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剑桥——现代宏观经济学通常将快速稳定的经济增长视为最重要的政策。这一现象反复出现于政治辩论、央行会议室和报纸头版标题中。但把增长作为永远的首要社会目标(这正是经济学教科书所暗含的假定)真的合理吗？

　　诚然，许多对标准经济数字的批评指出，应该采取更广的衡量标准定义国民福利，比如出生寿命与其和读写能力等。提出这一观点的有《美国人权发展报告》中，以及最近的由法国出资、以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和让-保罗·菲特西(Jean-Paul Fitoussi)等经济学家为首的“经济表现和社会进步衡量标准委员会”。

　　但除了统计口径过于偏隘之外，还有另一大问题：现代增长理论无视了人从本质上是社会动物。人类评估自身福利的基础是他所能看到的周边情形，而不仅仅是绝对标准。

　　经济学家理查德·伊斯特林(Richard Easterlin)有一个著名的观察：对“幸福”的调查令人吃惊地表明，二战以来人们的幸福几乎没有增长，尽管趋势收入增长相当大。不消说，伊斯特林的结果对贫穷国家来说并不成立，在这些国家，收入的快速增长通常会使社会享受到较大的生活改善，而生活的改善被认为与任何总体福利(不管用什么标准衡量)密切相关。

　　不过，在发达经济体，基准行为毫无疑问是人们评估自身福利的重要因素。果真如此的话，那么一般化的收入增长便不可能像相对于其他人的个体收入的增长那样能够决定一个人的幸福。此外，由此产生的一个相关议题是，基准行为还可能暗示，相对传统增长模型，我们必须以不同的算术计算增长和其他经济挑战(如环境破坏)之间的权衡。

　　平心而论，经济学中有一个较小但相当重要的分支指出，个体的经济选择和思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历史和社会基准。不幸的是，这方面的模型通常难以处理、估计和解释。结果，它们通常只会在相当专业化的教科书中出现，比如作为解释所谓的“股权溢价之谜”的内容被提及。(股权溢价之谜是一项实证观察：从长期看，股票会产生比债券更高的回报。)

　　人们沉湎于试图永久最大化长期平均收入增长，而忽视其他风险和考虑，这看起来有一定的荒谬性。我们来做个简单的思想实验。想象一下，人均国民收入(或某个更广泛的福利衡量标准)在接下来的几百年时间里每年固定增长1%。这个增长率大体上就是近几年来发达国家的趋势人均增长率。如若收入的年增长率为1%，那么70年后出生的人将享受到两倍于今日水平的平均收入。而在200年后，收入会增长8倍。

　　现在，假设我们生活在一个增长得更快的经济中，人均收入每年能增长2%。在这一情形中，人均收入过每35年便可翻一番，增长8倍只需要100年时间。

　　最后，问问你自己，花100年、200年抑或1000年让收入增长8倍对你有区别吗？担心全球增长的长期可持续性和持久性有意义吗？担心冲突或全球变暖会造成灾难性后果从而导致社会在未来几百年内脱轨难道不是更有意义吗？

　　即使你只关心自己的后代，当然你希望他们能够发达，并能为未来社会做出贡献。假设他们比你这一代的福利要好得多，那么，他们的绝对收入水平有多重要？

　　或许许多国家紧抱增长不放的深层次理由来自对国家地位和国家安全的担忧。在1989年的名著《大国兴衰》(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中，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总结道，从长期看，一国相对于对手国的福利和生产力从根本上决定了它的全球地位。

　　肯尼迪将最主要的注意力放在了军事实力上，但是，在当今世界，成功的经济体在多个领域都享受着超凡的地位，世界各国的决策者都无可厚非地纠结于国民经济排名。角逐全球实力的经济竞赛专注于长期增长，这不可不谓不无道理，但如若这一竞赛真是专注于长期增长的中心理由的话，那么我们就需要重新考察完全忽略了这一问题的标准宏观经济学模型。

　　当然，在现实世界中，各国正确地将长期增长视为其国家安全和全球地位的决定因素之一。重债国(如今包括许多发达经济体)需要增长来助自己走出逆境。但是，作为长期战略，专注于趋势增长并不像众多决策者和经济理论家那样无比重要。

　　在面临重大经济不确定的时代，质疑增长的必要性似乎有些不合时宜。但是，我要再次指出，危机正是反思全球经济政策长期目标的好机会。

　　肯尼斯·罗格夫是哈佛大学经济学和公共政策教授，前IMF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