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增长速度放缓，物价走势仍有不确定性

　　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姚景源：

　　稳增长不同于保增长

　　本报记者 朱剑红

　　“保”与“稳”的力度和方向不同

　　要保持宏观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没必要下猛药，同时还要考虑调结构和转方式

　　2012年的“稳增长”与2009年的“保增长”，这两个提法有何异同？

　　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姚景源认为，“稳”和“保”的提法，都是基于对经济形势的判断。中国经济在2011年出现了增幅缓慢下行态势，这次下行与2008年、2009年相比，相同处在于都有外需减弱导致经济增速放缓的情况，不同处在于，此次下行有相当一部分因素源于我们的主动调控。2008年底，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中央政府出台了包括4万亿元投资在内的一揽子刺激经济增长的宏观政策。随着经济企稳回升，2011年，大规模的刺激政策逐渐回归常态，银行信贷步步收紧，并对房地产市场实施了严厉的调控。“主动调控是为了唤起经济的内生力量，这与2008年完全处在被动情况下出现的下行有很大不同。”姚景源说。

　　此外，2008年、2009年之交，经济增速下降的斜率较大，GDP的季度增速甚至掉到了6.2%。经济迅速下降很快导致我国出现了15%的企业倒闭、20%的企业被迫减产、上千万人失业的情况。2011年，在世界经济非常不景气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增幅虽然逐季缓慢下行，但下降的斜率和幅度都不大，而且增长仍可达9%以上，总体就业情况及企业和财政效益都不错。

　　“稳”与“保”有何区别？姚景源认为，从力度上看，“稳”就要保持宏观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没必要下猛药；“保”就需要猛药，需要4万亿元投资这样的“大处方”。从方向上看，“保”需要全力以赴朝着一个方向推进，而“稳”包括两个方向，既要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还要拿出相当的精力考虑调结构和转方式。

　　经济增长有有利条件也有不利因素

　　对外依存度下降，经济向自主增长回归，但三大需求也在减弱

　　2012年，中国经济向上走还是往下行？姚景源梳理了我们面临的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

　　从有利的方面看，虽然世界经济不景气，但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与2008年比已有了变化。“金融危机爆发时，由于中国经济对外依存度太高，以至于发达国家一感冒，我们就打喷嚏。经过几年的努力，我们的对外依存度从2008年的57.3%，降到2010年的50.3%”，姚景源说，2011年中国经济表现出从刺激型增长向自主增长回归的特点，市场自主力量在增强，同时，农业成功实现“八连增”，物价开始趋稳，财政收入、企业利润都不错，还有庞大的外汇储备，宏观调控的手段也日趋成熟，这些都是我们应对危机的重要基础，也为宏观调控带来了预调微调的空间。“今年将召开党的十八大，这是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对我们振奋精神，保持经济稳定增长会有很大的鼓舞作用。”

　　从三大需求看，经济也存在下行压力。首先是出口动力不足。2011年出口增速一季度为26.5%，二季度22%，三季度20.5%，到10月已经回落到15.9%。2012年出口令人难以乐观，外需对经济的拉动力将会继续减弱。

　　再看投资，前两年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很大，随着大量“铁公机”等项目的竣工，2011年已经出现基础设施投资增速逐月下滑的态势，11月份增长8.7%，比全社会投资增速低了16.2个百分点，而过去这一指标往往高于全社会投资增速。

　　最后看消费，姚景源说：“近10年来我们的增长是靠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从万元级的电视、电脑等，上升到十万元、百万元级的汽车、住房等，但目前还找不到新的消费增长替代品。”

　　要在“稳外需、扩内需”上下功夫

　　宏观政策的预调微调在二季度会见效，全年经济增速将在8%以上

　　需求在减弱，增长如何稳？姚景源提出，还是要在“稳外需、扩内需”上下功夫。

　　稳外需，不仅要努力稳数量，更要优化出口结构，提高出口产品的附加值；不仅要稳住传统产品的出口，更要拓展新产品出口；不仅要稳住老客户，更要发展新客户。

　　扩内需，姚景源主张开拓思路，找到投资的新领域。“例如水利，能否考虑将‘十二五’时期规划的2万亿元农田水利基础设施投资适度提前几年进行？这不仅有利于我们进一步夯实农业基础，也不会造成重复建设，形成过剩产能。”中国仍然处在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工业化、城镇化正在加快推进，城市建设、现代服务业以及人口老龄化，都给我们带来许多投资发展空间。企业更新改造投资也有许多可以拓展的空间，特别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姚景源认为，2012年，文化产业的发展应该是个亮点。“文化产业在许多发达国家是重要的支柱产业，比如美国，它出口第一位的不是汽车飞机，而是好莱坞大片。一部电影《阿凡达》，一年的全球票房就达20多亿美元，折合人民币100多亿元，相当于我国一些地市级城市一年的财政收入！”

　　对于房地产业，姚景源认为，2011年1000万套保障房考核的是开工率，2012年应该考核竣工率，两年1700万套保障房，如果能扎实推进，既稳增长，又惠民生。

　　对于如何促进消费增长，姚景源认为，最重要的是要增加收入。“关键是要改革分配制度。目前政府的财政收入和企业收入增速都较快，完全可以通过切好收入这块蛋糕的办法来提高居民收入。”

