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以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作为中国全面进入经济全球化进程的起点的话，那么中国在这一进程中已经顺利地前行了近10年，并且在全球金融危机中一枝独秀，显示出持久发展的潜力。但是较之西方发达国家，由于自然资源的浪费和耗竭，中国的各种环境生态问题逐渐暴露了出来。可以说，中国快速地进入了消费社会，与此同时，消费文化在中国加速发展，最近一个令世人咋舌的事件就是，中国被一些西方媒体评为世界奢侈品消费第一大国。这对于国人来说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我们果真提前进入消费社会了吗？从最近发布的统计数据来看，就中国的总人口而言，每月收入够得上扣税标准的人只有2400万，而大部分人则处于“温饱型”或“前温饱型”的水平，少数人甚至还处于贫困线以下。既然如此，中国又怎能称得上世界奢侈品消费品第一大国呢？这就促使我们从更深的层次去全方位地思考这个问题。

　　高雅文化被放逐到边缘地带

　　最近几年来，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中国文化也不同程度地受到波及，精英文化受到严峻的挑战，大体上呈萎缩状态。一方面，包括高雅文学艺术在内的精英文化领地日益萎缩，另一方面，大众文化的疆界却变得越来越宽泛甚至越来越不确定。过去一度被精英知识分子奉若神明的“高雅文化”，曾几何时已被放逐到了当代生活的边缘，大众文化越来越深入地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而且也影响了人们的审美趣味和取向。

　　大众文化和消费文化的崛起，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固有的精英文化观，为大多数人得以欣赏和“消费”文化产品提供了可能。对于这一点，人文学者应该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否则就会成为大众文化的“弃儿”和牺牲品。但是，文化既然已经走出了精英人士的象牙塔，那么它的产品就必然首先符合大众的口味，成为大众共有的财富，只有这样，这些文化产品才具有大众性，为大众所喜闻乐见，并供他们欣赏和消费。

　　对于中国在世界的和平崛起，不同的人已经作出了不同的反应。一向对中国的国家形象进行近似“妖魔化”报道和描绘的西方主流媒体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通过把中国美化为一个发达的“超级大国”，迫使中国在全球经济序列中承担过高的责任。而国内一些曾经妄自菲薄的人也同样一改以往的做法，过于沾沾自喜地标榜自己的富足和奢侈。在对外交往中，大肆挥霍钱财，在个人消费方面，也不惜追求名牌和时尚，因而给国外媒体造成了一种虚假繁荣和奢侈的印象。

　　最近，曾一度鼓吹“历史终结”论的美国日裔学者福山不无正确地指出，中国是全球化的最大赢家，这不仅体现于中国经济持续多年的发展和GDP排名靠前，更体现于中国的文化软实力的上升。而对于后一点，相当一部分人文知识分子视而不见。众所周知，当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之后，西方媒体普遍认为，昔日的“东亚病夫”已经不复存在，一个生机勃勃的东方大国的出现已成为不争之实。因此对于同样着手准备奥运会的英国来说，最好的方式是举办一个有着自己特色的奥运会，根本无需与中国攀比。同样，上海世博会的成功举办，更是向世人展示了上海这一国际金融中心的独特风姿。当然，这只是偌大中国两个最具竞争力的超级大都市，而一般的中国城市以及广大乡村的情况又如何呢？我们切不可忽视另一个事实。按照全球化的法则，它使得20%的人直接受益，而其余80%的人则必须服务于全球化，当然这仅仅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情况。如上所提到的2400万人之于13亿人，占比为18%，而就个别情况而言，少数率先富起来的成功人士则占有国民经济总财富的绝大部分。

　　对于物质生活率先提高了的这部分社会群体来说，如何才能满足他们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这部分人中知识精英并不在多数，而其中不少人甚至连正规的高等教育都没有接受过，因此他们很难去消费高雅的精神文化产品。既然本国的文化产业市场并没有满足他们的需要，他们便把目光转向西方社会，这时一些进口的高档名牌商品，其中少数在西方也鲜有人问津的名贵商品，便高视阔步地进入了中国市场，成为这部分先富起来的人的消费品。一些颇能刺激人们眼球并很容易为有着中等文化教育水平的人们所欣赏的大众文化产品也进入了消费市场。

　　毫不奇怪，人们在谈论文化时，已经开始越来越关注当代文化的消费特征及其特定的后现代审美特征。因为后现代社会的文化无论在本质上还是在表现形式上显然已经大大地不同于具有强烈精英意识的现代文化。

