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金融试验区获批和温总理对银行业赚钱容易的批评，无不透露出中国决心对垄断部门的核心金融再次进行大改革。

　　平均而言，中国四大国有银行的净资产收益率(ROE)约为25%，资产回报率(ROA)在1%-1.6%之间。相比之下，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数据显示，过去10年中，资产规模在100亿美元以上的美国银行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9.2%，平均资产回报率为0.9%。甚至就连美国资产规模最大的银行摩根大通(J.P. Morgan Chase)2011年的净资产收益率也仅有11%。

　　利差管制和行业准入限制是银行赚钱容易的原因，但利差管制和行业准入限制早已有之，特别是近几年来，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这种保护的力度事实上不断下降。银行负债成本的迅速上升也反映出利率市场化逐步推进。

　　在利差相对稳定的情况下，收入水平和利润取决于信贷规模。银行只需要维持一定的扩张速度，利润高速增长自然得到保证。最近几年银行部门利润增长来自于信贷规模的超常增长。2011年底，中国银行体系信贷总盘子是55万亿人民币，而其中25万亿是2009-2011年投放的。

　　高速信贷扩张事实上为未来累积了巨大的系统性风险，看看今天“尾大不掉”的政府性债务和建立在人民币资产估值基础上的全社会信用，一旦经济下行和资产缩水，累积的风险极容易把以前的利润全吞噬进去。所以，当下银行的高利润某种程度成了“替罪的羔羊”。

　　再看近期温州金融试验区改革。温州方案中定下12项任务，涵盖规范发展民间融资、金融机构准入、个人境外直投以及金融产品创新、信用体系建设等方面，描摹了一个多元的金融体系，为金融业的对内开放打开了一定空间。

　　综观温州方案，最具实质性的突破在于市场准入。“鼓励和支持民间资金参与地方金融机构改革，依法发起设立或参股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金融组织，符合条件的小额贷款公司可改制为村镇银行。”上述表述，从政策层面肯定了民间资本可发起新型金融组织。

　　实际上，温州地下金融业务已经非常成熟，而且规模庞大，这次试验的意义更多在于使其阳光化，使之能得到有效的监管。是不是以前地下的金融部门就此消失，我觉得这取决于现有银行部门的效率。如果实体经济中各资金需求的部门依然得不到正规金融服务的满足，实体经济还会求助于地下金融；如果经济不去地产化，实体经营环境依然恶化，更多的资金还是会被从实体经济中挤出进入“空转”。这是市场选择的结果，显然不是银行部门自身所决定的。这背后实际是体制问题，即政府主导经济资源配置的体制基础没有变化，即便放开市场准入，也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太多。因此，一个区域性的金融试验应该更多从体现最高决策者推进改革的决心来理解，不可赋予其更多的现实功效。

　　对于温州方案回避或模糊了外界普遍预期的利率市场化，我倒认为利率市场化不应包含在温州试验范围之内是适当的。机构创新和准入可以放在一个区域中试点，但市场要素的改革最好不要通过行政推动的方式在局部中试验，这样只会人为地制造制度套利的机会。人民币跨境结算交易的诸多经验教训应该认真总结。

　　事实上，最近几年利率市场化潜移默化的推进力度极大，这一点从负债成本的上升对银行自身资产负债业务结构的冲击中，就可以深切地感受到。

　　利率市场化绝不可机械地理解为一个时点、一个事件就能解决的问题，不是随意地去掉存款利率管制的标签，就意味着利率市场化的成功。利率市场化是一整套内在金融机制的变迁，是一个长变量概念。

　　事实上，短短几年内，数以万亿计的理财市场和银行间债券市场的形成，本身就意味着利率市场化“外科手术”的路径已取得巨大进展。因此，利率市场化不是一个地区性的金融试验所能承担的任务。中国社科院金融重点实验室主任 刘煜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