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中国银行业，就像一条慵懒的蓝鲸，这是地球上生存过的体型最大的动物（中国银行业的利润占全球银行业总利润的20%以上，中国工商银行市值全球第一），靠吃食物链底层的磷虾（银行利润70%以上来源于利差）维持自身一百多吨的身体（2011年，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总资产达到113.28万亿元，商业银行净利润超过万亿元大关，达到10412亿元）。

　　说到底，银行行长应该“不好意思”的并不是高利润，而是银行体制改革不力造成的垄断乱象：金融业务伪创新、对实体经济不作为、服务质量改进难……

　　老百姓之所以骂银行，也并不完全是因为他们“暴利”，而是因为他们的钱并未发挥应有的作用。更重要的是，这些“暴利”不仅开始腐蚀中国银行业本就艰难的改革动力，也在对目前脆弱的中国实体经济产生负面影响。

　　瑞士实业家乔安在1851年的游记中曾这样描写当时一家位于伦敦的银行：“我于9点前到了银行，被带到柜台前的座位上，5个出纳员在柜台后忙碌着。8点55分，一个银行职员坐在柜台前。我把支票拿在手中递给他看。他一言不发，只是将一个小袋子中的几枚金币放在抽屉里。然后他又拿出一个小铲子，直到9点的钟声响起时，他生硬地问我需要金币还是钞票，在得到答案后，就再也没有理我。”

　　这是发生在161年前的银行服务，也是一次完美且毫无感情色彩的机械性服务。

　　161年之后呢？

　　如果我们把这篇游记中的柜台改为电脑，金币改为人民币，小铲子换做两只手的话，这个情景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目前中国银行业整体的服务。唯一不同的是，那家伦敦的银行或许在当时还要为自己的利润苦苦支撑，而现在的中国银行业则完全不需要为业务着急。因为，凭借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其利润已经超过了石油行业。

　　服务跟不上，挣的钱比谁都多，自然会引起人们的嫉妒。

　　作为一家外资银行驻北京办事处的管理层，冼必儒每日的工作压力非常大，即便如此，他也要比远在英国伦敦总部的同事们要幸运得多。因为在那里，他的同事们要顶着因欧债危机可能被辞退的风险继续苦干实干。但在中国，冼必儒则完全没有这样的忧虑，因为他所在的银行由于受益于中国经济的稳步增长，业务蒸蒸日上，但即便如此，他们的利润也不能和中资银行相提并论。

　　2011年，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总资产达到113.28万亿元，商业银行净利润超过万亿元大关，达到10412亿元。冼必儒在被中国银行业的超高利润折服的同时，也惊诧地发现：这里的银行不需要充分竞争就能获得他不敢想象的高利润，尽管服务水平不高，但客户仍保持忠诚。

　　“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冼必儒问道。要想解决这个疑问，我们必须了解中国银行业利润构成的特殊性。事实上，之所以每次在银行业利润数据公布之后，都会引起人们的极大反感，原因就是中国银行业目前旱涝保收的利息收入和名目繁多的收费项目早已被公众认定是银行暴利的“源泉”。

　　当下，这种“认定”更像说书人开场时的那一记醒木：提醒你，暴利不仅开始腐蚀中国银行业本就艰难的改革动力，也在对目前脆弱的中国实体经济产生负面影响。当然，也不完全都是坏事，暴利也无形中成为倒逼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的动力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