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从不重复，它只是押韵而已。在这里，历史的韵脚是：金钱与贪婪，繁荣与泡沫。

　　在这组阅读专题中，我们试图罗列出你所应该阅读的各个时期关于华尔街、金钱、贪婪与泡沫的图书，并且附以《福布斯》杂志列出的关于金钱的最好的电影。当然，所谓的各个时期，仅是从20世纪的60年代开始（没错，我们喜欢现代，并不会列上那些记录华尔街和资本的整个历史的书），然后一直到2008年我们刚刚亲眼目睹的华尔街大崩溃结束。而且我们列举的仅仅是那些非虚构作品。

　　但它没有包括进加尔布雷斯杰出的作品《1929年大崩溃》和约翰.布鲁克斯的《格尔康达往事》。那段历史有点久远，但非常重要。觉得有必要的读者可以补充上这两本书。还有一个疏漏是，我们也没有列入关于2000年前后互联网泡沫破裂时期记录华尔街的纪实作品。那是包括玛克.米尔克在内的明星分析师崛起和溃败的年代。文学和艺术历来仇视金钱。这当然是显而易见的。

　　一个最简单的理由是，从来没有一个好作家能够成为一个好的资本家，也没有一个资本家能够成为一个好作家。我们早就熟知了马克思（一位终生潦倒的作家和哲学家）的名言，资本的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对巴尔扎克（一位总是被破产和债务威胁着的作家）的警句也不陌生：每一笔巨大的财富背后都是同样巨大的罪恶。在我们生活的年代，华尔街就是金钱的耶路撒冷。因此它也就成为想象中的富有、贪婪和罪恶的集中地。

　　但是仅仅以贪婪来责怪这些数字的狂热爱好者和金钱的孜孜不倦的收集者，显然是片面和不恰当的。迈克尔.道格拉斯在《华尔街》中扮演的内部交易者说： “ 贪婪是好的。” 贪婪确实有它的好处。而说贪婪在推动着世界前进，也自有其道理。毕竟，用一句陈词滥调的话说，资本是“双刃剑”。托马斯.弗里德曼称赞资本的民主化是让世界变平的重要力量——他顺带称赞了垃圾债券之王和贪婪之王迈克尔.米尔肯。

　　永不眠的金钱的魔力， 会让历史继续押着贪婪与泡沫的韵脚前行。无论历史再次重复时是悲剧还是闹剧，它毕竟是在前行，无论你厌弃它，还是赞美它。

　　作为结束的开始——拯救金钱

　　抵达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之后，贝尔斯登的吉米·凯恩希望美联储的官员不要按照字母顺序来要求各家金融机构

　　表态是否支持救市。

　　这是1998年的9月23日。前一天晚上，美联储采纳了时任美林总裁的赫布·艾利森的提案，即“作为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最大交易对手的16家银行各自出资2.5亿美元”，将总共40亿美元投入陷入困境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危机之前整个华尔街造钱机器中的明星，以避免整个金融体系的崩溃。

　　吉米·凯恩在接到美联储官员的通知之后就觉得莫名其妙：“为什么我们要出2.5亿美元？做什么？我们可能会失去这笔钱。我已经看到他们的资产价值从50亿美元跌到5亿美元，这就像银行挤兑。”尽管凯恩个人在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就拥有个人投资，他也曾经是这家“印钞机”的拥趸，但他还是反对营救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确切地说，

　　是反对有贝尔斯登参与的营救。

　　23日的早上，贝尔斯登的执行委员会召开了一个“持续大约四秒”的会议，委员们投票确认了贝尔斯登将会缺席对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营救，“没有一个人说我们应该迎头就是一句：“你他妈的在做什么，吉米？”

　　结果，尽管在接下来的四个多小时中，华尔街的大佬和美联储的官员都竭力施加压力，希望凯恩能够同意贝尔斯登参与援助——用吉米·凯恩的话就是“围殴”，但是贝尔斯登仍然成为惟一一家没有参与救助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华尔街大佬。与之相对的是，雷曼兄弟只出资了1亿美元。

　　按照华尔街流传的“报应”的说法。正是这幕场景导致了贝尔斯登后来被低价收购，以及雷曼兄弟的破产。他们的自私与冷漠激怒了华尔街的其他大亨和监管者们。在其他大佬们看来，贝尔斯登和雷曼兄弟最应该出手援助长期资本管理公司。贝尔斯登当时是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清算银行，而如果放任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倒闭，雷曼兄弟也就距离倒闭不远了。

　　按照贝尔斯登一位资深合伙人的说法：“吉米他们不想和华尔街其他人一起分担这件事情，所以那些家伙会永远瞄准他们，特别是吉米，因为他是一个狗娘养的傲慢男人。”按照华尔街流行的恩怨和报应之说，虽然这些大佬们一直没有得到机会对贝尔斯登和雷曼兄弟进行报复，但是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他们终于做到了：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当然，没有一个当事人会承认这一点，即使是吉米·凯恩。“那只不过是陈年旧事”，他说。

