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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将讨论促贸易投资合作 互利经济伙伴关系将深化

发布时间:2011年05月09日 06:57 | 进入复兴论坛 | 来源:中国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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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第三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特别代表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国务委员戴秉国8日离开北京前往美国首都华盛顿,与美国总统奥巴马特别代表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和财政部长蒂莫西·盖特纳共同主持将于9日至10日举行的第三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

  由于这次高层对话是在胡锦涛主席今年初成功访美、两国关系进入建设全面互利经济伙伴关系新阶段的背景下举行的,因此受到中美两国乃至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

  分析人士认为,本轮对话将有力推进新阶段中美关系的发展,促进两国相互投资有望成为亮点。

  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是两国元首2009年4月共同倡导建立的,是双方推进新时期中美关系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在过去两年中,双方先后成功举行了两轮对话,取得了丰硕成果,有力推动了中美关系发展。美国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坎贝尔认为,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已成为双方管理两国关系最重要的场合或机制之一。

  关注四大经济话题

  中美双方上周分别就此举行了吹风会。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崔天凯6日介绍,在第三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下的战略对话中,双方将就建设中美合作伙伴关系,增进战略互信,妥善处理敏感问题,中美在亚太地区合作和两国在国际地区问题及全球性问题上的协调合作等议题开展深入讨论。

  中国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说,中美双方一致同意,此次经济对话最重要的目的是落实双方在胡锦涛主席年初访美时达成的《中美联合声明》中的经济议程,推进中美经济关系稳步向前发展。

  朱光耀表示,经中美双方商定,本次经济对话的主题为“建设全面互利的中美经济伙伴关系”。围绕这一主题,双方将讨论以下议题:一是促进贸易与投资合作,包括促进开放的贸易与投资,推进新兴产业领域的贸易与投资合作,促进创新合作等具体内容;二是完善金融系统和加强金融监管,主要包括金融业改革,跨境金融监管合作,资本跨境流动金融监管措施等具体内容;三是推进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主要包括调整消费和储蓄率,完善社会安全网,提高生产力和竞争力等议题;四是促进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主要包括全球宏观经济形势与挑战,将涉及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中东北非形势对地区和世界经济影响、日本特大自然灾害以及能源价格上涨对世界经济强劲、持续和平衡增长所造成的影响等议题。

  美国财政部负责中国事务以及战略与经济对话执行秘书长洛文杰表示,对话期间,美方将向中方提出信贷发放、利率市场化以及银行部门改革等议题,预计中方将向美方提出市场准入、出口管制、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等议题。

  重视美国债务问题

  朱光耀6日表示,中方高度关注美国债务、财政赤字辩论,希望美方财政整顿措施能得到有效落实。

  朱光耀表示,中方希望美方有效实施治理整顿的措施,使其财政状况得到改善,也使美方长期、可持续发展有坚实的财政基础。他说,当前,通过强劲的复苏和增长来扩大就业至关重要,中方希望看到美方关于财政整顿的措施能够得到有效落实,在落实过程中促进美国经济强劲复苏,进而实现长期的可持续发展。

  国际评级机构标普4月发布报告指出,鉴于目前美国财政赤字高企、风险不断上升、政府政策不明朗,将其长期主权信用评级展望从“稳定”调至“负面”。尽管美国经济复苏情况好于预期,但债台高筑已成为美国经济复苏的一大“绊脚石”。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日前发布报告称,美国庞大的财赤规模以及由此引发的债务问题可能削弱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定性。报告表示,如果美国政府不能迅速制订可信的中期计划削减巨额债务及赤字,美国可能会再度成为全球金融危机的震源。

  促进投资环境改善

  分析人士认为,当前美国经济的最大挑战在于就业,美国政府希望创造就业的步伐能够加快。只有经济取得足够增长,才能创造出就业,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为美国企业提供了巨大商机,美国希望利用中国的增长和投资机会为美国经济发展创造机会。

  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3日在华盛顿说,过去两年,美中关系取得了许多进展,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为美国企业提供了巨大机会。两年来,中国在人民币汇率、转变依赖出口的经济增长方式、改善企业经营环境和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都呈现出积极变化,这有助于美国制造商拓展在中国的商机。

  美国商务部长骆家辉4日也指出,中国在美国直接投资增加对美国是好事,“这对美国工人是好事,对美国企业也是好事”。他强调,美国欢迎来自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这有助于在美国创造就业,有助于为美国企业提供商机。

  对此,朱光耀表示,中国希望美方对中国企业进入美国提供一个良好的法律制度环境,特别是不要歧视中国的国有企业,“美方再三表示欢迎中国的企业赴美投资,但是中国也收到了很多中国企业对赴美投资受到阻碍的一些抱怨。”

  朱光耀表示,当前中美双方在一些制度框架、法律规定的具体要求方面,在认同上还有区别和差异,需要双方进行深入的政策沟通,“双方政府都应该为另一个国家政府的企业进入本国创造一个良好的法律制度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