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开放倒逼改革

　　(佚名)

　　2001年11月10日晚6时38分，世界贸易组织第四届部长级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申请。中国当年从12月11日起正式成为世贸组织成员。

　　在入世十周年到来之际，我报派出多路记者，历时数月，遍访相关专家学者、行业协会、企业代表试图全方位描摹十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生的各种变化，经历的寒暑沧桑。

　　十年来，入世为中国带来巨大利益，并深入影响了中国经济、社会和法制进程。

　　入世也对中国相关领域和行业提出了空前的挑战，在入世的前期市场空间和边际效应逐渐缩小之后，等待中国的将是更加复杂与不确定的未来。我们仍有很多地方改变的不够明显，或者说改变的不够彻底。

　　入世谈判和入世后的实践证明：在中国，开放与改革始终是联系在一起的。不改革，就不会有开放，而不开放，则改革时时会面临停顿的风险。

　　十年后更是如此。在改革进入攻坚阶段之时，怎样通过服务业再入世的历程，推进中国进一步开放，进而再促改革进程成为当务之急。

　　是为纪念之本意。

　　见证市场开放的十五年谈判

　　(徐聪)

　　2001年，中国在岁末奏响了最强音，正式成为WTO第143个成员。而在此之前，中国历经的漫漫15年入世谈判，见证了中国确立市场经济体制、开放市场的过程。

　　确定“市场经济”

　　1971年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这标志着中国重新融入国际舞台。当时的关贸总协定(GATT，是WTO前身)对中国来说是一个“一点都不神秘的国际性经济组织，似乎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组织一样，写申请然后加入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然而，关贸总协定在当时的中国眼中是“富人俱乐部”和“美国对外扩张的御用工具”，所以入关的想法在中国一拖再拖。

　　也就在这个时候，世贸研究的拓荒者薛荣久教授借调至外经贸部。在他为邓小平参加联合国第六届特别大会准备国际经济关系部分发言稿的材料时开始了对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深入研读。他发觉在1965年新加入的一些协定有对发展中国家有利的影响，因而他对“富人俱乐部”与“美国扩张的工具”这两个说法产生了质疑。

　　这一质疑成为了中国开始研究WTO的契机，20世纪80年代初，薛荣久发表《正确认识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性质与作用》一文，提出中国应尽快复关的思路。

　　其实中国是《GATT1947》的23个创始缔约国之一。1950年国民党政府退出关贸总协定。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到1978年改革开放前，中国没有与关贸总协定有过交往，所以上世纪80年代之后中国提出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方地位的申请就称为“复关”。

　　“复关”离不开全球对中国“入关”的需要。就在1982年，关贸总协定组织开始了全球纺织品协定谈判。由于中国是纺织品出口大国，而且中国对外贸易总量进一步扩大,中央于1987年开始了“复关”(即后来的“入世”)谈判。

　　不过之后的谈判并不一帆风顺，质疑直指“中国是否是市场经济国家”。“1987年到1992年底，这是外国审议中国的经贸体制是否是市场经济体制的阶段。当时在中国的理论中非常忌讳‘市场’一词。于是，我们在向关贸总协定理事会提交的报告中将中国的经济体制描述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薛荣久说，“但是没有人能听懂这种表述，他们认为市场与计划调节是完全不同的范畴,不能结合，而且他们质疑体制的稳定性。”当时最有意思的一种说法是,“企业中书记是核心,厂长是中心,这两心如何结合?是否书记代表‘计划’，厂长代表‘市场’?不同的层面上如何决策?”

　　不过随后，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以及江泽民同志在中央党校的讲话,在政治层面上立刻解决了问题,明确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这对入世谈判扫清了最大的障碍。在与外国人谈判中已经找到了‘市场经济’这个共同点。”薛荣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