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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落石出”、“两个海平面”,周其仁以一个猎人的耐心和敏锐,以趣味的词汇,剖析着纷繁复杂的经济世界。
他让人联想到另一个著名的明星经济学家:郎咸平。只是,与郎咸平不同,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长江商学院经济学教授、现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这一长串的头衔,为周其仁戴上了主流经济学者的光环。在周其仁的“东莞时间”里,所呈现的,也并非阴谋论和迎合心态。
“2012中国在宏观上不会有太大问题,挑战在微观层面!”他说。
谈中国今年经济形势
2012年挑战主要在微观层面
记者:作为能够影响货币政策制定的经济学者,请您分析下2012年的经济形势?
周其仁:2012年的中国形势,宏观上不会有太大问题。8%、9%的GDP增长速度,3%到4%的通胀率。
宏观上有很多牌可以打,法定准备金率还有21%,大型国有银行100块钱中有21块钱存在央行,如果降低准备金率,可以放很长时间。财政政策有余地,结构性减税已经减了,问题是要落实。
另外,中国还要继续推进改革。中国的改革政策有很大的余地。
我的看法是,2012年中国的挑战主要是在微观层面,就是怎么应对货币购买力下降,各个地区、各个行业、各个公司、各个家庭情况不同,要针对自己的情况,采取正确的对策。
谈中国股市长期走势
记者:如何看待中国股市长期走势,2012年到2015年大方向如何?
周其仁:现在股市已经非常低迷,这么大一个国家,这么高的储蓄率,整个经济增长指数这么好,就股市这么糟。
但你放长一点看,也不完全难理解,因为你看2006、2007年一波,一年半时间上证指数从1000点上升到6200多点。
所谓的危机要靠时间来消化。当初股市吃亏的记忆还在,股民看到风吹草动,就不信任它。
我不认为股市永远这样。股市有没有剩余的钱?有没有优秀的企业?这两个是基本面。
很多批评,认为中国有很多不对的地方。但中国还是有很多优秀的企业,尤其以深圳来看,好的企业形成了气候,会带出更多好企业。东莞这次没有时间好好看,但我相信也有一批好企业。
另外中国有很高的储蓄率,有很多的资源,有很高的流动性,中国股市的基本面我是相信的。
问题是这个市场建设还要投入更大的力量,要把基本规则搞好。
中国债权还没有发展得非常成熟。债权是硬的,是“水落石出”的那块石头;股市是软的,没有契约文明,股市的繁荣是很不容易的。
记者:中国股市应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才能具备上升通道?
周其仁:给力的条件,就是官方、民间、社会一起来建设,建立投资者信心。
为什么这两年炒房很厉害,很大程度上是不信任股市,他买一个房至少有一堆砖,股票不知道最后是什么东西。
我们要通过契约,通过信任,通过市场规则,通过所谓的公开,从这些方面把市场激活,使股市更加可靠。
我上次见到尚主席(现任银监会主席尚福林),他讲了一句话:“你长远一点看,中国股市从无到有,从邓小平那个年代才有的,从无到有,中国的指数到了2000多点,每年平均多少点,跟美国比比看,美国所谓牛市也是这个指数。”
长远来看,中国的事情也不是说今天就做得很完善。今天你看什么都不完善,但是你长远一点看,看基本面,看未来,看趋势,再把方方面面的力量放进去,我们未来的股市还有得一搏。
看基本面,未来股市还有得一搏
谈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政府不能扭曲资源配置
记者:欧美及中国,包括东莞都非常重视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过程中,如何处理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延续的关系?
周其仁:日本追赶美国的时候,通常举着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旗帜。有前车之鉴,后发国家有时候会看得明白:你哪个东西能做得好?
但要非常当心,政府依靠税收,这笔钱没有人追求它回报,再加上我们是任期制政府,今天在这里喊一个口号,明天就走了。我了解到的情况是,东莞几任主政领导任职接得还比较好。其他很多地方今天换一届,明天又换一届,今天说打东,明天又说打西,我们的政府组织形式的优势发挥得不好,反而尽是折腾。
政府在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时还需要提防一点。举个例,日本那么强的国家始终没有造出民用大飞机,据他们的负责官员说,日本大飞机的倾斜政策搞了几十年,把最能说会道的人都搞来了,整天围着政府争取资源。但这些人不一定是最能做事的人,最后大飞机也没造出来。
因此,政府要注意体制机制,社会当中各种人都有,有的人比较扎扎实实地做事,有的人是浮在上面,非常能说。产业政策最怕的就是把能说的人都动员起来,让资源落在他们手里,天天编口号。最后,像日本一样,还是没有大飞机。
作为一个后发国家、后发地区,在产业追赶中,政府比走在前面的国家要更多地发挥引导作用,这是可以的,但政府不能让资源配置发生扭曲,要让资源把最优秀、最能做事的人结合在一起,再使成本降低,最后才能够实现得最好。
谈制造业如何发展
制造业持续发展得有升级的能力
记者:有一种说法,欧美国家所谓的金融危机的根本还是在于制造业的缺失,并判断后续欧美国家这场经济危机会将持续一段很长时间,这给中国一次机会,因为中国是一个制造业大国,特别东莞是一个制造业中心。
周其仁:制造业要持续发展,第一,你要有升级的能力,升级不能脱离实际,要跟你的人工、收入、工资增长水平相适应,收入的提高跟生产率的提高之间要平衡。
你说的对欧美的判断也是主流判断,认为欧美的危机会持续很长时间,不死不活,搞不好会变成某种程度的日本模式。这种可能性是有的。
但至于中国,困难不是靠开会就可以解决的,最后要靠企业家找到突破点、找到创新点。
我们也希望欧美还会有这样的力量,就像它过去一样。事实上,在危机当中,美国的产品在危机当中还是要排队购买,比如苹果手机、IPAD,美国的创新能力并没有消失。
目前来看,政府的债务危机、制造业在全球面临通而不平的压力,确实会使发达国家面临比较大的压力。现在全球化试着往回走,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压力不在中国和印度这些国家,倒是走在前面的发达国家,高处不胜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