　　针对经济发展中的新问题、新矛盾，中央在去年四季度已开始进行调控。姚景源认为，宏观政策的预调微调在二季度会见到成效，全年经济增长有望稳定在8%以上。

　　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师范剑平：

　　稳物价不可掉以轻心

　　本报记者 田俊荣

　　压力或明显减轻

　　2012年CPI涨幅预计为3.5%，全年走势前高后低

　　“2011年CPI涨幅预计为5.5%，这个数字虽然超出了4%的调控目标，但仍属温和通胀范围，并且CPI涨幅自7月份达到6.5%的高点后掉头向下，这些都说明2011年的物价是温和可控的”，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师、经济预测部主任范剑平说。

　　范剑平预测，今年CPI涨幅为3.5%，物价上涨压力可能会明显减轻。首先，从翘尾因素看，2011年翘尾因素为2.4个百分点，今年为1个百分点左右。

　　其次，从市场自发涨价因素看，这一轮物价上涨主要由农产品价格上涨引发。新世纪以来，我国已经历了三次由农产品价格引起的物价总水平大幅波动。从前两次物价波动情况看，农产品价格上行周期一般持续25—27个月，下行周期持续20—22个月。“自去年8月份以来，农产品价格进入下行周期，今年将持续下降，因此将减轻对物价的压力。”

　　此外，从政策性调价因素看，今年或将多于去年。“如果成品油、天然气、电力、出租车、自来水等价格都调整到位，将影响CPI0.6—0.8个百分点”，范剑平坦言。

　　“这样综合下来看，今年CPI涨幅可能会比去年低2个百分点左右，由于翘尾因素的影响，全年CPI走势将呈前高后低的格局”，范剑平判断。

　　基础还不牢固

　　货币压力还在，成本推动压力较大，输入型通胀压力存在不确定性

　　“当前，物价涨势得到初步遏制，并且出现了经济增速放缓、供求矛盾缓解，粮食生产实现‘八连增’，货币信贷增长向常态水平回归，居民通胀预期明显下降等现象，这些都有利于今年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范剑平说，“但也应看到，稳物价的基础还不牢固，今年物价走势仍有不确定性，因此决不可掉以轻心。”

　　物价上涨的货币压力还在。范剑平认为，去年我国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引导货币信贷增长平稳回调，11月末广义货币(M2)增速已回落至12.7%，接近名义GDP的增速；自去年10月份以来，外汇占款连续两个月出现负增长，资本流入呈放缓之势。这些都有利于减弱货币因素对价格上行的推动力。“然而，我国的货币存量很大，M2余额高达80万亿元，M2与GDP之比接近2倍，这一比率在世界各大国中是最高的。一有机会，这些存量货币还会‘兴风作浪’，刺激物价上涨。”

　　成本推动型通胀压力仍然较大。范剑平分析，过去物价上涨多因货币发行过多、需求拉动造成，而这一轮物价上涨既有需求拉动，更有成本推动。我国的各种生产要素价格在未来相当长时间内都将呈上升趋势：劳动力成本将较快上扬；能源资源由于稀缺性其价格也将不断上涨；在我国这样一个人多地少的国家推进城镇化，土地价格必然上涨；为保护环境的各种节能减排成本也将打入电力、水等要素价格。

　　“不仅如此，由于2011年物价形势比较严峻，政府推迟了部分资源性产品和公用事业价格调整的步伐，而这些改革有不少将不得不在今年推行，将进一步加大成本推动型通胀压力”，范剑平举例说，“比如，去年全国大多数城市都没有调整出租车价格。在上下班高峰期，出租车油耗高、价格又不涨，导致许多司机选择在高峰期交接班，更加剧了‘打车难’现象。对出租车的价格管制必然会带来供给减少，今年应当理顺其价格。”

　　输入型通胀压力存在不确定性。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多以美元计价，如果美国推出新一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美元走贬，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很可能结束盘整、向上攀升。“这种可能性不能排除。今年是美国的大选之年，届时如果失业率不能降至8%以下，由于美债危机影响、财政政策空间有限，美国很可能推出新一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毕竟，在美国历史上，还没有一个总统在超过8%的失业率水平下谋求连任成功”，范剑平说。

　　多管齐下防反弹

　　在农产品价格下行周期更应完善其价格稳定机制，政府应在价格低迷时扶持农民

　　范剑平认为，今年我国仍需处理好速度、结构、价格的关系，多管齐下，防止物价反弹。

　　其一，不能因为经济存在下行压力而“松货币”。“今年货币政策可在稳健的基调下适时适度预调微调，但不存在大力度放松的空间。应当努力使M2与名义GDP同步增长，不让M2与GDP之比继续上升，这样有利于消化存量货币，消除物价上涨的货币条件”，范剑平说。

　　其二，在农产品价格下行周期更应完善其价格稳定机制。一方面，政府的调控扶持措施不应只在农产品价格高涨时实施，价格低迷时更需政府出手，保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保持足够的供给。“当农产品价格下跌时，农民往往以缩小生产规模来应对，而缩小生产规模又成为下一轮价格上涨的起点。政府应当在价格回落时多扶持农民，而不是坐视不管，因为‘谷贱’伤农，但最终也会伤害消费者。”

　　另一方面，农产品价格的周期性大幅波动越来越暴露出我国农业以家庭为单位的小生产和城市化水平提高后的大市场之间的矛盾。“应当通过现代技术、金融、流通和管理要素与农业的有效对接，进一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同时应通过建立专业合作社等方式，进一步加大农民的组织化程度。”

　　其三，有效应对输入型通胀压力。“我国已是世界第二大进口国，人民币汇率贬值固然对增加出口有利，但也会增加进口成本，加剧输入型通胀压力。为此，今年应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范剑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