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慧晶

　　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离不开以地方债务平台为核心的经济运作模式。在平台债务稍缓之后，今年以来，城投债发行又迎来一股热潮。

　　据中诚信数据显示，今年1季度，共发行城投债64只，发行金额达797亿元，环比去年四季度，数量增长25%，发行金额增长了11.2%，而4月份单月则已发行城投债30只，发行金额达416.2元，超过一季度发行总额的一半。

　　在发行量大增的同时，城投债的交易频繁也显示出了机构的抢购热情。据齐鲁银行的数据显示，今年1月份至4月份，城投债成交笔数已增加116%，从3346笔猛增至7247笔。

　　山东海龙兑付事件后，市场对城投债信心重振，城投债成为重要的高收益投资渠道之一。然而，城投债潜在的风险依然不可忽视。根据2010年审计署报告显示，今年地方政府债务到期额为18402.48亿元，占2010年年末债务余额总量的17.17%。但是由于2011年到期的地方政府债务大都以再融资方式周转到2012年，所以业内普遍估计2012年到期的债务本金额或超过3万亿。

　　因此，本报根据中诚信提供的城投债数据，结合各省市的财政收入和GDP，比较各省市的债务负担，对各省市的偿债能力做了风险分类，借此为广大投资者进行风险提示。从分类结果来看，处于第三类风险级别的省份，相对偿债风险较高，未来的发债空间也较小。

　　五省份偿债风险较高

　　本报通过对数据进行研究后的偿债风险分类结果显示，偿债风险最大的五个省份是吉林、海南、安徽、江西和甘肃。

　　据吉林省《关于2010年度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显示，截至2010年末，该省地方政府性债务达3033亿元。而2010年，吉林省省级财政总收入和基金收入共计1531.5亿元。

　　从2011年的审计结果看，吉林的财政收入和GDP均处于较低水平，在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中，分别处于第21位和26位。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地区是海南。虽然目前为止海南的城投债余额持有量仅15亿元，在所有省市中处于最低水平，但海南的银行贷款债务在海南政府性债务中占比高达83.75%。审计结果显示，截至2010年底，海南省政府性债务余额为952.92亿元。

　　国信证券分析师张旭认为，地方政府的财力状况是决定城投债券信用资质的最主要因素。而从实证的角度，张旭对地方政府财力水平与公司本身状况对平台公司信用等级的解释能力进行了分析，发现地方政府层面的数据可以解释约40%的信用等级的变化，而公司层面的数据仅能解释20%。

　　偿债风险处于第二梯队的省市有13家，包括天津、湖南、湖北、辽宁、广西、陕西、宁夏、四川、青海、云南、新疆、内蒙古和重庆。而偿债风险较小的省市共有12家，包括北京、上海、江苏、福建、贵州、浙江、山西、山东、黑龙江、广东、河南、河北。

　　据中诚信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5月9日，各省市最新的城投债余额共有8104.3亿元，其中，北京、江苏和上海的城投债持有量最高，东部省市的城投债发债量普遍高于中西部省份。

　　一位大型券商的债券分析师向本报表示，虽然北京、上海的城投债持有量较高，但从资产负债率上看，北京和上海的国有资产持有总量处于全国前列，加上其重要的政治和经济中心地位，北京和上海的债券违约风险是很小的。而像天津，处于第二梯队，债务负担较重，但相对安徽、江西等省市，其发展速度更快，资本支出较小，所以偿债能力要更高一些。

　　而对于此前颇受人瞩目的重庆政府平台负债情况，重庆市市长黄奇帆在5月初指出，重庆政府负债占GDP约20%、占财政收入约60%，重庆财政负债情况是属于安全线内，根据审计署结果，重庆政府负债率约60%，属于地方负债率最低的10个省市之一。另一方面，截至2011年底，重庆政府债务为2600亿元，相较于2010年底的2159亿元，已增长20%。因此，本报将重庆列入第二类风险等级。

　　张旭认为，平台公司的本质是为地方政府进行项目融资、建设等操作的主体，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地方政府是平台公司经营的主导方、受益方、投资方甚至是支付方。鉴于地方政府所扮演的多重角色以及其与平台公司在人事、财务上的微妙关系，张旭认为地方政府有充足的意愿为平台债务提供还款支持。

　　地方政府发债仍有空间

　　自去年年中审计署发布《地方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以来，监管层一直在严格控制地方政府债务的增加。温家宝总理在两会上表示，2011年，新增债务仅有3亿，其中新举债21536亿，偿债21533亿。

　　建信基金投资管理部基金经理彭云峰认为，这意味着在债务上整个2011年几乎没有增长，而地方政府资产肯定在增长，所以总体来说，地方政府的负债压力是在下降的。但各个省市的情况有差异，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实际上，尽管总量没有增长，在新举债和偿债后，债务总量变化不大，但债务在各发债主体间发生了转移，对继续快速举债或仍负担较重的省市来说，债务风险依然不可小视。

　　3月份，银监会发布最新的地方融资平台贷款风险监管任务，指出今年的总目标是“总量减少、存量下降、有保有压”。而从4月底以来，被银监会纳入监管类平台名单的发行人，发改委亦不再审批其发债申请。这意味着，平台公司的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渠道都受阻，流动性骤然收紧，短期内风险必然增加。

　　审计署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9月末，全国共有地方政府融资平台10468家，平台贷款余额9.1万亿元。其中，已退出平台、纳入一般公司类贷款管理的(监测类平台)1974家，贷款余额2.9万亿元；仍按平台贷款管理的(监管类平台)8494家，贷款余额6.2万亿元。而这处于监管类名单中的8494家平台公司的再发债将受阻。

　　中金公司则认为，短期来看，由于已经上报且受理的项目不受新政策的限制，所以供给还不会迅速下降。对于不能再发行企业债和中票的平台，再融资压力增大，不过是否在名单内不能作为简单的违约风险判定标准，其信用资质仍主要取决于当地的财政实力、平台重要性程度和可控偿债资源的有效性。

　　前述大型券商分析师告诉本报记者，债券总体来说在地方政府债务中占比较少，仅10%左右，如果债券出现违约风险时，发债主体或者地方政府完全可以先从银行那边借钱过来，把债券还上。而彭云峰亦认为，地方政府的发债空间，从信用分析角度看，要看地方政府的资产负债率。总的来说，如果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比较高，并且有一些可变现的资产，空间就相对较大，反之则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