　　作为次级贷款债券的始作俑者之一，危机爆发之前，虽然是华尔街五大投资银行中最小的一家，但贝尔斯登却一直都是遭人嫉恨的明星。2004年8月《巴伦周刊》的封面文章说，贝尔斯登的股价自2000年3月以来翻了一倍，而摩根斯坦利和高盛分别下跌了42%和20%。贝尔斯登的股价表现“远远超过它所有竞争对手”。《财富》杂志将贝尔斯登评选为2004年的年度最受尊敬证券公司。2006年11月贝尔斯登的股价上涨至150美元左右，这让吉米·凯恩成为《福布斯》富豪榜第354位富豪，他也是华尔街这些投行中唯一上榜的高管。2007年年初，公司发布的年报中自豪地指出贝尔斯登在“美国承销抵押贷款证券、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全部贷款和浮动利率抵押贷款领域处于当仁不让的头号地位。”它还是《欧洲货币》杂志评选的“北美最佳投资银行”。

　　这距离贝尔斯登发出“拜托找个人把公司卖掉吧！”的哀鸣只剩不到一年时间。如果不是盖特纳、伯南克和保尔森这些监管者们觉得让贝尔斯登倒闭风险太大，那么华尔街上会有不少人乐于看到贝尔斯登破产。在华尔街上的大部分人，包括财经记者们看来，贝尔斯登的人自私、贪婪、凶悍、唯利是图，活该倒闭，它就应该成为风险的牺牲品。更何况，如果拯救贝尔斯登，就会存在那个大家常挂在嘴边的“道德风险”问题——所谓道德风险，就是如果反正都会有人来收拾残局，那么我们不妨不用考虑风险，拼命去赌。为了避免道德风险，应该避免对市场优胜劣汰的有形之手干预，放任市场去惩罚那些冒险过了火的公司。但摩根大通的杰米·戴蒙则持有不同见解：“就像某个人喝醉了酒去游泳，结果溺水了。这时有人争辩说：‘哦，道德风险，他们溺水了，就让他们去死，这样可以让他们吸取教训’。这个想法很糟糕。”

　　保尔森和盖特纳找对了人。杰米·戴蒙会收购贝尔斯登。当然，政府得为摩根大通的收购提供担保，毕竟戴蒙此举算是帮了政府一个忙。关键是价格。杰米·戴蒙的报价是每股10美元，随后是4美元——此时请考虑一下一年之前贝尔斯登的股价还是每股150美元左右。但是财政部部长保尔森忌讳听到关于道德风险的批评，以及媒体和大众关于拿纳税人的钱来拯救华尔街富人的批评，他决定尽量压低价格。“对我来说这个价听上去有点高，我想应该以一个非常低的价格成交。”保尔森对戴蒙说。交易价格因此被定到了2美元。在电影《华尔街2：金钱永不眠》中，2美元这个价格由恶狠狠的收购者作为报复提出。2美元即是华尔街恩怨的价格，也是“道德风险”的价格。

　　在另一方，贝尔斯登的董事会还在想10美元怎么会变成了4美元，摩根大通负责收购的银行家却通知价格已经变成了2美元，“我们还没来得及抱怨‘怎么是4美元’，他们就回来说2美元了。”吉米·凯恩大发雷霆：“2美元也能算做钱吗？”

　　戴蒙对此的解释是：“买房子和买一栋正在燃烧的房子是两回事。所以贝尔斯登真的不值这个价。”收购贝尔斯登的消息传出之后，《纽约时报》称杰米·戴蒙是“当今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银行家”，《巴伦周刊》高呼：“杰米·戴蒙万岁！”

　　接下来轮到的是雷曼兄弟，正如“报应说”暗示的那样。但是雷曼兄弟的员工却仍然坚信，即便是像贝尔斯登这样树敌无数的公司都能够在政府的支持下，得到摩根大通调整后的每股10美元左右的收购价格——在贝尔斯登主要股东的压力下，杰米·戴蒙和摩根大通被迫上调了买这栋“正在燃烧的房子”的价格，这也让财政部长亨利·保 尔森大为恼火。

　　不过即使是杰米·戴蒙，收购贝尔斯登之后被视为当代摩根的杰米·戴蒙，5个月之后也对华尔街面临的形势大为惊讶。同在华尔街上的十几位大亨到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参加完救助雷曼兄弟投资银行的研讨会议之后，他对自己的同事们说：“我们必须马上为雷曼申请破产做准备。还有美林……美国国际集团……摩根斯坦利……可能高盛也会申请破产。”他的同事们都惊呆了。这无异于世界末日的场景。

　　贝尔斯登被收购仅仅是一个开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雷曼兄弟的C E O 富尔德曾经迅速地在脑子里转过由雷曼来收购贝尔斯登的念头。在《纽约时报》记者安德罗·索尔金的《大而不倒》中，雷曼的破产之路占据了其中绝大部分的篇幅。安德罗·索尔金也是第一个报道出摩根大通对贝尔斯登的收购价格会调整的记者。

