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模式”的争议慢慢消停，但对于中国未来往何处去的忧虑丝毫不减。承包制、放开价格管制、加入WTO、国企改革等一系列推动中国增长的方式都集中在传统经济领域，而决策者一度并没有将更加广泛的社会转型当成改革的动力来考虑。这种情形正在改变。

　　由于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所以有意无意促成了经济学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思潮。而促进经济增长这一目标本身在传统经济学的考虑里，要么是“土地、资本和劳动力”的组合，要么是“投资、出口和消费”三驾马车的组合，所以经济增长政策大部分集中在容易改的领域。对劳动力尤其是大规模流动的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增值和消费增长方面的经济政策，由于困难较大，相对而言欠缺一些。

　　城市化涉及的问题显然要复杂很多，比如吸纳人口、保障就业以及扩大内需，意图就是应对大规模的劳动力流动和内需不振的问题。关于城市化的首要争议是发展大城市，还是发展小城镇，或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如果从劳动力和消费角度观察这三种建议的实施效果，发展大城市不仅在吸收劳动力就业方面具有优势，且即使在有户籍的就业者和无户籍的就业者之间有消费落差，其整体带动的消费依旧远高于新农村和小城镇建设，并且农村和小城镇的部分消费与城市无户籍就业者的收入转移也有很大关系。

　　质疑发展大城市的人往往没有意识到，大城市的发展是一个市场过程，并非完全依靠政府推动。中国地域广大，多个聚集中心的出现是长期结果。“北上广”的出现当然不能撇除政府的作用，但城市发展的大势还是因为劳动力等要素市场实现了“受限制”的流动。

　　所以，争论发展大城市还是建设小城镇或新农村，主要是未能理解“要素朝边际收益更高的地方流动”这一基本经济规律是不受政府控制的。反倒是小城镇和新农村的提议有可能强化政府对要素市场的干预，把劳动力留在农村或小城镇，不仅限制了劳动力本已受限的流动，也无法真正拉动内需。

　　城市化的下一步，应朝进一步鼓励要素自由流动的方向走。而改革的当务之急是放开户籍制度，除扩大部分省市已经在试点本区域内的城乡互通，也应推动试点不同省市之间的互通。将户籍与福利脱钩，而只作为身份登记管理。

　　城市化当然不简单，但其基本原则就是允许要素自由流动，从而不仅能提高经济效率，增加创新机会，更重要的是扩展选择的自由，带来新的可能。

　　作者李华芳为本刊特约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