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牧

　　“要把民生问题解决得更好。物价、房价、收入分配等都是群众最关心的。”温家宝总理最近说。

　　这三件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民生事一直是社会的焦点，却也是改善民生过程中的棘手问题。总理之所以要“解决得更好”，也许可以理解为过去没有解决好。在去年两会前，有媒体做过网络调查显示，民众关注的焦点就集中于物价、房价和收入分配上，其中尤以物价关注度最高。一年过去了，尽管在稳定物价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面力度不小，但成效不尽如人意。

　　2011年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上年上涨5.4%，远超政府年初4%的目标。而前不久发布的今年1月份的CPI同比上涨4.5%的水平，也不能令人满意。更何况，这是在CPI编制的新权重方案中，居住类、医疗保健类、娱乐教育文化类价格权重上升、食品类权重下降的情况下取得的数据。

　　至于收入分配方面，2011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8.4%和11.4%。如果与当年GDP9.2%的数字比较还勉强说得过去的话，与财政收入之比就该是差强人意了———2011年中央本级收入增长20.8%；地方本级收入增长29.1%。

　　值得作为成绩一表的，当属房地产调控。应该说房价快速增长的势头被彻底遏制，基本实现调控目标。尽管值得欣慰，但房价与百姓的期望值还有一定距离。至于保障性住房建设还在推进之中，效果有待显现。

　　那么今后应该对三个问题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物价，一向以来都是最容易扰动百姓的敏感话题。如果将通货膨胀看成是一种货币现象的话，目前CPI的水平有赖于稳健的货币政策，这一点可以从最近公布的1月末M2低于市场预期看出端倪。但在“稳增长”的基调下，这样的低水平不会持久。刚刚公布的央行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便预计今年M2预期增长14%左右，可以预期今后一段时间的回升是趋势。同时，国际上“量化宽松”的此起彼伏、石油价格的节节攀升甚至于中东局势的进一步紧张等等，无不以“输入型通胀”影响着国内通胀预期。而在“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和物价上涨压力并存”的复杂环境下，平衡增长与通胀的关系确实是一门艺术。

　　当然，在经济发展速度较快的今天，要求物价总水平像房价一样滞涨甚至回落是不现实的。最近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司副司长周望军做客新华网时说，“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往往伴随着物价一定程度的上涨。现在的问题不是物价涨不涨，经济增长往往伴随一定的物价上涨。问题是首先物价上涨的幅度要控制在居民能够承受的范围内，就是居民的收入增长要超过物价的上涨幅度。”

　　但如果仅仅以收入超过物价上涨作为追求的目标未免太低，从中却也能体会到于政府层面而言，稳定物价的艰难。

　　再看看房价。作为物价中的一个特殊现象，房价当前的表象一般被认为是前期过于膨胀的适度回归。房地产调控成效显现至少在抑制房价方面已是不争的事实，一位房地产业朋友透露，如果说上年开发商的报表还看得过去甚至有些还表现“出色”的话，今年上半年最迟到年底，报表会是很难看，当然必须是在政策环境不发生变化的前提下。

　　说到政策，从来不乏地方政府与中央的博弈。远的不说，安徽就一度传出芜湖市政府公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住房保障改善居民住房条件的若干意见》，部分符合条件的购房者可获得财政部门的补助或补贴。尽管这是中部三线城市的小小举措，也被业界解读为政策松动的信号，可惜，只松绑三天，当地政府便又收回成命。近来这种“紧”与“松”的争论不断，所以，温总理说“政府调控也不能松”应是有所指的。所幸的是，“紧”仍占上风，给那些住房“刚需”们更多希望。当然房价到什么程度才是合理回归，需要耐心和想象力。

　　至于各地商品房成交量的萎缩、价格升幅的收窄甚至下降等等，无不昭示房地产“严冬”的到来。但这并非人们追求的终极目标，它还没有解决住有所居的问题。温家宝曾强调，“房地产的需求从长期讲是刚性的。当然，将来住房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不一定人人都拥有自己的房，但人人都要有住处。可以买房，也可以租房，但租房的价格也要合理。保障性住房和商品房建设两者不可偏废。从长期看，保障房应该以公租为主，主要解决低收入群体的需求。”

　　而保障性住房建设却面临诸多困难，并非是简单的盖房子。因为包括规划、工程质量、配和运营管理、建设资金筹措和征地拆迁、顶层设计、法规建设等，凡此种种远比建安工程复杂得多。于政府而言需要更好的政策和效率，于民众而言需要更多的耐心。

　　最后说说收入分配。“不患寡而患不均”，分配问题的关键是要体现公平。相对前面两个问题，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不仅关系到各方直接利益的分配，更有“国家利益”与百姓福祉的比例分割。

　　我国的居民收入方面，增长速度长期落后于GDP的状况一直没有根本改变，职工工资总额占GDP比重过低。通胀对财富的吞噬、财产性收入的实质性缩水，更使普通百姓对加快收入增长速度给予莫大期待。

　　另一方面，分配不合理和贫富差距拉大的事实有目共睹。行业收入差距扩大，像垄断行业———金融、石油、电信等与一般制造业间的差距过大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事实。收入分配改革就是要在增加收入同时，尽量缩小不同行业间过大的收入差距，更进一步的则是要限制国有垄断企业管理层的工资，同样要缩小管理层与一般职工的收入差距。实现理想的“两头小中间大”的收入分配结构。

　　收入分配的关注点还不应仅仅在于可支配收入的多寡上，还要关注国民收入的再分配。财政收入每年的超预期增长，应该使政府至少应当更关注于这两点：加大减税力度与增加民生投入。减税是让利于民，投入是改善民生。与此同时，各类人群无论是城乡居民间还是产业工人与公务员间、地方之间的医疗、教育、养老等方面的公平待遇至关重要，这方面政府行为是起决定性作用的。据称，今年上半年集中发布有关收入分配改革的具体方案会陆续出台。虽然值得期待，但是在没有更多约束机制下，民众难免会有这样的质疑———那些同时又是利益相关者的政策制定人，在以裁判员与运动员双重身份参与游戏时，能多大程度做到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