　　富尔德在美国政府和保尔森的帮助下试图挽救自己的公司。他向奥马哈圣人巴菲特求助过，但是被不相信雷曼和华尔街人的诚实的巴菲特拒绝了。而且巴菲特在整个过程中一直怀疑富尔德和雷曼兄弟利用自己的名声在吸引投资者。富尔德也尝试着向摩根斯坦利兜售雷曼的部分资产。美国银行也是个有希望的收购者——可惜最后美国银行选择收购了另外一家华尔街上的大投行美林。巴克莱曾经对收购雷曼有浓厚的兴趣，只是最后被英国监管者给否决了。最后一根稻草是希望借收购来在世界投资银行界拥有话语权的韩国发展银行，可是这场收购同样破产了。整个过程中都充斥着阴谋、欺骗、背叛、傲慢、沮丧和无奈。

　　也许富尔德和雷曼人直到最后都不敢相信政府会拒绝出手帮助他们，而会让他们破产——尽管杰米·戴蒙用自己惊人的直觉预料到了这一点。似乎没有人能够理解美联储和财政部既然选择了拯救贝尔斯登，为什么不继续拯救雷曼兄弟。但是保尔森还是决定这么做。后来保尔森在自己的自传中承认，他并没有估计到让雷曼兄弟破产会有多大的负面作用；与此同时，他也需要冒险一步，让那些政治上的反对者认识到问题究竟有多严重——他们整天吵嚷着，不能用纳税人的钱来为华尔街贪婪的富人的愚蠢行为买单。和他在高盛工作时期不同，在华盛顿，保尔森不仅仅要考虑那些华尔街大亨们的荣誉和生死，关心他们都在想什么（为此他甚至向他一直不喜欢的富尔德主动伸出友谊之手），他还需要考虑所谓的政治因素，后者甚至要耗费他更多的精力——即便如此他还是一直被认为是一位不懂政治的财政部长。

　　保尔森需要获得国会给予的大额度的授权，用他的话说就是，如果人们知道你手中拿着的是一个水枪，那么你就不得不经常使用它；可是如果人人都知道你手上拿着火箭筒，那么你可能根本就不需要使用火箭筒。他希望国会能够让他手持火箭筒——大家后来都见识了火箭筒的威力，那就是两家抵押贷款巨头房地美和房利美被国有化、世界上最大的保险公司美国国际集团由政府接管，接管的范围甚至从华尔街蔓延到了底特律。雷曼兄弟的倒闭让保尔森得到了这个威力巨大的金钱火箭筒。不过，正如保尔森在自己的自传《峭壁边缘》中所说的，他希望自己永远也用不到这个火箭筒，他最大的噩梦就是自己会以一个政府干预者和救市者的形象留在美国金融史上——因为他本人、一个华尔街的前大亨，正是一个坚定的自由市场信奉者。

　　“报应”和“阴谋”的说法对人们的注意力有磁铁般的魔力，因为它增加了危机的戏剧性。记录了贝尔斯登毁灭过程的记者威廉.科汉说，直到最后一刻，贝尔斯登的大佬们仍然相信，是谣言和对冲基金们毁掉了贝尔斯登。吉米·凯恩直到被迫离开贝尔斯登时仍然在说：“我们时至今日还在考虑阴谋论，到底是谁做了什么，我们想看看他们能否找出到底谁是凶手，是否能证明这一切。”作为雷曼任期最长的CEO和华尔街上最强硬的人物之一，富尔德也是如此。他相信所有那些做空者们的故事，他们的狩猎者聚会。他曾要求高盛和他一起谴责那些对冲基金。可是高盛拒绝了——如果不是生死攸关，谁会疯到要去电视上谴责自己的客户。

　　另外一种说法则不那么有吸引力。贝尔斯登的合伙人保罗·弗里德曼说：“我们自己就是真凶。是我们自己造成了这一切。我们把自己置于一个会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的局面里。让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同时我们并没有设法去阻止它，也是我们自己的错误。”他认为贝尔斯登毁灭完全是公司高层管理不善的原因。同样，在《大而不倒》中，我们也能看到富尔德直到最后时刻仍然秉持着一种傲慢和天真的态度来面对自己遇到的灾难。比如他希望保尔森能够和军方交涉，让自己的私人飞机得到俄罗斯人的允许飞过俄罗斯领空，这样可以尽快回到国内处理雷曼的问题。挂掉电话之后保尔森苦笑着说：“我自己的飞机都不能做到这一点。”在美国国际集团、花旗银行都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花旗银行的前任CEO，曾经最闪耀的商界明星之一桑迪·威尔也为自己在挑选接班的问题上出口道歉。

　　对外界而言，失败的原因可以简单的被概括为一些带有道德含义的词语，比如贪婪和自大。索尔金说，“这其实是一个关于人类劣根性的故事。”贝尔斯登的艾伦·瓦茨说：“贪婪也是其中一个因素……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要为此负责。我们都犯错误了：政府、评级机构、华尔街、商业银行、监管者、投资者、每一个人。”无论如何，真正悲哀的是，所有这些失败的原因都是永恒的：秃鹫式的攻击者、内部的失败和人性的贪婪。正如老话所说，如果人类没有缺点，那么历史就不存在了。

