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文章：巨额反倾销税下的低工资

　　“我们公司的产品，即使以出厂价的两倍销售，依然比印度产品便宜。”中国出口企业的加薪空间，由此可见一斑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钟玉明　郭奔胜　项开来

　　“提高工资影响中国制造的国际竞争力——影响就业——最终受害者是工人”，“再加工资，企业就会搬往印度和越南了”，这是许多人耳熟能详的反对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的理由。

　　对此，国家统计局广州调查队相关课题组指出一个怪现象：一边，国内企业拼命压低工资成本；另一边，向外国缴纳巨额反倾销税。

　　商务部统计显示，中国已成为世界遭遇反倾销案最多的国家，中国产品不仅在西方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甚至欠发达国家，在其他廉价劳动力大国，同样不断遭遇反倾销。

　　来自广东省公平贸易局的信息显示，目前我国企业遭遇的贸易壁垒有六成是发展中国家发起的，如印度、埃及、菲律宾、泰国、墨西哥、秘鲁、厄瓜多尔、巴基斯坦、越南等。作为世界第二人口大国的印度，已累计对中国发起近80起反倾销调查。

　　当印度裁决对我国建筑陶瓷抛光砖征收售价247%的反倾销税时，主要出口厂家广东佛山新中源陶瓷有限公司负责人对本刊记者说：“我们公司的产品，即使以出厂价的两倍销售，依然比印度产品便宜。”

　　中国出口企业的加薪空间，由此可见一斑。

　　市场机制失灵

　　近日，《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就企业初次分配问题，在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采访调研，接受采访的企业普遍要求：劳动报酬要让市场机制说话，政府不应行政干预。

　　而一些地方政府也以此为理由，放弃作为。在这样的情况下，企业利润分配过度向企业倾斜，一线工人工资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与城市其他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

　　有专家指出，我国劳动力过剩的总体格局并未改变，劳动力价值市场机制失灵。国家必须通过法律、行政手段，调整企业内部利益分配格局，实现“提低”的战略目标。

　　提高企业一线工人工资，是收入分配领域“提低”的核心问题。在这个领域，流行这样一个观点：劳动力价格要让市场机制说话，政府不应该行政干预；企业招不到工人，自然就会加薪。

　　但本刊记者采访发现，即使是在“民工荒”期间，工人的工资也没有实质性提高。由于劳动力严重过剩的格局并未改变，加上我国市场发育尚未成熟，劳动力市场机制存在失灵现象。

　　“民工荒”最早在2004年进入公众视野。六年来，除了2009年受金融危机影响外，每年春节过后，媒体上都有一轮关于“民工荒”的热炒，报纸上充斥着“企业加薪抢民工”之类标题。但来自各方的调查显示，农民工工资仍然以每年一两百元的速度蜗牛般往上爬。这一点增长，实质上只是政府定期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的结果。

　　江苏省张家港市统计局副局长陈建康说，现在每季度搞一次农民工收入抽样调查。今年一季度的抽查结果，一线工人月收入1500元，比去年增加100多元。

　　江苏省昆山市牧田(中国)有限公司工会主席任照成说，“民工荒”只是使企业招工成本高了。企业各出奇招，奖励老员工带来新员工，对夫妻、全家同来实行补贴，许诺报销春节返乡车票、生日贺金、派车到车站“抢人”，等等，但就是不触及底线：企业依旧坚持以最低工资标准给工人发工资。

　　江苏省华西集团董事长吴协恩说，劳动报酬都是行业内互相参照的，无论是工业还是农业，劳动都不值钱。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苏海南说，在我国目前情况下，劳动力市场机制确实是失灵的。一些企业之所以单一强调“让市场经济说话”，是因为他们30多年来独享了市场机制的“好处”，是缺少良心的表现。

　　“谁最有发言权？”

　　在江苏昆山千灯镇大唐村，被问到“有没有感觉到加薪压力”时，华升电路板有限公司董事长唐雪明气定神闲地说，加不加工资，要看市场行情，更要看老板的观念。

　　江苏省张家港市永联钢铁集团副总经理吴惠芳说：钢铁企业年销量几百万、上千万吨，每吨挤出几块钱给工人，不是什么难事。企业加薪，首先要算的是良心账。

　　任照成说，生产成本里面，有些企业的人工成本只占10%～15%左右，效益好的企业，5%都不到，“我们企业10%以内”，加薪的空间，哪个企业都有的，只是愿不愿意加的问题。

　　国家统计局广州调查队课题组调查显示，2003年以来，在19大类行业职工工资排名中，排名末三位的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农林牧渔业、住宿和餐饮业，与“国际竞争力”更是不沾边。低薪的主要原因是行业失范、政府缺位甚至是政府主导的结果，如城市道路保洁工程，发包方是地方政府，相关调查显示：一些地方政府的发包价，使承包的保洁公司剔除扫帚、清洁剂等生产成本以后，就只够按最低工资标准发工资了，即使公司不盈利，也承担不起工人的五项社会保险缴费。

