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以来，中国金融改革步伐明显加快。比如启动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点、放宽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推动深圳前海金融创新等。

　　笔者认为我国当前加速推进金融改革存在多种驱动因素，主要包括：以金融改革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内部自发要求，改善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系统中的外部竞争要求，利用当前国际经济形势所带来的金改战略机遇期等。为匹配金融改革的多种驱动因素，需要有效增加金融部门对生产部门的金融资源供给，积极借鉴欧美经济中的金融市场化机制。

　　首先，金融改革受中国经济增长内部自发要求驱动。金融部门（主要包括银行、保险、证券和信托等金融行业）在经济中的意义在于，为生产部门提供合适的金融资源供给（即信贷、保险、股权融资、债券融资等以资金为核心的各种形式金融产品），以此促进社会生产的不断发展。

　　我国当前在金融部门内存在诸多影响金融资源合理供给的因素，如金融市场存在严格的企业进入限制，银行业存在寡头垄断现象，利率和汇率存在过多价格管制等，其结果便是金融部门对金融产品的供给不足以满足生产部门对金融产品的需求。在这种供不应求的条件下，金融部门对生产部门无疑有着明显的产品议价能力，进而造成金融部门（如银行）存在高额利润。生产部门中以中小微企业为代表的弱势群体无法获得足够的金融产品供给，从而最终影响到社会生产乃至整个经济的发展。

　　因此，金改需要有效增加金融部门对生产部门的金融资源供给，具体可以借鉴的方式包括：适当放宽金融市场的企业准入限制，采取措施限制金融市场出现过度寡头垄断，合理放松对利率、汇率等金融产品的价格管制，鼓励适度金融产品创新以满足生产部门的金融产品需求等。

　　其次，金融改革也受改善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系统中的外部竞争要求驱动。与欧美等主要竞争对手相比，中国在金融体制上的差距（如过度管制等）以及由此产生的金融资源配置低效，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额外成本。为了弥补这种竞争基础上的差距，积极借鉴欧美经济所采用的金融市场化机制，实施金融改革便成为了中国当前必要的选择。

　　最后，金融改革还是利用当前国际经济形势带来的战略机遇期的需要。由于金融改革将带来一国金融体制的重构和各经济参与体的再适应，因此在金改过程中，对外部竞争对手的投机和干扰行为的抵抗力也往往最脆弱。由于当前美国陷入次贷危机，欧洲陷入欧债危机，这些危机的严重程度决定了这些国家要想完全走出危机尚需较长时日，它们在走出危机之前利用中国金改之机对中国进行投机和干扰的潜在威胁也因此较低。这为中国金改提供了有利的战略机遇期，也要求中国加快金改进程。（沙伟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