　　1960年代沸腾的年代,对于约翰·布鲁克斯而言，他所描写的东西正是他深恶痛绝的东西：里面充满着贪婪、野心、毫不在意和有计划的诈骗。

　　在《沸腾的岁月》中，他有意将1969年至1970年的大崩盘同1929年的大崩盘进行比较。他用他所能想到的最优雅也最恶毒的方法来攻击华尔街人在其中的表现。他引用卡尔·马克思的论断，当历史第一次重复时是悲剧，第二次则是闹剧；他引用桑塔亚那和普鲁斯特，“1929年商业和金融业表现出来的征候，已经足以让人们不但赞同桑塔亚那的观点，也就是忘记历史的人必将重蹈覆辙，而且赞同普鲁斯特，从某个角度看，他写过的一部书似乎通篇都在说人类从经验中学习的能力不过是假象”。毫无疑问，他想说1969年到1970年的大崩盘也是如此。他细致的指出了这两次崩盘的共同点：崩盘前金融巨头们反复强调类似的金融危机不可能再出现，因为联邦储备系统具有保护作用；一些掌握内部消息的人，图谋利用内部消息和市场技巧操纵股票价格，从而欺骗公众；崩盘都都导致了“疯狂的相互指责”……

　　约翰·布鲁克斯令大多数普通人欣慰，他站在一个道德高度，以居高临下的态度描述这一切，指出他们是多么面目可憎，他像一位优雅的绅士一觉醒来发现世界突然不同时那样大发雷霆，“几代人以来，华尔街的气氛就是要展现美国最无情、最冷酷、最卑鄙的东西”，“只有很少的植物在那里生长，人也一样。当华尔街的国王们在高高的窗户后面经过过滤的空气里表演他们的经典戏剧时，华尔街的陪臣、奴仆和侍女们却连能够让生活变得可以忍受的微小满足感都没有。他们不能理解的数字和机器把他们变成了傻子。当人们从通往百老汇和华尔街的地铁上下来时，已经精神沮丧。男人们面部紧绷，显得全神贯注。漂亮的女人们在不知不觉中发胖”。

　　在这位《纽约客》的作家看来，20世纪60年代在这里上演的是一出凸现人性的戏剧，这个屏幕比生活更宽广，这里上演的是“以占有、统治、归属为主体的高尚、纯粹的道德剧”。

　　在《沸腾的岁月》开场时登场的是得克萨斯州的企业家亨利·罗斯·佩罗。佩罗是一位销售天才，当他在IBM任职时，他只用一个不到一月就完成了公司给他的销售配额。随后，他组建了一家名为EDS的公司，公司依靠为政府医疗保障系统开发计算机系统牟利。华尔街上的银行家们很快盯上了佩罗，竭力鼓励他上市。真不知道这个“心灵纯粹的道德理想主义者”是如何被说服的，反正，华尔街将佩罗变成了大富翁。对于佩罗而言，华尔街是他这种清教徒的地狱，但同时也是令人不可思议的财富源泉。而他所做的，只是“来到地狱，并且征服了地狱”。不过，好景不长，他成了1970年股市崩盘的象征性人物，1970年4月22日，40岁的佩罗股票投资在账面上损失了4.5亿美元，这一损失，是美国五大慈善基金以外所有慈善基金的总资产，比除纽约以外的任何城市的年度福利预算都多，可能是工业革命以来，人在一天中所能遭遇的最大损失。

　　接下来，布鲁克斯开始解剖这十年的华尔街，如何种下恶果，他一面着手描述机构的变革，比如美国证券交易所和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变化，一面把目光投向那些败坏市场的人。

　　对于布鲁克斯而言，华尔街的大人物可以分成两种：来自华尔街以外的充满征服欲的人和天生就属于华尔街的人。败坏华尔街的人大多是前者，他们渴求金钱和权力，把华尔街当成竞技场和赚钱工具，善于利用华尔街的规则，并且不惜破坏规则以获取金钱，他们通常会成为最富有的人；华尔街的变更力量大多数来自于后者，他们“有些奇怪”，“他们通常对金钱漠不关心，却从未想过要离开华尔街”，他们会努力把华尔街改造得更理想，也就是更不肮脏、更人性。

　　在美国股票交易所稳坐第二把交椅的杰克逊就是后者的典型代表。华尔街的少壮派们团结在道德感极强的杰克逊身旁，他们利用媒体和司法机关向掌控交易所的“统治集团”发起冲击，希望改革容易出现交易漏洞的交易所，尽管这种努力，“像是朝着尼亚加拉大瀑布小便”。偶然的胜利来源于一位金融犯罪人员的招供，他和证券交易所高层存在微妙的贿赂关系，这样一来，少壮派们掌控了局面，证券交所得到变革。后来，争取要对市场加强监管的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富有道德感的多位官员，也都属于后者。他们一心想把华尔街朝着理想目标改变。需要注意的是，并不是只有机构官员才是变革者，杰克逊本人也是交易商出身。

