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杰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明年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对此大家都没有疑义，但至于什么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则见仁见智。积极的财政政策，既可以体现为相对增加财政支出，又可以体现为相对减少财政（税收）收入。这里的减少主要是指相对的减少，即在总量增加的同时出现的相对比重的减少。

　　在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冲击过程中，我们主要采用的是相对增加财政支出。这能直接增加总需求，可以很好的发挥抵御外来冲击的作用，但是缺点在于政府可能缺乏足够的信息，容易出现财政支出效率的降低。这一点在财政支出包括很多长期投资项目时十分明显。政府主导的投资项目容易出现无效投资、过度投资等问题。相比之下，通过减税，资金返回到千千万万的居民与企业手中，由他们根据自身情况进行投资和消费，能够保证这些资金的使用效率。

　　根据供给经济学，减税并不仅仅是增加了居民和企业的可用资金，更重要的是提高了他们工作与生产的积极性。从这个角度看，减税就像一个强有力的杠杆，具有四两拨千斤之效。对于企业来说，在生产规模和销售收入不变的情况下，减税就会增加企业利润，企业有动机增加投资。比如减税100万元后，企业新增投资可能是500万元，新增投资远大于减税金额。这是因为税对应着利润、投资金额对应着销售收入，而利润与销售收入之间具有多倍扩张的关系。

　　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决议中，“完善结构性减税”在财政政策中排在第一位。这说明在今后一段时间，积极的财政政策将主要体现为减税。这在方向上是正确的，值得担心的是减税力度够不够大。实际上，自2004年以来，我国就一直在进行结构性减税，即部分税种减税、部分税种增税。

　　过去几年的结构性减税并没有能够阻止财政收入的高速增长。结果是财政收入所占GDP的比重从2002年的15.7%一直攀升到2011年的22.8%（根据前三季度财政收入与名义GDP同比增速，预测全年财政收入与名义GDP并计算二者比例，计算结果远低于前三季度财政收入所占前三季度名义GDP的比例）。这九年时间总共提高了7.1个百分点，其中没有任何一年出现下降。即便年内出台多项减税政策，2011年财政收入仍将第一次超过10万亿元，所占GDP比重将比2010年的20.7%提高2.1个百分点。这不仅是2002年以来提高幅度最大的一年，也是1995年见底（当年10.3%）回升以来提高幅度最大的一年。可见，过去几年的减税不仅是结构性的，也是局部性的，整体上出现的是增税局面。

　　上述财政收入数据还没有包括政府的其它收入。如果把其它收入纳入进来，广义财政收入所占GDP比重在近几年的提高幅度更加惊人。比如全国土地出让收入从2007年的1.3万亿元蹿升到2010年的2.7万亿元；银行业金融机构（基本均为国有）的净利润从2007年的0.45万亿元增加到2010年的0.9万亿元；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不包括国有金融企业）利润总额从2007年的1.58万亿元膨胀到2010年的1.99万亿元（假设其中50%为国有股份所得的净利润，以便与银行业金融机构净利润加总）。纳入上述三项其它收入后，广义财政收入所占GDP比重从2007年的28.9%上涨到2010年的32.2%，提高3.3个百分点，而同期狭义财政收入所占GDP比重提高1.4个百分点。

　　今后一段时间的减税应该和过去的减税有所不同，在减税力度上要明显大于以往，要从局部性的减税转向整体性的减税。整体性减税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结构性减税并不矛盾。部分税种的结构性减税完全可以抵消其它税种的结构性增税、进而实现整体税收收入的相对减少。作为一个衡量标准，财政收入所占GDP的比重要有所下降。在达到这个标准时，我们才能说出现了整体性减税。如果财政收入的比重继续提高，那么减税就仍然是局部性的。

　　整体性减税是应对当前经济形势的迫切需要。一方面，在财政收入连续多年高速增长后，经济结构出现明显的失衡，居民收入所占比重过低，消费需求不足。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部署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时，首先提到的就是着力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合理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整体性减税是增加城乡居民收入与消费的有效手段。另一方面，欧洲债务危机愈演愈烈，明年全球经济增长将会受到严重的冲击。在应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过程中，我们除了增加财政支出，还实行了宽松货币政策，后者带来通货膨胀与房地产泡沫，副作用严重。为了应对新一轮危机，我们需要采取不同的措施，进行整体性减税。可以说，整体性减税既有利于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又能帮助调整经济结构、管理通胀预期，是一石三鸟之计。考虑到减税政策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来规划、批准、实施、见效，我们要尽早开始减税政策的拟定。

　　值得注意的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虽然没有明确提出整体性减税，但实际为整体性减税预留了政策空间。与往年不同，这次会议决议并没有要求“保持财政收入稳定增长”。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新表态。

　　（作者系上海新金融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