年召开的倡导市场化的十六届三中全会，至今仍被许多学者认为是中国改革历程中的重要里程碑。

　　同时“入世”使得中国获取了众多贸易伙伴对中国的关税的减让，这使得中国产品出口快速增长。企业、市场和政府的热情被高度调动起来。从现象观察，中国持续贸易顺差开始于2002年，正值入世第二年。入世与持续顺差两者的重合不是偶然，更多是市场选择的结果。“国际分工”的提法现在已经耳熟能详，中国开始以比较优势原则参与国际分工，而巨大的廉价劳动力、土地和资源供给成为中国贸易顺差的主要来源。

　　在这个分工格局中，中国对欧美顺差，对东南亚大量逆差，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分工网络迅速成熟。中国成为东亚新型分工体系的最终产品组装出口基地。香港高美玩具公司的产业链就是如此，远在美国的麦当劳发出需求，在经过香港的两级贸易商之后，订单落到广东和重庆的工厂。生产加工完成，玩具从工厂发往香港的贸易商，然后再被送到遍布世界的麦当劳店。

　　据高美和凯高玩具公司总经理黄奇毅介绍，中国“入世”第三年，即2003年，位于广东的高美开始为麦当劳生产玩具。从2003年的400万美元订单起，几年时间订单就达到1.5亿的规模，产量达2亿多个。“国际市场太大了，所以，这么多年来，发展势头不衰。我们其中的一家工厂，去年订单400万美元，今年1000万美元，明年已有订单已经是2000万美元了。”

　　“入世”后的另一个变化是，外资迅速摆脱了轻纺、家电和日用工艺品领域，进军石化、医药、机械制造等领域，在下一个高端产业中构建了新的产能，而旧的领域则由合资和民营企业补充上，同时由于外贸经营权放开，外国人担心的中国产能释放出现了。

　　全球人口突破70亿，但这个数字与中国工厂的总产量相比还是有些微不足道。在江苏省吴江市盛泽镇，有家全国排名第8的化纤工厂——盛虹集团。这个看似不起眼的企业居然可以年产出120亿米的面料。2005年，原本是全球纺织一体化元年，但由于中国的出品量太大，不得已，中国自己采取了出口自动许可。鞋类情况相似，2010年中国生产的各类鞋约120亿双，如此巨大的产能只有释放到国际市场上去，去年中国的鞋类出口量99.3亿双。

　　这一大规模的产能释放背后是“价格贸易条件恶化，购买力贸易条件变强”，薛荣久分析道，据他统计，2001年这个比例为1:1，而到2009年已降到1:0.83。这也意味着，出口同样数量的商品能够换回的外国商品越来越少，也意味着中国的出口是靠规模、靠透支资源和环境超载为代价的粗放式贸易模式。

　　更让人悲观的是，基于比较优势理论产生的中国制造业，极有可能已被锁定在全球产业价值链的低端位置。拉美国家是典型的低端制造陷阱锁定，他们的贸易最终体现在大量进口原材料，然后加工初级产品出口，挣点钱再进口原材料，再去加工出口，多年来没有明显的产业升级的过程。“从目前的情况看，中国也出现了一些落入低端陷阱的趋势，我们在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中发展了10年，如果想跨越过去，走向中高端的话，肯定时间要比10年长。”商务部研究院院长霍建国说。

　　据霍分析，除了国际分工的原因外，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过度扩张和竞争还有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中国政府的现行投融资体制，像浙江的企业有钱后，他们也想干石化产业，也想进军电力，但肯定项目批不下来，最后他们只能不断地在鞋、袜子、领带上投资。“如果一个企业不断地投资在这些领域，总要碰到一个限度，边际效益递减，成本触到底线。”

　　开放的结果与改革的路径纠结在了一起。到2005年末，中国基本建立了一个全面、透明、非歧视和WTO规则导向的贸易体制，这段时间内，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预与贸易扭曲较少。但此后，国内关于深化开放的政策争论增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