　　人们越来越关注如何审美地生活

　　无论是对现代主义的推进也好，还是批判甚至消解也好，后现代主义所要超越的对象始终是它的前辈和先驱现代主义。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现代主义使得文化只能为少数精英人士所掌握、欣赏甚至消费，而后现代主义则在大大拓展文化的疆界，使得大多数人都能享用并消费文化产品。

　　在后现代社会，消费文化所赖以存在并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日益壮大的消费群体：从跨国公司的白领高级职员到大学教授、公务员、律师、医生以及其他精英知识分子，目前这个群体还在不断扩大，并且逐步包括了一些“富二代”。因此后现代主义与消费文化的密切关系便是客观存在的，它的大众文化指向也是十分明显的。对于这一点我们切不可视而不见。

　　当然，我们在讨论这种关系时，总免不了会想到或引证美国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詹姆逊写于上世纪80年代初的一篇论文《后现代主义与消费社会》中的观点：考察后现代主义也可以从消费社会的大众文化入手。大众文化的特点就是反精英文化，使得长期仅为少数人享用的文化逐步走出精英人士的象牙塔，走向新的日益增大的消费群体。如果说詹姆逊的描述颇为适合30年前美国的情况的话，那么今天中国的情形也是如此，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连一些长期生活和工作在西方发达国家的“海归”人士也惊叹，中国大都市的房价和奢侈品价格不可思议。但这确实是我们不可回避的现实。

　　实际上，法国思想家让·鲍德里亚很早就关注消费文化及其对当代生活的影响。他写于1970年的专著《消费社会》中开宗明义地指出，今天，我们到处被消费和物质丰富的景象所包围，这是由实物、服务和商品的大量生产所造成的。这在现在便构成了人类生态学的根本变化。严格说来，富裕起来的人们再也不被另一些人所包围，而被物质商品所包围，因为和那些人打交道已成为过去。他的这番描述至少说明了后现代消费社会的一个明显特征：人已经越来越为商品所左右，商品的消费和信息的交流主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人们所关心的并不是如何维持最起码的日常生活，而是如何更为舒服或“审美地”享受生活。

　　拯救后现代的“媚俗”

　　大众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在于其媚俗性和消费性，那么是不是就一定说明大众文化丧失了所有的审美特征了呢？恰恰相反。如果说，在现代主义社会，人们的审美观念主要表现在注重文化产品的生产和实用性的话，那么在后现代社会，人们的审美观则更多地体现在文化产品的包装和消费上。后现代社会为人们提供了审美的多种选择：只需在自己的“家庭影院”里花上两个小时就可以欣赏到一部世界文学名著所提供的审美愉悦；同样，不少研究精英文化产品如文学的学生也改变了过去沉溺于书斋中阅读经典著作的做法，代之以观赏和研究更容易激发审美情趣的电影或电视。此外，相当一部分大众文化作品是以对经典的戏仿开始的，结果却使得文学经典得以面向更为广大的受众。所有这些都表明，在后现代社会，人们需要“审美地”而非粗俗地实现对这些文化产品的享用和消费。

　　众所周知，现代主义的文化产品往往通过精雕细琢而具有持久的魅力，而在后现代消费社会，指向大众的文化产品往往具有短瞬的效应和暂时的价值。既然大众对文化产品的内在价值缺乏深入细致的了解，那么他们必然会追求已经有了广泛声誉的名牌产品和流行的时尚，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当代青年学生中。

　　大众文化往往精芜并存，一般人很难在短时间内去粗存精、去伪存真，因此人们对之的消费和享用常常是盲目的。人文知识分子和文化研究者的任务并不是一味地指责消费大众的这种盲目性和追求时尚性，而是要正确地引导他们去对一些外表华丽内里空洞无物的“奢侈品”进行辨析，进而从总体上提升他们的欣赏趣味，使他们真正能够有选择地并且“审美地”享用这些文化产品。

　　大众文化产品自身也会发生某种质的变化，生产者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发现他们的产品竞争力下降了，就会不遗余力地在产品的质量上下功夫。这样，大众文化本身也可以不断地趋于成熟和完美，其中的粗俗东西也许经不起时间的考验而被淘汰，而少数确有审美品味和保存价值的精品将成为新的品牌。因此，对大众文化的审美价值的认识，应该持发展的、辩证的看法，而不应将其一棍子打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