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会背后的资产狂欢

　　历时6年的筹备，广州16天的体育盛会，除了一骑绝尘的奖牌数目，亚运会给这座城市留下了什么？又带走了什么？

　　据统计，广州市政府为筹办亚运会共投入超过1200亿元人民币，投资额超过了伦敦2012年奥运会。而预算中仅有136亿元直接用于亚运会，其余的逾千亿元均投放在城市建设，主要用于地铁建设、道路配套、环境整治，亚运会前夕的广州也成了热火朝天的大工地。

　　这个工地上除了常规的运动场馆建设外，最轰轰烈烈的场景，对居民影响最广泛的莫过于“三旧改造”和“穿衣戴帽”工程。

　　今年初广州启动的“三旧改造”，改造旧城区、旧村庄、旧厂房的城市运动将持续10年，将为广州新增353平方公里的建设用地，是目前市中心面积的1/10。整个旧城改造涉及动迁人口60万、需要资金近千亿元，而专程为亚运会拆建的房屋约1000万平方米。旧城区旧厂房，一般位于寸土寸金的老城区，以亚运会的名义，大规模地拆迁整合土地资源，无疑是笔很好的买卖。

　　在天河、越秀等六个老城区实施的“穿衣戴帽”工程，同样耗资巨大，总计73亿元，涉及107条街道办，8万多栋民居。这项以改造外立面装饰、房屋配套完善为主的工程，甚至催涨了周边二手房价格。

　　在权力和资本的指挥棒下，以运动会的名义，城市在不断地改变着它的生长方向，城市经济也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最具特色的是，中国两次亚运会的举办，对经济的影响更多地体现在地价房价上。

　　1990年，亚运会的举行使北京亚运村房地产商圈一夜崛起，并成为北京最具潜力的房地产板块之一，当地房价从3000多元/平方米暴涨到1万多元每平方米，一跃成为北京的新城区和新商务圈。

　　而广州亚运会与房地产的联系更为赤裸紧密。亚运会还未召开，整体打包的亚运村土地出让，就一举成为中国新地王，吸引各方眼球。紧接着，广州市政府就已经开放选手村的建设单位供媒体参观，展示了如何将运动员宿舍，赛后变身为中产私人住宅区，引发市民争相抢购，亚运会的前夕热身更像房地产盛会。

　　反观其他亚洲城市，亚运会的影响力更多地体现在对产业格局的积极影响上。汉城在1986 年和1988 年分别举办亚运会和奥运会。这两次重大赛事，带动了整个韩国的经济景气，促使高科技电子信息产品成为韩国的支柱产业。而1998年在曼谷第四次举办的亚运会，大量的运动员和游客涌入，带动了曼谷旅游业的发展，成功地带领曼谷经济走出亚洲经济危机。

　　对中国政府官员来说，亚运会的召开，可以带来节节攀升的GDP和耀眼的政绩，对开发商来说，有大大小小的项目落袋。但亚运会能给当地居民带来什么呢？运动会召开前，广州市政府就出台各种措施，包括封江封路、车辆限行，又严管民间活动，让民众倍添压力。对于以上种种不便，网民曾用一首粤语打油诗《广州之歌》来总结：“搭车唔使钱，不过要安检；通街都封路，搞埋单双号；放学似打仗，生活无保障……”虽然广州市政府对市民也做出了一些补偿，如交通补贴，在亚运开幕当天放假等等，但这些补偿相对于市民的不便而言，还是太少。如果说上述不便终归是暂时的，运动会结束就可完结，那么节节攀升的房价地价，却是上得去下不来。

　　实际上，近年来不少城市热衷于举办花博会、世博会、全运会……这个会那个会，其真实用意大都脱离不开土地经济这个根本问题，以运动会的名义大兴土木，大修路桥，大搞基建，活动一结束，土地可以随时转为商业用地或商品住宅，以举国体制，花大钱办大事，落幕以后就走上了卖地圈钱的路径，衍生出完整的“运动会经济”“世博会经济”。但这种经济，并不是想从活动本身来赚钱，实际上也赚不了钱，那么地方政府要的是什么？一少部分可能是国家的面子，让全世界见证中国的发展，比如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更主要的原因则是地方政府找到了一个大搞投资建设的借口，拆能算GDP，建也能算GDP，除了光鲜的政绩外，还能有理由向中央财政伸手要钱，各种项目立项招标，何乐而不为？

　　各种盛会纷至沓来，权力和资本轮番上阵，城市被粉饰一新盛装迎客，盛会成为政绩工程和繁荣强盛的象征，如果仅仅局限于举办前花钱折腾，举办后卖地圈钱，这样的盛会除了劳民伤财外，恐怕只会成为政府官员和房地产商的狂欢。

　　作者为安邦咨询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