　　“企业分配合理不合理，谁最有发言权？当然是分钱的人嘛！”广州的一个企业主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称，“工人只要还愿意来上班，就说明他们对工资是满意的。财富当然要集中在富人手里嘛！企业的利润要拿来发展，创造更多的财富。如果把利润都给了农民工，农民工能为国家做什么？”

　　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对于缩小城市内部收入差距，地方政府官员说得最多的，一是社会保障，二是扶持创业。但对于如何提高广大职工的工资收入，表现出无能为力，甚至是淡漠。相反，个别地方政府依旧打出“营造劳动力成本洼地”的招商口号。

　　苏海南认为，政府必须加强宏观调控，即使是完善的市场经济国家，也必须有政府的宏观调控来补充。一些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本身只有三四点利，加薪确实有困难，国家应该采取减税，减免税大部分用于加薪，确保企业加薪之后还有比国债更高的利润。否则，企业主可能干脆关门吃利息，造成就业困难。

　　广东省中山市发改局科长易娟说，要有听取弱势群体意见的机制、职工收入与利润增长挂钩的机制、职工收入与地方经济水平相适应的机制。

　　最低工资标准为何越调越“低”

　　进入2010年，某某省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的新闻，不断见诸报端，让人感觉“提低”捷报频传。但是，本刊记者在采访中发现，由于缺乏刚性约束，各地最低工资标准调整间隔时间长、调整幅度小，最低工资标准与社会平均工资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呈现越调越“低”的格局。

　　按照国家相关要求，最低工资标准应当至少每两年调整一次；应该相当于社会平均工资的40%～60%。

　　广州市总工会提供的资料显示，广州市从1993年9月开始实施最低工资标准，17年来，总共调整了8次，平均2年一次。间隔最长的一次是1999年1月至2003年1月，相隔整整四年，标准从450元提高到510，增幅为60元。调整幅度最小的一次是2004年12月，相隔两年，剔除社会保险缴费等工资结构调整因素后，实际只增加了59元。17年间，最低工资标准增长了2.44倍，而社会平均工资增长了6.48倍。最低工资标准与社会平均工资的比例，从当年的47.8%，一路震荡下行，2009年降至21.96%。工人的工资与广州经济水平的距离越拉越大。

　　最低工资标准越调越“低”的现象，在全国各地大同小异。国内31个省会市、直辖市，最低工资标准均远远未达到国家要求。超过社会平均工资30%的，只有济南、昆明、天津，分别是34.66%、31.54%和31.18%，其余均在30%以下。

　　几省区参与过最低工资标准制定的工会干部反映：名义上，最低工资标准由政府、工会、企业三方协商确定。但企业方没有规范的合法代表，通常就由政府选取“企业家联合会”之类的民间机构来代表。这些机构，在企业界并没有足够的代表性，工会基本上不掌握企业的整体盈利状况。因此，难以有理有据地提出明确的方案，实际上就是政府出方案。而政府方案的基本依据就是税务部门提供的企业所得税增长情况，再参考物价指数等。

　　广东省总工会副主席孔祥鸿说，提高工资的阻力在地方政府。一些政府官员观念未变，还是以牺牲工人利益来换取地方财政、换取发展。

　　江苏省张家港市市委书记黄钦说：应该由一个部门测算出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生活水平，工资多少才能满足一个人“有尊严”地生活，以此为依据制定出地区的最低工资标准。“目前的张家港，我认为月薪至少应该达到3000元，900多元工资真的难以维持一家人的正常生活。政府不能对这种状况视若无睹。”

　　江苏省昆山市副市长朱兴农说：国家应该对最低工资标准进行立法，全国统筹协调，大幅度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如果放权，各地区就会“比低”，谁率先提高谁是傻瓜。

　　参与过最低工资标准制定的工会干部反映：政府、工会、企业三方代表开一个闭门会议，事关千万劳动者根本利益的大事，就定下来了，还不如有线电视收费、自来水价格听证会来得公开透明、论证充分、公众参与度高。

　　江苏省总工会保障工作部部长张海涛说：现在资本的稀缺程度已经大大下降了，许多地方把“招商引资”改称“招商选资”。地方政府会对引进项目在环境、规模、产业、行业等方面设门槛。今后，也应该从就业、工资收入上设门槛。压低工人工资的血汗工厂，跟牺牲环境的污染企业一样，应该被挡在城市招商门外。

　　“企业送出一只鸡，

　　工人只收到一条鸡腿”