　　而那些想去征服华尔街的人，对失败者而言，无论对他们还是对市场都是一场悲剧，而成功者则成为财富的神话。最后的盖茨比——吉尔伯特是位悲剧人物，他和自己的同盟者大量持有的股票价格下跌，而他再也没有现金来收购其他人抛售的股票，以维持这支股票的价格稳定。市场的打击令他身败名裂。

　　征服者们前仆后继。在1960年代登上华尔街舞台的新鲜面孔有年轻的基金经理和令很多企业颤抖的企业狩猎者——“联合企业财阀”。出生于中国的小杰拉尔德·蔡是前者的代表人物，他在投资公司富达管理研究公司迅速崛起，“杰利·蔡在买入”成为华尔街疯狂抢购一支股票的信号，他的魔力让他能使一家公司的市值在几小时内增加或减少数亿美元，他身不由己变成一位股票操纵者。

　　华尔街对于新生公司的追捧，使得这些公司敢于向一些备受尊敬的老牌公司发出收购要约。在1969年，泛美世界航空公司和古德里奇轮胎橡胶公司就收到了公司暴发户的威胁。而最早从事计算机租赁，随后在华尔街备受欢迎的公司新贵里斯科，就把目光投向了化学银行。于是，一场狩猎者和反狩猎者之间的争斗就开始了。里斯科是华尔街的宠儿，而化学银行则一贯享有盛名。里斯科的拥有者斯坦伯格就是典型的华尔街征服者和冒险家。虽然最终收购失败，但是件事情却让大多数人对华尔街的威力不寒而栗。布鲁克斯将这十年视为一场狂欢，高潮就是1970年的崩盘和开头所讲的佩罗的损失。而他所做的，只是用他的华丽笔调将这十年叙述出来。他声称华尔街能变成另一幅模样，“把自己变成毫无人性的全国性售货机”，但毫无疑问他是个拙劣的预言家，贪婪、野心和欺骗仍然活跃在华尔街，它所展现出的人性不加掩饰。

　　1970年贼巢

　　在《凌志车与橄榄树》中，托马斯·弗里德曼提到了曾令华尔街闻声颤抖的一个名字：迈克尔·米尔肯。这位专栏作家和畅销书作者是以不无赞许的口气提到米尔肯的，“这个资本的民主化真正出现爆炸是在80年代。一位才华横溢、活泼机警但绝对腐败的操纵低级股票的行家迈克尔·米尔肯，将阻碍资本民主的最后一个栅栏搬开。”对迈克尔·米尔肯和华尔街那段“贪婪年代”的描述，正是詹姆斯·斯图尔特的成名作。《贼巢》让这位《华尔街日报》记者一举夺得普利策奖，并且成为美国最炙手可热的畅销书作家和财经记者。

　　1946年出生在一个会计师家庭的迈克尔·米尔肯后来被证明是一个天才。在从著名的沃顿商学院毕业之后，他成为一名债券分析师。1971年，25岁的米尔肯在自己的领域内发动了一场革命，“将阻碍资本民主的最后一个栅栏搬开”，随便为自己赚的大量金钱，并消灭了数家公司。

　　造成这一切的原因是他发现了垃圾债券。这些信用评级很低的垃圾债券一贯被华尔街漠视，但是米尔肯却计算出，投资垃圾债券所要付出的风险并不大，但是却能获得相对高的收益。他在自己的公司中成立了专门经营垃圾债券的部门。六年之后，他成为当之无愧的垃圾债券之王，他控制的垃圾债券市场份额超过了25%。与此同时，米尔肯为公司收购提供融资服务。只要这位金融业的新帝王同意为一项并购项目提供包销债券的融资服务，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就会发出一封信，声称公司有高度信心为企业并购提供所必需的资金。没有一家公开上市的公司能够在米尔肯发出这封信后，逃脱被收购的命运。

　　米尔肯所组织的垃圾债券交流会，被称为“掠食者的聚会”，围绕着米尔肯和“掠食者的聚会”，1980年代的华尔街形成了一种新的秩序，在这种秩序中，米尔肯是国王，在国王的支持下，没有什么事情在华尔街是办不到的。

　　因此，当丹尼斯·利文——掠食者聚会的参与者之一，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常务董事丹尼斯·利文被指控“利用投资业务员的工作之便，根据非公开信息买卖证券，进行内幕交易”时，米尔肯几乎对此不屑一顾。德莱克赛尔公司的人说，“这就像一辆受损的汽车，你找几天慢点开，过后就可以再次飞驰。”詹姆斯·斯图尔特加的注是什么都不能阻挡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为所欲为。

　　而当这个王国覆灭之后，斯图尔特的评论是，“历史上曾发生过不少重大的金融犯罪，如从‘列车大盗’到股票操纵阴谋，这些犯罪直接促使了国家各种证券法律法规的出台。但是，任何具有可比性的金融犯罪与这场犯罪相比都相形见绌。在这场犯罪活动中， 犯罪分子的非法收益数量之巨，大多数外行人都难以理解。

