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的来说，我认为2012年是结构调整之年。如果经济增长率在8%-8.5%之间，那么这样一个增长率是完全可以接受的。特别是在结构不平衡的条件下，我们应该重点放在结构调整，推进改革，为长期的经济发展奠定基础。”王小鲁如是说。

　　他认为，目前的经济增长方式无法长期持续。首先，巨额的外贸顺差无法长期维持，特别是欧美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更是难以维系。其次，过去的高投资导致生产能力过快扩张与较慢的消费增长不协调，从而导致产能过剩和无效投资。所以继续扩张投资，只能在短期内拉动内需，但是在长期会进一步导致内需不足。最后，过高的投资带来了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等问题，环境遭到破坏，而且使得增长受到了国际资源类产品供应的严重制约。

　　王小鲁的说法并非没有证据。有数据显示，2000年至2010年的10年间，中国最终消费率从GDP的62%降至47%，居民消费从46%降至34%，而储蓄从38%上升到53%，资本形成率从35%上升到49%，GDP已有一半用于投资。事实上，有研究表明，过低的消费力实际上不利于经济增长，比较有利的消费率应该是60%-70%之间。另一方面，净出口占GDP的比重在本世纪初的时候2.4%，这中间一度上升到8.8%，金融危机以后有所回落。

　　王小鲁认为，形成这种失衡的收入结构的原因在于政府及资源性、垄断性行业收入过高，此外，居民内部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扩大。有数据显示，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税制改革之后，政府收入比重持续上升，直至目前，政府收入至少已经占到了GDP的1/3。而在财富中文网评选的2011年中国企业500强中，中石化、中石油、中移动、中国中铁、中国铁建、中国人寿保险、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等一系列“中字号”国企稳居前列。

　　“最关键的是我们目前面临中等国家收入陷阱。”王小鲁说，以上这些因素直接导致了消费和储蓄结构失衡。我们目前面临的结构失衡，大大增加了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按照世界银行的计算，中国的基尼系数（国际上用来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一个重要分析指标）前几年就已经达到了0.47。“目前中国从基尼系数来看，已经超过了多数东亚国家和地区，而和一些拉美国家接近了”。据介绍，伴随拉美国家收入差距扩大而来的是长期增长停滞，年均只有0.7%。

　　因此，王小鲁认为，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调整结构，转换发展方式。“假设我们最终的消费率可以从47%提升到65%，而且和需求保持同步增长，同时资本形成率也降低到35%左右。根据增长核算分析，我们仍然可以保持9%-10%的经济增长率。”

　　除了调整上述结构比例外，他还认为，可以通过政府管理体制改革降低政府管理成本，通过改善教育来提高人力资本积累的速度。“在这样的情况下，长期可持续的增长是可以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