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培科

　　“IPO不审行不行？”郭树清的惊人一问成为近期资本市场的焦点。近10年来，笔者一直呼吁改革A股的“权力发审”和证券监管体制，建议让“裁判员”与“运动员”的角色分开，让权力和利益分开，避免权钱交易和权力寻租，以保障监管到位和保证上市公司质量，让资本市场制度完善。但这些年中国证券监管体制改革进展缓慢。

　　毕竟放弃权力发审就意味着动了既得利益集团和权贵资本的奶酪，也会动摇一些衙门的利益，这需要勇气。可喜的是，证监会主席郭树清在证券期货监管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下一步要大力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坚持市场优先和社会自治的原则，主动改变监管理念和方式，大幅减少事前准入和审批。他准备改变根深蒂固的“父爱主义”监管理念和放弃权力发审，尤其“IPO不审行不行”的惊人一问，再次显现市场化改革的决心和方向。

　　新股发行制度市场化改革的关键之举就是实行“注册制”，但有人极力反对，认为在核准制下都很难保障上市公司质量，一旦搞注册制会泥沙俱下，会让市场大乱。其实这样的担心大可不必。

　　注册制与核准制最大的差别，就在于监管部门是否对发行对象进行实质性审核。我们现行的核准制就是实质性审核，上市与否都是证监会的发审委说了算；而注册制是监管部门只对注册文件进行形式审查，监管部门拥有拒绝注册的权力，但拒绝注册得有理有据。实质性审核与形式审核最大的区别，在于监管部门是否对公司的价值作出判断，行政主导下的额度制、审批制、核准制，初衷是好的，是想选择优质的上市公司，防止劣质公司上市圈钱，是想让资本市场健康发展。但实际情况与“父爱主义”的初衷背道而驰，行政主导下的权力发审，成了某些权力寻租的温床，也成了市场化改革的障碍。

　　当然，注册制不是没有任何的实质性审核，只是证监会不做实质性审核，证监会只负责监督之职，实质性审核由交易所和中介机构来承担的。所以说，注册制并非是完全自由放任的自由市场，反而使合规监管更加严格，除了要求发行人将依法公开的各种资料完整、真实、准确地向证券主管机关呈报并申请注册，还得回答主管机关层出不穷的询问。这些回答不能有任何虚假，一旦发生欺骗，公司不但上不了市，而且还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和各种诉讼赔偿，同时还得接受社会公众的全方位监督，约束条件更多了。虽然只要符合上市条件的公司都可以申请上市，但必须要有保荐承销机构、会计师、审计师、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合力举荐，才能够“注册”成功。而一旦发现上市公司违规造假就立即停牌退市，并且严惩造假者和“帮凶”（中介机构），对他们罚以重金，以补偿受害者的利益。

　　当然，注册制需要司法追溯、赔偿机制、集体诉讼制度和退市机制等制度配合，不然，注册制效果就难以发挥。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集体诉讼就成为美国保护股东权益的最有效司法程序，也是股东最普遍使用的民事索赔手段，从而减少了很多违规造假。其一，是由于证券市场侵权案最突出的特点是受侵害者众多，而个人投资者又无精力和经济能力去单个诉讼索赔，而证券集体诉讼则可以弥补这一缺陷，还可以节约各种成本；其二，集体诉讼制度下，往往都是律师主动找受害者维权，途径非常便利；其三，集体诉讼“胜诉才收律师费”的方式，会提高中小投资者的维权意识；其四，集体诉讼中一人胜诉所有受害者都可平等获得赔偿，会增加违规者的违规成本，从而产生震慑作用，减少市场中的造假行为。

　　长期以来，我们的市场由于法制不健全、制度规则不完善、缺少集体诉讼机制，并且司法前置程序长期设置壁垒，使得很多受害者欲诉无门，助长了违规者的气焰。要想从根本上改变这一现状，除了大力改造市场环境、完善市场规则、提高参与者水平外，引入集体诉讼制度已刻不容缓。

　　（作者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首席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