　　采访中，企业普遍反映，现在搭载在工资上的负担太多太重，种种以工资为基数按一定比例征收的项目，造成“企业送出一只鸡，工人只收到一条鸡腿”的现象。而且，这些缴费，都是“人头费”，劳动密集型企业负担尤其沉重。老板抱怨“加不起工资”，客观上挤占了企业为员工加薪的空间。

　　苏海南说，现在，全国工资搭载率大概60%，部分城市达到65%。即企业每支付100元工资，工人实际到手现金只有40元，其余60元被征缴进各项基金。有企业反映，搭载在工资上计提的项目，有20多项。

　　比如，在杭州市，仅搭载的“五险一金”就有——养老保险：单位15%，职工个人8%；工伤保险：0.4%；生育保险：0.6%；失业保险：单位2%，职工个人1%；医疗保险：单位11.5%，职工个人2%；住房公积金：单位和职工个人各12%。合计64.5%。

　　江苏省经济贸易与信息化委员会企业处处长丁群说：政府从来没有向公众说明财政资金承担了多少社会保障资金。“我们感觉，过去是单个企业给职工保障，现在是全市企业联保而已。又如住房公积金，企业一线职工根本买不起房子，让他们交住房公积金实际上是‘劫贫济富’。这笔钱，通过公积金贷款，落入中高收入群体的口袋。地方政府的廉租房建设，也是用住房公积金来滚动。”

　　江苏雨润食品产业集团党委书记许萍说，财政向社保基金注资应该有规划，逐步降低企业的缴费比例。政府关注民生，应该在这一块有更多的作为。

　　还有企业建议：应该像个人所得税那样，对“五险一金”设立起征点，低于某一薪酬水平的职工，减免缴费，让利于职工。□

　　《瞭望》文章：劳资博弈：从“用脚投票”到“用手投票”

　　“工人为了利益的诉求，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都是善意冲突，矛头并不对着党和政府”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钟玉明郭奔胜项开来

　　跳槽是员工表达对企业不满的最直接做法，俗称“用脚投票”。

　　近年来，沿海地区一些企业工人通过怠工、停工、罢工的方式，向资方施加压力，要求提高工资、增加福利，被称为“用手投票”。

　　一直以来，“双向选择”是企业主对待工人加薪要求的理直气壮的说辞，工人们也只能无奈地“用脚投票”。广东、江苏、浙江等沿海地区，制造业、服务业等行业中低技术岗位职工的流动率普遍达到50%以上。

　　广东省劳动部门调查显示，企业平均每招进一个工人的同时有0.73个工人流失。但不管他们怎么跳来跳去，等待他们的都是“地板工资”——最低工资标准。

　　“用手投票”

　　东莞市劳动争议仲裁院院长罗少伟说：虽说工人可以东家不打打西家，但东家西家都一样。参与罢工的工人大部分愿意在本厂继续干下去，不随意换单位。在东莞打工几年，家已经安在这里，子女在这里上学，不轻易搬家了。但工厂那点工资实在是难以养家糊口。比如今年年初，一家大型台资企业的工人罢工，参与的就以老员工占多。

　　值得关注的是，效益好、工人工资福利相对较好的企业，也罢工频发。一些老员工目睹了企业发展壮大的全过程，从满足于福利待遇比周边企业好，渐渐转变成对企业内部收入落差过大的不满甚至愤怒。

　　江苏省总工会及南京市总工会工资协商指导员施志刚说，凡是停工、怠工要求加薪的，结果都能闹成。“通过罢工，我发现企业向工人让利的空间很大。通常只要工人一闹罢工，10%的加薪幅度，老板眼睛也不眨一下就答应了。南京一家美资企业工人罢工，资方代表从外国赶来时就带来加薪8%的方案，最后谈判结果是加薪25%。”

　　国家现行法律法规对“罢工”没有明确规定。工人自发罢工发生后，地方党委政府甚至工会，往往既不反对，也不支持，只要求快速平息。

　　南方一个城市的工会干部对本刊记者说，该市一家法资企业工人罢工的时候，资方代表公然指责政府“投资环境恶劣”，威逼劳动部门处理“闹事”工人。

　　由于缺乏组织，自发的工人罢工常常出现失控，如打砸企业财物，与管理人员、警察发生肢体冲突，上街堵路等。东莞台商协会会长叶春荣说：“哪个国家都有罢工。合法罢工我不反对，了不起你不工作嘛，但不能打砸东西。我们台商对罢工当然怕，因为没有规范，事前没有谈判、没有预兆，不知什么人突然发起，还打砸东西、打人。”

　　由于罢工没有法律地位，工人罢工的方式是“打卡不工作”。因此，罢工平息后，一些企业往往以“违反劳动纪律”、“旷工”为名，开除“带头”的工人，并且不给任何经济补偿。当这些工人向当地劳动执法部门、法院申诉时，往往得不到支持，因为，表面看，上班时间拒绝工作，确实是违反劳动纪律。一些工人因而四处投诉上访。