　　丹尼斯·利文是一条小鱼，承认在内幕交易中非法所得1250万美元。伊凡·布斯基被罚没１亿美元，现在没有人敢说这个数字接近他几年来非法收益的总数。还有迈克尔·米尔肯，他的犯罪活动比单纯的内幕交易更复杂，更独出心裁，也更为野心勃勃。1986年，米尔肯从一家多年参与非法活动的企业获得5.5亿美元的薪水和红利。当他最终对六项重罪供认不讳时，同意交纳６亿美元的罚金，这个数字比证券交易管理委员会一年的预算总额还要大。”

　　但是米尔肯的支持者们显然不这么认为，在法庭审判米尔肯期间， 《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上，整版的广告被他那些富有的支持们买下来，写下对米尔肯的赞赏和支持语言。

　　将近四年的审判长后，米尔肯认输服罪，接受了10年监禁和数目惊人的罚金，并且禁止他再从事金融业。但是到了1993年，米尔肯服刑两年之后提前出狱，并且创建了一家成功的教育公司。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他在出狱前被查出患上前列腺癌，出狱后他立即成立了一个前列腺癌基金，到２００５年基金已经融资超过３亿美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前列腺癌研究的私人赞助机构。

　　米尔肯还没有选择为自己辩解，辩解之声都来自于他人。但无可否认的是，米尔肯是对华尔街历史影响最大的人之一。不过，无论最终对米尔肯这段金融生涯的评价如何，都不会影响詹姆斯·斯图尔特那本杰出的《贼巢》成为描写华尔街最杰出的著作之一。

　　1980年 说谎者的扑克牌

　　这本描写上世纪八十年代华尔街文化的经典作品今天读来仍然妙趣横生。迈克尔·刘易斯本人身份特殊，在他成为作家和报刊撰稿人之前，身份是所罗门兄弟公司的交易员，而所罗门兄弟公司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则是华尔街最大的债权交易商。《纽约时报》对迈克尔·刘易斯的评价颇有讽刺意味：“迈克尔·刘易斯写东西就像他做债券推销员一样成功。也许是因为这两项工作都有一个共同要求：把故事讲得娓娓动听。”

　　把故事讲得娓娓动听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是夸奖，但对于一位债券推销员就未必。一位债券推销员必须把谎话撒得完美无缺，才能成功地把债券卖出去。迈克尔·刘易斯在所罗门兄弟公司做的第一笔交易，就是把一笔债券卖给了一名德国银行家，随后债券下跌，害得这名银行家丢了工作。按照常理来说，所罗门兄弟公司这种通过把损失转嫁给客户来为自己解套的方法，会让这家公司逐渐失去自己的客户，但是在华尔街，一句著名的话是，“顾客都是健忘的”。这也就意味着，顾客都是可以被欺骗的。

　　交易员们最擅长进行这种欺骗。他们平时所玩的游戏名叫“说话者的扑克牌”，这种游戏说来其实很简单。如果有四个人（人数可以多到10个人）一起玩，四个人每个人拿出一沓美元，将美元用作扑克牌，每人从中间抽出一张，然后大家来赌钞票序列号上的数字数量。每个人都竭力欺骗别人，去赌这些钞票序列号里有几个7几个3等等。这是一个数学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欺骗和双向欺骗的问题。

　　除了欺骗之外，对于一家华尔街交易商而言，里面还有许多有趣的东西，比如：贪婪和忠诚感。

　　所罗门兄弟公司在八十年代的兴起和衰落就是围绕着这两个词语展开的。公司最赚钱的部门是抵押证券交易部，因为所罗门兄弟公司率先开展了这项金融衍生业务——将抵押贷款拿来交易，他们几乎垄断了这个市场。该部门的负责人拉尼埃里对所罗门兄弟就有一种忠诚感。这种忠诚感来自于19岁时发生的事情。19岁的拉尼埃里因为家人生病，摊上了一大笔自己无法负担的医药费。他很无奈，对公司的一位合伙人讲了自己的困惑。这位合伙人对当时名不见经传的拉尼埃里说，你不必考虑这个问题，公司会负责的。出乎拉尼埃里的预料，所罗门兄弟公司替拉尼埃里支付了他自己无法负担的巨额医疗费。全部原因可能仅仅是因为，这位合伙人的信念中有这一条：公司应该替自己的员工解决他们无法解决的麻烦。结果拉尼埃里对所罗门兄弟公司产生了一种无法替代的忠诚感，一直到他后来为这家公司赚来的钱达到一个天文数字，他领导的部门是这家公司收入的最重要来源。

　　可惜这种忠诚感最后被轻而易举的破坏。贪婪取代了忠诚成为要在这家公司立足的最重要品质。那些承诺不会让一个人失业的公司高层们眼睁睁看着自己所属部门被整个裁掉，尽管他为此狂怒不已。精明的交易员们开始和公司讨价还价，他们把“说谎者的扑克牌”中的技巧用在对付公司上，隐藏自己的底牌，索要高薪。最后，抵押证券交易部的人几乎全部被华尔街上的其他交易商高薪挖走，因为忠诚感在所罗门兄弟公司已经毫无价值——忠诚意味着你拿着低薪，而且同时随时可能走人。迈克尔·刘易斯最终讲述的是一个关于欺骗、忠诚和贪婪的人性故事，而不是高级的数字游戏。和我们在中文报纸上看到的不同，大部分商业都应当是关乎人性的，它讲述人性中的美德和卑劣，讲述贪婪和慷慨，讲述忠诚和背叛，讲述欲望和流言。

