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察当下中国经济，民资茫然失措是最为显见的现象之一。茫然的情绪透过当下民资的真实流动即可见一斑，一方面对实体经济缺乏信心，另一方面对虚拟经济过度热情。此外，部分民资正加速逃向海外。

　　这种之于新兴经济体极为反常的景象，充分说明了我国当下民资的发展通道正日益变窄，亦变相说明了我国经济的实质性垄断仍在持续加剧。而这对我国经济所形成的严重制约，已再次到了不得不破除的时候—2月6日至10日，温家宝总理在中南海五次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各界人士对《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的建议。在谈到垄断行业改革时，温家宝强调，将大力推动民资进入金融、能源、交通和社会事业等领域，针对“新36条”没有真正落实、民资进入仍存在“玻璃门”、“弹簧门”的现状，今年上半年一定会把实施细则制订出来。

　　对于民资而言，这显然是一个迟来的重申，因为“新36条”早于2010年5月即已颁布。纵观其近两年的实践，虽然垄断行业对民资貌似放开，但实质却在收紧。而这种“形放实收”的路径，往往通过配套措施的不落实，最终导致事与愿违的结果。例如，放开航空领域，却对民资申请航线加以刁难；放开医疗领域，却不给予民资医保定点资格；放开金融领域，却不让合规小额贷款公司办理存款业务……除了垄断产业配套措施不落实之外，民资进入垄断产业更有诸多宏观层面的困境，诸如信贷政策的不支持、财政补贴的分配不均、工商税务的过于严苛等等。

　　对于民资而言，不仅垄断产业实质呈“形放实收”的态势，而且部分对民资早已形成开放事实的领域，亦出现国企挟公权力以及资源配置的优势，持续对民资形成打压。例如：民资进入已逾20年的山西煤炭业、已逾10年的陕北石油业、已近10年的内蒙古稀土业，在国资与地方政府的合力“围剿”之下，民资无奈悲痛退出。再如本以民资为主导的地产业，在短期暴利的诱惑之下，国企亦蜂拥而至，虽然2010年国务院一度明确“主业非地产的央企”必须退出，但时至今日不仅本应退出的仍有过半未退出，一、二线城市的地王仍频频由央企(国企)拍得。

　　在垄断性产业难以实质性进入、利润丰厚的资源业受挫退出、短期暴利的地产业持续调控之下，民资可谓“新路”难入。而对于当下而言，民资如果固守于传统加工贸易领域的“老路”，且不论重振昔日辉煌绝无可能，即使固守图存亦很艰难。

　　这是因为，在历来民资拥有相对优势的传统加工贸易领域，当下存在两个阻力巨大的制约因素：一是外需大幅减少，这主要由2008年的次贷危机以及其后持续至今的欧美债务危机所导致，而由此引发的外需连续递减幅度之大，放之于改革开放33年历史亦可谓罕见—在2008年贸易顺差占进出口总额达到11.6%的高峰之后，随即陆续降至2009年的8.9%、2010年的6.2%以及2011年的不足4.3%；二是成本持续上升，这综合体现在原材料价格、人员工资、税负压力等多个方面，仅以原材料价格上升为例，自2008年底至今，油价涨幅高达105%、铜价上涨更是高达120%以上、橡胶价格亦翻了一倍，就连历年价格平稳的主要粮食价格，亦分别上涨了30%—60%不等。

　　在外需减少、成本高企之下，民资是否可以通过所谓的“产业升级”进行突围呢？虽然，此举理论上可行、实践中亦有极少数幸运者，但是对于绝大多数民资而言，却很难成功实施。因为，外需的大幅减少和成本的持续高企，本已对以加工贸易领域为主的民资，形成了利润挤压、部分甚至处于亏损状态，由此绝大多数民资的“产业升级”缺乏相对充裕的积累。而如果试图通过信贷资源和政策补贴的助力进行突围，则几乎是一种幻想，因为绝大多数信贷资源和政策补贴已被国企所垄断(或变相垄断)。当然，亦有极少数不甘心者，企图通过民间高息借贷进行扩张升级，但其结局大多是关门倒闭，这从去年下半年持续至今的民企倒闭潮可窥之一二。

　　在民资“新路”难入、“老路”受堵的当下，绝大部分民资已对实体经济缺乏信心，其心态亦已从过去投资实业取得长期回报逐渐演变为当下痴迷于投机以获取短期暴利，这从近年来民资频繁辗转于炒房、炒煤、炒钱(高利贷)清晰可见。除此之外，越来越多的心灰意冷者，陆续选择移民或投资海外、加速其资产向海外转移。不要试图从道德层面对民资进行指责，对于市场属性显著的民资而言，当下的选择其实是一种无奈。

　　对于一个健康的市场经济体而言，国资固然可以确保“国计民生”产业的安全，外资亦可以对阶段性经济增长起到激活作用，但是归根结底民资的作用显然更应占主要地位。这无论是从增加就业、经营效率，还是从资本扎根、监管成本等方面进行评估，均是如此。

　　对于当下而言，欲让民资真正有出路，欲让中国经济有未来，必须对垄断进行破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