　　江苏省信访局局长王庆元说：“工人为了利益诉求的，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都是善意冲突，矛头并不对着党和政府。应该用和谐思维来认识、对待工人罢工问题。跟罢工工人过不去，就把党和政府摆到了工人的对立面上。”

　　工资集体协商艰难起步

　　如果说，最低工资标准是国家以法制形式给工人最低生存保障，那么劳资博弈——工资集体协商，就是调节企业分配的主要手段。本刊记者采访中了解到，在各级工会的大力推动下，工资协商初显功效。但基层工会反映，只要协商，就有协商不成的可能。协商不成怎么办呢？

　　由于工资协商法律地位不明确，企业不理睬开头难、没有法定协商内容无事可谈、协商不成“收场难”，是协商工作的三大困扰。

　　多位受访的基层政府和工会、专家学者认为：应该确立工资协商的法律地位，走出一条“谈判在前，协商不成由政府、法院或行业组织裁决”的中国式劳资博弈新路子。

　　江苏省是全国开展工资协商较早、面积较大的省份。据江苏省总工会民主管理部部长殷同喜介绍，江苏省从1995年开始尝试工资集体协商。目前，全省开展协商的企业19万家，覆盖职工952万人。不少企业的工资协商走过这样的路径：工人为加薪而自发罢工、怠工——工会介入、协商解决——复工——工资协商常态化。现在，工资协商逐渐由被动向主动，变成企业的常规工作项目。

　　基层工会也反映，工资协商能取得实效的并不多见。殷同喜这样评价：“工作不可低估，成效不可高估”。江苏省张家港市总工会副主席陈建明说，张家港市94%外企建了工会，89%的工会开展了工资协商。去年，4%的企业谈判签了8%的工资增长率，其他没有谈出什么结果来。这8%，还没有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幅度大。江苏省昆山市总工会主席顾志中说：能谈成的，都是企业本身已经计划好加薪的，只不过工会协商因素加入，比较透明一些。开展协商的企业，加薪幅度跟没有开展的区别不大。

　　一家工资协商“榜样企业”的工会主席告诉本刊记者：公司开展工资协商十多年了，最初是由解决工人罢工形成的制度。十多年来，通过协商，每年工资增幅都超过10%，理论上，工人工资翻了一番多，协商成绩很漂亮。但实际上，工人增加工资不多。因为一线工人流动性很大。有多少人能够在一家工厂的生产线上呆上10年呢？公司一线员工起薪点低，比最低工资标准高100元左右。那么，一个工人入职当年拿900元，第二年990元，第三年1089元，第四年1197元。好像前途很光明。但是，这年他辞职走了。新工人又从900元加起。因此，谈了十来年，公司工人的工资，跟其他企业并没有多大区别。只是因为企业效益非常好，整体工资平台高一点。另外，公司对一线员工工资有“封顶数”，基本工资最高不超过1350元。

　　更多的地区，企业甚至连工资协商的形式都不愿意走。广东东莞市劳动局劳动关系科科长周雪萍说：“广东省推动工资协商，我们第一步只要求企业参与发倡议书，东莞市也只有1个企业响应。广州市总工会连续两年、每年选取工会基础较好的五十多家企业进行工资协商试点，但真正坐下来谈的，寥寥无几。”

　　工会干部反映，企业多数对协商要约根本不理睬，有的是派个行政干部出来草草座谈一下，工会对此没有制约办法。广东东莞台商协会会长叶春荣说：“我们愿意守法经营。但企业现在并没有跟工人协商工资的法定义务。工资协商我不反对，但要立法，大家按法律规范来谈。”

　　劳资博弈新路径

　　江苏省总工会主席张艳说，目前，不少地方尝试确立工资协商的法律地位，但大多是把相关条款放进其他法律里面。在江苏，有关工资协商的条款就散落在集体合同条例、民主管理条例、工会条例等六七部地方法规里，执法力度不大。建议在国家层面立法，明确劳资双方在工资协商方面的权利与义务。

　　江苏省星光树脂制品(昆山)有限公司工会主席徐惠芬说，要有法律规定，工资协商究竟谈什么、谈不成怎么办。比如，企业利润劳资双方该拿多少。“这样，我们的协商才有基础”。

　　专家建议，建设中国特色工资协商制度——劳资协商谈判在前，协商不成，由政府、法院或行业组织根据企业的经营状况裁决，避免罢工。

　　广东省总工会副主席孔祥鸿说，中国不希望用激烈的方式解决劳资纠纷。需要探索既不影响社会稳定，又保障工人权益的新机制。如果没有正常的机制和制度安排，要么是工人利益受到损害，要么就是以激烈方式维权，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地方党委政府应该像推动企业工会组建那样，依法形成一种对资方的压力，营造促进劳资双方协商的氛围和便利，大力推进企业工资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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