　　《贼巢》讲述一个平民出身的孩子如何变成华尔街之王，迈克尔·米尔肯如何将平民思维引入华尔街，最终又让整个华尔街颤抖不已（迈克尔·米尔肯像司汤达的于连）；《迪斯尼战争》讲述一个公司领导人的统治欲与自大狂如何膨胀到自我沉溺（艾斯纳像莎士比亚的李尔王）；《房间里最精明的人》讲述的也是一个类似于忠诚和贪婪的故事，鼓励贪婪的公司文化毁掉了个人对公司的忠诚（安然像陨落之前的雅典城）；《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升腾于陨落》讲述的则是一个人的数字理性如何落败的故事；《最后的银行家》则讲述傲慢与偏见如何毁掉欧洲最著名的银行……

　　或许我们该牢记这一点，大部分商业都关乎人性，这样，整个商业就会变得动人，而商人也就不会自信到自大。

　　1990年代上半期 泥鸽靶游戏

　　当帕特诺伊第一次从学校出来，参观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交易大厅时，他以为，这就是整个金融市场的中心。后来，当他成为这些阿尔·贝尔所说的金童子的一员时，他自己认为自己发现：在90年代，华尔街的风暴中心不是在证券交易所的大厅，而是金融衍生产品的交易厅，是衍生产品经纪们所待的格子间。

　　在摩根斯坦利这个世界知名投行的内部架构中，老式的银行家是新兴的金融贵族，所谓的新兴市场专家（新兴市场是对欠发达国家的委婉称呼，这是华尔街的金融人绞尽脑汁才想出的最好听的称呼）和衍生金融产品销售专家们嘲笑的对象。那些西装革履的投资银行家赚取的利润也并不如我们想象中那样多。举个例子：《门口的野蛮人》所描述的RJR公司杠杆收购案是90年代华尔街最大的公司收购案例，但是摩根斯坦利在MX——一种主要是在日本销售的衍生产品，中赚取的佣金和摩根斯坦利在RJR收购案中赚取的佣金十分接近。而MX所要耗费的时间和精力都要少很多。也许这就是为什么衍生产品的经纪人可以在聚会时候尽情嘲笑那些“此刻正喝着红酒，西装革履”的银行家。

　　更低一级别的是分析师和秘书。帕特诺伊说：分析师和秘书的工资，在摩根斯坦利的成本收益核算中，都是属于四舍五入的部分。如果还要更详细的分级。那么，最低一级的应该就是少数民族和女性。只有少数的黑人和黄种人能够在摩根斯坦利立足。女性更少，而且得保证你要不就是和男性一样，要不就是玩物。你必须得忍受无穷无尽的性骚扰，你得习惯自己的上司或者某个富有才华的经纪人在交易大厅就提出的性交要求，你必须学会接受同事们拿一些类似于生殖器的食物给你。

　　好了，接下来我们要了解的就是泥鸽靶游戏的内容了。这里不需要数学公式，更多的是瞄准射击。这也是为什么在衍生产品部，摆在桌子上的数学刊物最终都被军事刊物取代了。经纪人们醉心的是血腥感。这种血腥感来自于“撕掉客户的脸”，让客户蒙受损失而自己赚取佣金。所有这些的全部要诀似乎就在于把某种没有人的债权通过一家信托公司或者临时注册的信托公司包装，然后想法设法拿到标准普尔的高评级，这样就可以确保把它们都买出去。这些有着各种名字的金融衍生工具可能和各种外币的汇率都有关系。但是当然，这是你在买它们的时候根本看不出来的，公共基金经理们会一直以为自己购买的只不过是有美国财政部担保的国债而已。

　　这个游戏太复杂。以至于没有人能够讲的清除它的每一个细节。而众多的投资人和财经记者则根本不知道很多金融衍生工具买卖的存在。

　　困惑着这些经纪人的还有自己的道德感。在一次聚会中，他们互相问：如果给农产品施肥的工作也能够拿到相同的钱，还会愿意做这份工作么，答案是几乎没有。在这里工作，一年可以拿到600万美元，可以让你很有钱。是的。但有钱的混蛋也不过十混蛋而已。可是话又说回来，如果一份工作除了让你变成混蛋之外其他什么损失也没有，而会多了600万，你为什么不保持呢?

　　很难判断金融衍生产品对市场究竟是天使还是魔鬼，尽管它已经带来了灾难。就像垃圾债券把米尔肯送进了监狱，可是在米尔肯之后，垃圾债券却仍然活跃。而《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的两位作者对它也进行了正面的评价。毕竟垃圾债券有助于一些高风险企业拿到融资。索罗斯认为衍生产品是金融市场的灾难，可是莫顿和舒尔茨是依靠这个拿到诺贝尔奖金的。尽管他们供职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在拉美金融危机中被摧毁。

　　泥鸽靶游戏仍然在继续。帕特诺伊似乎觉得我们所能做的似乎只能是在不知不觉中陷入风险。不过在中国，所有这些还都不存在。也许一个不发达的金融市场的好处就在于我们在不享受优点的同时连风险也避过了。因为这一切根本还没有能够存在。

　　1990年代下半期

　　赌金者：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升腾与陨落

　　在1998年9月向美联储求救之前，长期资本管理公司一直是人类理性的骄傲和华尔街上最成功的赚钱机器。

　　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成立于1994年2月，由所罗门兄弟公司的天才交易员约翰· 麦利威瑟创建。约翰·麦利威瑟从所罗门兄弟公司学到一个简单的道理：千万不要放弃你的损失，直到它变为你的盈利。

　　这句话也可以被理解为，在资本市场上，从长远来看，只要你有足够的资金和耐心，你短期内的损失总有一天会变成盈利。麦利威瑟是一个天生的领导者，在他周围，凝聚着一批在某些方面极具智慧，但是却在另外一些方面比如社交上具有重大缺陷的人。在所罗门兄弟公司时，他就能把自己领导的部门营造成一个封闭的天堂，一群数字天才和投机天才们在其中优哉游哉，只需要专心做好证券交易，而无需考虑公司中任何成员都必须面对的繁琐事务。

　　数字天才们先后加入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其中有两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和一位前联邦储备委员会副主主席。罗伯待·莫顿和迈伦·斯科尔斯，这两个名字在现代金融学名人堂中占据着显赫位置，他们分别在1994年和1997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同时必须注意的是，斯科尔斯是在长期资本管理公司任内获得的诺贝尔奖金，而且，同他更专注于学术的老师罗伯特·莫顿相比，斯科尔斯对于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更为投入。他认为，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是他金融理论的最好试验场。另一位显赫成员戴维·默林斯在美联储工作期间，曾经被认为是格林斯潘的继承者。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黄金阵容让它当之无愧的成为华尔街最显赫的对冲基金公司。

　　它在成立之后的发展速度也让人侧目。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成立时的主要投资者是欧洲最大的银行瑞士联合银行和华尔街最著名的券商之一美林证券，成立时的总资产为13亿美元。按照协议，投资期限至少为3年。1994年当年，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投资回报率为19.9%，1995年这一数字上升为42.8%，1996年仍然保持在40.8%的高水平。1997年底，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资产增值为75亿美元，在1997年12月，客户赎回了27亿美元，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在1997年底的实际管理资产为48亿美元。

　　尽管如此，但是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却能操纵高达1250亿美元的资金。由于长期资本管理公司令人敬畏的黄金阵容和它在1997年之前超过40%的投资回报率，银行争相将资金借贷给这家基金，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因此而获得了几乎是无穷大的融资额度。

　　它获利的另一个原因是长期资本管理公司也进行了金融创新——用今天的时髦话，它在金融市场上发现了自己的蓝海。它在当时无人关注的利率互换市场中套利——只要有东西的价格被低估，有东西的价格被高估，都可以为投资者创造盈利机会，只是之前从未有人想到要在利率市场利用利差来赚钱，因为利差看上去如此之小，除非有像长期资本管理公司那样的大手笔，很难赚的盆满钵满。

　　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所坚持的其实是一个常识，即一切事物的价格，无论是发展中国家发行的债券还是卢布对美元的汇率，终究都会回归到与其价值相符的价格，而在大多数时候，它的价格和它应有的价值并不相符。而在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数字天才们看来，他们构架的模型，能够预测金融市场的风险走势，从而达到控制风险并盈利的目的——这也跟两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对人类数字理性的极度自信和推崇有关，他们相信自己能够预测并控制围绕着正当价格波动的实际价格走向，能够预测并控制风险。用《金融时报》的话说，长期资本管理公司“以为自己绝顶

　　聪明，并且决不可能失败”。

　　但是，“长期资本的火箭科学在发射台上发生了爆炸”。由于华尔街上的同行们纷纷效仿长期资本管理公司进入利差投机，蓝海变成一片红海，天才们必须迈入新的领域，无论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还是客户的利益——远高于一般基金管理公司的高额手续费和从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本身获得的股权收益，让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管理者和一般员工都很富有。他们将眼光投向了债券。他们认为价格被高估的债券，比如美国债券和德国债券被大量卖空。而发展中国家的债券价格则被低估。结果，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德国债券和美国债券等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做空的债券价格进一步上升。许多类似的错误将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推向毁灭。

　　常识只能在一个足够长的时间内发生效力，而在科学计算风险时，人的情绪波动和恐慌引起的反常行为却不能被计算。用前美国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的话来讲，我们生活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天才们试图去做的却是将这个世界确定化。在《赌金者》的作者看来，这是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失败的源泉：它是一种过度理性化所引起的失败。